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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前夕在广岛、长崎所展示的核武器的强大破坏力，震惊了国际社会，震慑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更对率先使用这一野蛮武器的美国人造成巨大而长期的政治、心理震荡，可以说美国政治精英阶层的“核禁忌”观大抵肇始于此。
在朝鲜战争中，尽管美国当时拥有实质性的核垄断地位，但却被迫从事一场“有限的非核战争”，麦克阿瑟试图挑战这一“核禁忌”，结果被杜鲁门断然解职。朝战以后，核禁忌原则备受挑战，当时美国国内就“是否将以同样方式进行另一场类似的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和适当性”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军方及其政治领导人得出的一个普遍教训是“再也不能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一场地面战争了”。
秉持这一理念，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美国的军、政、学界大致形成了比较成形的有限核战争理论，“表明美国认为有必要、有意愿，同时也有能力在地区冲突中使用核武器，但那将不是某种倾尽全力的核交火”。
然而在越战的十多年间，尽管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方案一再出现于决策层的案头，但有限核战争的理论却终究未能突破核禁忌的藩篱。
肯尼迪时期，美国政府尚未决定对越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其对越政策主要体现为特种作战，因此这一时期有关核选择的讨论并不多见。
唯一的一次出现于1961年的老挝过危机，当时一些政策顾问提出派遣小股美军对老挝危机进行干预，但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他们建议“要么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甚至包括使用核武器，要么根本不干预”。
考虑到美军地面部队人数的不足，同时顾忌军方领导人可能会依靠核武器来弥补人员上的不足，肯尼迪拒绝了参联会的建议。
真正对核选择进行广泛探讨和认真抉择的情况出现于约翰逊和尼克松时期，其中主要有四次。
当1964年美国正式承诺保卫南越政府后，军方领导人就开始怀疑光是对北越和中国之间的供应线进行轰炸是否足够有效，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政策应当依然有效，即“既然美国已承诺防卫很多地区，那么为避免失败，核武器应当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使用，并将是有效的”，“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也是我们为什么花数十亿美元拥有它的原因”。
美国太平洋部队司令哈利·菲尔特认为“在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中，如果不使用战术核武器，将不可能阻止共产党军队的进攻，因此有必要考虑让美军指挥官在特定情况下获得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自由”。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尽管反对使用核武器以阻断供应线，但认为“在与中国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战争中，核武器将是必要的，而且核武器只能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使用，比如为了拯救一支受到毁灭性威胁的部队或摧毁像核设施这样特定的目标”。曾经担任过参联会主席和美国驻南越大使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却对是否需要核武器表示怀疑。
美国高层的政治领导人在1964-1965年间也积极参与了军方的讨论。
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在1964年4、5月份的会议上提出了是否需要核武器防卫南越的问题。在4月27日的会议上，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对使用核武器是否会使苏联卷人表示关切，并对“蒋介石强烈反对使用核武器”的态度表示“吃惊”。
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建议“为了阻断供应线，可以有限使用核武器”，认为“在人口不密集的地区，使用核武器会是完全不同的情况”。腊斯克对这种做法是否有效表示怀疑，尽管他也同意“某种核威胁可能会是有用的”。
鉴于军方和政界不同的观点及军方内部的分歧，1964年11月，就在约翰逊重新当选总统之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组成了一个以威廉·邦迪为主席的跨部门专家小组以讨论美国在越南未来的行动进程。在一份书面报告的草案中，共列出了A、B、C三种选择。邦迪要求考虑B选择，这是一种最具进攻性的方案，即“如果需要的话，在哪个阶段可能需要核武器？应该在哪一个层级？又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总统可能需要比这一报告更精确的回答”。11月23日，参联会在递交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一份备忘录中批评选择A是“不恰当”的，并提出了他们自已的B、C两种选择，其中包括“事先就决定将继续加强军事压力，如果必要的话，这种压力将达到军事行动为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所能有的最高限度”。
不言而喻，这句话中明确地包括了核武器的使用。
在中国加入战争的情况下，战略空军司令部将按照参联会的指示，使用核或非核武器打击中国境内选定的目标”。此外，当美国海军陆战队于1965年3月抵达南越时，他们同时携带了8英寸口径的榴弹炮，它具有发射核武器的能力，尽管没有装上核弹头，但它显然便于美国快速将战争性质转化成核战争。
从1966年到1967年期间，白宫不断受到参联会和驻越南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的压力，他们一致要求实行更加雄心勃勃的轰炸计划。在1965年的“圣延攻势”遭到普遍批评的情况下，约翰逊命令暂时中止了轰炸行动，之后军方便不断为战争升级和派遣更多部队进行游说。
在军方的压力下，轰炸行动于1967年5月晚些时候得以恢复。在5月20日呈送给麦克纳马拉的一份备忘录中，参联会要求增加对北越的空袭，认为入侵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可能是必要的。他们还建议在泰国部署美军、动员预备部队及在中国南方使用核武器。
