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下午，梅花岭脚下的74军工兵营突然喧闹起来。刺耳的防爆车马达声混着寒风，士兵们抱着箱箱炸药，在泥泞小道上来回奔走。没有人敢大声说话，偶尔传来一句低哑的提醒：“动作快点，夜里九点开工。”这场“夜间演习”，其实只对付一个死人——汪精卫。
当晚暮色降临，军方高层在南京召开简短会议。何应钦摆出一张略带怒气的脸，他手指地图，话却压得很低：“委员长不希望再看到那个汉奸牌位同总理相对。务求一击命中，别留尾巴。”话音未落，众人默默点头。有人担心惊动南京城中百姓，何应钦挥手：“演习的名义足够。”于是，迁都前的第一把火药已经埋下伏笔。
炸陵只是终章，要理解这出戏得把时针拨回十一年前。那年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四届六中全会。十一月一日的开幕式本要风光无两，结果因细节混乱闹得不欢而散。汪精卫为请蒋介石合影，气鼓鼓地下楼，却遇上了三声枪响。刺客孙凤鸣原本想对准委员长，阴差阳错，三颗子弹全部打在副总裁身上。两颗子弹被取出，第三颗残留脊椎，像一根毒刺日夜折磨着受伤者，也一步步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自此以后，汪精卫的政治心态更趋破败。东北已陷，华北告急，他公开迎合“以和平换生存”的调子，为日方张目。骂名沸腾，他却自觉“过渡求全”，还以为自己是拯救民族的“现实主义者”。可到了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云压境，东京勒令汪伪政权征二十万劳工。抓不到人，他被松井久太郎喝令当场表态，紧张之际跌倒楼梯，钉在骨头里的那粒子弹狠狠撞进肉里，剧痛让一代政客面色惨白，连日文敬语都说不利索。
此后，名古屋帝大医院的灯火伴着汪精卫熬过了两个冬夏。三次手术，两次高烧，医学生做实验似的针扎管插，他始终不敢回南京，唯恐回去后被看破虚实。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战局彻底倾颓，美机日夜轰炸，医院躲进地堡。潮气、药味、痛楚一并袭来，这位曾自号“革命健将”的老病号只剩喘息。临终前，他抓着陈璧君的手说了句：“我要守在总理身侧。”连护士都听出那话里的负罪与妄想交织，却没人多言。
棺木由日军护送乘“海鹅号”返抵南京。梅花岭的选址过程拖拖拉拉，没人愿替大汉奸挑风水。最后几位被扣下的相术先生被逼着定点，选在了与中山陵仅隔一条山脊的顶坡。五吨碎钢混凝土封顶，厚壳如碉堡；伪政权夸口“千秋万载”，殊不知这反倒方便了毁墓者，只要火药足够，殉葬的花岗石也只是助燃。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殡。伪政府摆出国葬架势，马队开道、校鼓合鸣。一万余名学生被塞进送殡行列，每人发罐头和二十元中储券作“车马费”。人群拥挤中，陈璧君趁撂棺前，悄悄把一张写着“魂兮归来”的纸条塞入丈夫礼服内袋。她念了句低不可闻的祝祷，便随众人离场。那情景，在场者说：“像戏里演的，可惜是场悲喜剧。”
战争结束后，重庆政府重返南京。梅花岭那座陵墓成了难以启齿的刺眼存在。蒋介石心知百姓忌讳掘坟，便借“炮兵校射”来掩护清除。暗令下达，工兵营在夜色中凿出数十个炮眼，150公斤硝化炸药分点埋设。凌晨两点，指挥官压低帽檐，手一挥，火线点燃，闷雷滚过山谷。
墓壳裂开，却比想象中更易崩解——厚重混凝土被炸得像豆腐渣。塌陷处闪着火星，碎石滚落，露出暗红漆棺。几名士兵抬杠杆撬开盖板，只见遗体完好，黄缎包裹，西式礼帽端端正正。空气里弥漫草木灰，脸上的胭脂色却已暗淡。探手去翻口袋，一个兵士抽出折叠纸片，昏黄手电一扫：“魂兮归来”，隽秀四字，落款“璧君”。旁人愣了数秒，随后把纸条塞回，用麻袋捂好鼻子，开始搜检遗物。
木匣角落又翻出几册薄薄手稿，封面题“自嘲”。内页墨迹模糊，只能辨出“天涯无处不怨尤”一句。有人嘟囔：“这老贼也知道怨尤？”同行军官摆手：“少废话，赶紧收尾。”木棺抬上卡车，直接运往清凉山火化。炉火一开，鼓风机呜呜作响，火舌卷起纸片，四字像火燕在黑夜中闪了闪便被吞尽。
墓坑当晚就被夯平，随后盖起一座小亭，石匾写着“观梅轩”。次日晨雾未散，晨练的行人脚步停在新铺的鹅卵石上，无人敢多问。一波余浪仍在。汪家女眷涌到南京府衙叫屈，哭声划破大堂檐瓦。守卫端枪，冷声一句“再闹就以袒护汉奸论处”，人群便作鸟兽散。事情不了了之。
有意思的是，当年参与爆破的老兵晚年提起此事，常说一句：“那天夜里风很冷，可炸药点燃时，山上却热得像在开炉。”旁人追问纸条，他只摆手：“那四个字啊，真像是给山鬼写的。”
历史并不吝啬警示。汪精卫从诗人、革命志士直到沦为日伪傀儡，抉择错一步，全盘皆输；陵墓虽坚，依旧被夷为平地。生前的虚名、死后的排场，在炸点前瞬息灰飞，这结局让人想到一句市井俚语：“走错了道，千金棺也挡不住一块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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