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国家的培育，就没有企业的快速崛起，尤其在AI这类核心科技领域，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策、数据、人才的多重滋养。
中国AI公司蝴蝶效应科技，正是靠着中国的全方位红利发展壮大，其核心产品Manus一度成为行业标杆。
可令人不齿的是，它在羽翼丰满后，竟转身将核心技术与团队打包卖给美国科技巨头Meta，此举引发全网震怒，中国商务部迅速表态将依法开展评估调查。
这样一家吃尽中国红利却背信弃义的企业，被查本就理所当然，可它为何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卸磨杀驴”？
去年十二月底，Meta正式对外官宣，以超二十亿美元的价格全资拿下Manus，这场重磅收购在科技圈引发不小震动，创始人肖弘也同步加入Meta，担任副总裁一职。
多方说法称这笔交易推进得极快，扎克伯格亲自介入促成了快速成交，他本身一直是 Manus 的使用者，坚信其能填补 Meta 在 AI 应用落地、产品化体验上的短板。
所以才会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谈判和签约，把项目直接收入囊中，更让国内关注的是：Manus的能力到底怎么练出来的。
外界普遍的理解是，它的“聪明”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市场提供的训练环境，大量用户、密集交互、复杂场景和持续反馈，使产品在真实任务里不断迭代。
也就是说，技术并不只是实验室里凭空长出来的，而是靠长期的高频使用被打磨出来的，而中国恰好提供了这种规模化的数据与应用土壤。
收购消息出来后，国内早期投资方的处境立刻变得尴尬，腾讯、红杉中国等曾参与投资和扶持的资本，在这次全资收购中被直接买断退出，话语权有限，很难在最终方案里再争取更多条件。
对他们而言，最扎心的不是退出本身，而是退出得很彻底：公司被整体卖走，未来增量空间和控制权全部转到美国公司手里，更关键的是，这场“卖身”并非临时起意。
早在去年六月，Manus就开始做结构调整：聚焦核心业务发展，他们将总部迁往新加坡，更换Butterfly Effect Pte作为新的运营主体，在理顺运营架构的同时，也对公司团队进行了大面积精简。
120名员工中只带走40多人作为核心骨干，其余人员被陆续解约或清退，从操作路径看，这更像是在提前做“去中国化”处理。
把公司法律身份、组织架构、人员构成尽量重新包装，弱化中国背景，降低之后被美国大厂收购时的阻力。
所以这桩收购在表面上是一次高价并购、一次创始人升职的成功故事，但在国内舆论里也被解读成另一种叙事。
靠中国市场把产品喂大后，通过迁址和主体变更把根切掉，再把公司卖给美国巨头，把国内投资方和大部分员工留在原地，这一步棋走得既精明又冷血。
蝴蝶效应科技的早期成长，基本是在国内完成的，2022年前后，他们在北京、武汉落点招人，靠本地人才把团队搭起来，先推出浏览器插件Monica。
产品能火起来，很大原因是抓住了国内用户的真实需求，反馈量大、使用频次高，迭代速度自然快。
到去年三月，他们又发布Manus，相比普通聊天机器人，定位更像“能自己干活的智能体”：能拆任务、调工具，还能做研究、写代码等复杂流程。
测试阶段邀请码被炒得很贵，国内不少互联网公司也接入试用，给它带来曝光和认可，资本很快跟上，去年4月硅谷风投Benchmark领投7500万美元，把估值推到约5亿美元。
随后增长更快：到当年 12 月，年经常性收入据称超过 1 亿美元；公司估值一路水涨船高，从最初种子轮 1400 万美元飙升至 20 亿美元，不到三年放大了 142 倍。
表面看是产品能力和融资节奏带来的飞升，但底层支撑其实来自它在国内吃到的“系统红利”。
第一是环境与资源，国家层面的AI发展规划、地方产业基金、算力补贴、融资便利等，让创业公司在算力、资金、落地场景上更容易起步。
第二是数据与场景，用户体量大、任务类型多、使用链路复杂，能让产品在真实世界不断被训练和纠错，这对智能体类产品尤其关键。
第三是人才供给，国内AI工程师数量多、执行力强，工程化落地速度快，这是把想法变成可用产品的核心能力。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的政策环境、用户数据和工程人才这三块底座，它很难在短时间内跑到被海外大厂盯上的位置。
但争议也在这里：当公司做大之后，很多关键成果和增量价值并没有继续留在原来的土壤里，而是通过海外融资、架构调整、最终并购的方式被带走。
国内更多留下的是参与早期建设的人力与市场贡献，以及一种“被用完就走”的观感，若是没有这三大支柱，蝴蝶效应科技根本没有资格进入Meta的视野。
而当它翅膀硬了之后，留给这片土地的，却是一个决绝的背影。
针对Manus相关交易引发的技术与资本外流争议，监管层很快给出明确态度。
2026 年 1 月 8 日，商务部例行发布会正常举办，发言人何亚东在会上说明，将针对技术出口、数据出境、跨境并购等相关环节，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全面评估和调查。
并强调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技术出口、数据出境、跨境并购必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履行法定程序，这是官方明确给出的监管要求，等于直接立下硬性红线：不管公司怎么包装 “全球化”，涉及关键要素流动都要按规矩走。
争议点在于，Manus的核心研发工作是在中国境内完成的，即便公司把注册地调整到新加坡，相关技术属性和形成过程仍可能触发中国的监管要求。
监管要查的关键问题包括：迁址和重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转移核心资产；核心员工出境时是否携带受限制的技术资料；以及交易推进时是否存在绕开审批、信息不透明的情况。
尤其是外界认为公司在交易环节未充分提前沟通国内投资者、并试图用“先迁走再卖”的方式降低审查阻力，这种操作容易踩到程序合规的底线。
在人工智能这种高度敏感、各国都严管的领域，启动依规审查并不意外，因为AI产品的价值不只在商业收入，更在算法能力、训练数据、工程体系和应用场景，这些都可能与国家科技安全相关。
放任类似案例不受约束，会形成示范效应：今天卖一个，明天就可能出现更多“在国内长大、最后整体打包出海”的复制版本，长期风险会被放大，最终被掏空的，将是整个中国科技产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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