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越南新任领导人托兰首次出访选择北京，与中方会晤签署14项合作协议，涵盖铁路、农业和金融等领域。那一刻，越南媒体报道中强调双方构建命运共同体，标志着关系进入新阶段。
但如果追溯到2010年代中期，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多次与我国发生摩擦，民间反华情绪高涨，甚至出现游行示威。
为什么短短几年内，越南从警惕转为主动接近？真实原因在于经济捆绑、地缘压力和外交调整的合力推动。
经济因素构成了转变的核心基础。越南制造业高度依赖我国供应链，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600亿美元，越南对华逆差超过1150亿美元。
这种逆差反映出越南电子和纺织产业对我国中间产品的需求，三星等外资企业在越南设厂，但核心零部件如芯片和模组七成以上从我国进口。
越南承接欧盟订单时，每美元产值需从我国采购0.7至0.8美元材料，这直接支撑其出口总额达4740亿美元。
如果脱钩，越南工厂将面临停产风险，失业问题在河内周边扩散。
2026年初，越南对华进口额再创纪录，达190亿美元，推动本土产业从简单组装向技术升级转型，本地组件比例从四成升至六成。
军事领域的差距也促使越南重新评估立场。2025年7月，中越联合军演“携手同行-2025”在中越边境展开，越南军队首次近距离接触我国信息化装备。
越南陆军主力仍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T-54坦克，在演习模拟中，这些老旧设备面对我国无人机集群的侦察和打击，通信系统暴露弱点——越南士兵依赖老式电台，而我国部队通过北斗系统实时共享战场情报。
演习场景包括边境巡逻，我国后勤体系能在几小时内投送重型部队，越南则因训练不严难以应对高强度对抗。
越南空军仅装备35架苏-30战机，与我国隐身战机和高超音速导弹相比，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单兵装备上，我国集成加密通信和智能设备的士兵，能在复杂地形中实现信息共享，而越南仍停留在70年代水平。
南海和边境地区，我国完善的基建保障体系提供快速响应能力，越南军队内部问题如商业化倾向，进一步削弱其现代化作战潜力。
外交环境的变动加速了越南的转向。越南曾借助印太战略视美国为制衡力量，2024年加入相关机制，却在2025年遭遇美国贸易打击。
美国以转口贸易为由，对越南商品征收最高46%关税，虽然越南谈判后降至20%，但出口链条仍受重创。
2025年8月，美国禁运越南12个渔场产品，并对胶囊等发起反倾销调查，直接影响水产出口上亿美元。
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部分关税违宪，白宫迅速改用新依据征收15%全球关税，进一步挤压越南空间。
而美国军售虽提供装备，却拒绝核心技术转让，将越南视为可牺牲对象。越南认识到，在大国博弈中难以获得可靠支持，只有与邻国加强合作才能确保稳定发展环境。
2025年4月，中方访问越南，双方签署10项协议，推动跨境铁路和支付系统合作，这与2010年代的紧张形成鲜明对比。
那时越南高铁项目一度转向德国和英国，如今回归我国贷款83亿美元的方案，连接老街到海防，缩短运输时间从几天到数小时，促进边贸增长15%。
长远影响上，这种转向稳定了南海局势，摩擦事件减少，让越南专注内部改革，如简化行政程序，提升投资吸引力。
2026年2月23日止，越南对美顺差1216亿美元，同时对华合作深化，证明调整带来了实际收益。
越南数字技术法于2026年1月生效，鼓励中企投资基础设施，避免贸易战冲击。但越南也需管理依赖风险，在区域框架下平衡多边关系。
美国关税调整后，越南受益于相对平坦税率，出口总额增长近700亿美元，推动东南亚整体和平发展。
越南青年态度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一趋势。
学者指出，政府务实政策促进这种软化，贸易紧张下，中国投资成为越南增长引擎。
越南的转向源于现实考量：经济无法承受脱钩代价，军事差距消除对抗可能，外交失势迫使重新定位。
三重因素交织，让越南从摩擦转向融合，这不仅是双边关系的进步，也为地区稳定注入动力。
未来，随着铁路项目2026年底开工，中越联系将更紧密，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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