他们承认这些行动可能导致与中国或苏联在东南亚或其他地区的冲突，但他们认为“这些步骤对于缩短他们认为可能需要5年多时间的战争是必要的”。麦克纳马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描述说，他对军方“骑士式”的进攻性政策建议感到非常“震惊”。在他看来，这些行动产生了与中国交战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尤其是美国可能会使用核武器。
然而到1968年初，由于大批美军被围困于溪山美军基地，有关核选择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而且这一次也许是整个越战期间核武器最有可能被使用的一次。
新的证据显示高层政府官员在1968年1月末和2月初形势最为危急的时期就核选择的问题召开过多次会议，“尽管其语调非常勉强”。约翰逊明确表示他不愿意面对使用核武器的决定，而且他还反复寻求军方领导人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常规力量用于防守溪山。
在1968年1月31日递交惠勒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副司长罗伯特·金斯伯格写道，“如果溪山出现极为绝望的情况，即1500-2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被15000-20000名北越军人包围，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问题将被提出来”。
金斯伯格问惠勒将军“应急情况下的目标分析是否已经就绪”，惠勒将军的回答现在无从得知，但备忘录上在“这一计划将非常、非常、非常接近可能”这句话下打上了重重的标记。
第二天，惠勒将军就“是否在绝望的情况下应该使用核武器”征求威斯特摩兰和夏普中将(越南战争中的前线指挥官之一)的意见。考虑到溪山与奠边府的相似性，他问是否有合适的核打击目标，是否安排了适当的应急计划，以及“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某些更有意义的赞同和反对的目标？”
他还提醒两位将军“非常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两位战地指挥官显然已就这一问题作出计划的事情进行过讨论，最后三位军事领导人都认为“核武器的使用是不太可能的最终结果，但即便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审慎，也需要某种这样的计划”。
据此，威斯特摩兰着手组建一个秘密的研究小组以分析核选择，但很快白宫就撤销了这一计划，因为担心这一消息可能会被桶给媒体。
约翰逊的政治助手们还将事件的进程反转过来，他们一方面向威斯特摩兰保证将获得一个师的储备部队，另一方面通知惠勒将军“他有责任使参联会提出核问题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为了让总统放心，第二天惠勒将军向总统递交了一个备忘录，其中写道“在当前的情况下，可能不需要核武器，但如果在非军事区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应准备使用具有更有效力的武器对付大规模的敌军。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要么是核武器，要么是化学武器应该成为适当的选择手段”。
就在同一天，鉴于美国国内媒体报道说政府高层正在考虑使用核武器，从而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响，罗斯托对他“莽撞地”向指挥官们提出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作出道歉。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就核问题进行正式的参谋研究”，并说“这一错误是我的”。
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和一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约翰逊总统极力否认他曾从军方或政治助手那里接受过任何在越南使用核武器的建议。他还反复向新闻界强调，“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在总统手中”。
总之，在溪山危机期间，约翰逊政府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核武器讨论所引起的公共政策问题，而不是专注于在该地区实质性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尽管约翰逊没有答应军方使用核武器的要求，但仍满足了威斯特摩兰必须获得足够的常规力量以防守溪山的要求。
作为一位死硬的反共之鹰，尼克松从来没有在选择使用核武器方面有过丝毫个人的犹豫不决。他相信正是核武器的威胁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结束，并深信“通过同样的不惜使用充分武力的手段可以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
1968年秋，尼克松私下对他的长期助手哈尔德曼表示，“他将让越南领导人确信，他就是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这个国家不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将愿意使用‘最无情的暴力’来对付它”。作为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副总统，他和艾森豪威尔一样倡导核优势论，并深信核威胁的有效性。
虽然他也认为与苏联的核战争将是一场灾难，但他在看待核武器本身时并没有特别的道德和良心上的内疚。在早年的每一次冷战危机中，尼克松都积极支持升级和使用更大的武力；在1954年作为副总统时，他支持由美军接替在越南战争中失败的法国；在随后的年代中，他鼓吹美国使用原子弹以阻止中国进入越南；1964年他要求对老挝和北越进行报复性打击；在60年代末期，他强烈反对停战谈判，认为这将被北越看作是美国软弱的证据，只会进一步鼓励河内。
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他攻击约翰逊政府在使用武力方面执行的是“渐进主义的政策”。在他当政初期，他经常对他的助手们讲“我可不愿成为第一位输掉战争的总统”。
尽管尼克松本质上是一名强硬的反共老手，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在核问题上，他更是一位谋求政治功利的高手。在1964-1968年的两次总统竞选期间，尼克松曾不止一次地利用核问题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969年1月27日，尼克松、基辛格、惠勒将军和国防部长雷尔德共同讨论了“可能会刺激北越更愿意参加巴黎和谈”的军事选择。
2月21日雷尔德向基辛格递交了参联会的初步报告，这一绝密的报告包含了5种相当具有进攻性的方案，其中最后一种方案提到了所谓的“技术性升级”即，使用原子、生物或致命的化学武器。在评估这一选择时，该报告注意到“在越南使用这些武器将引起（美国）公众和国会的强烈反应”，并表示“可以预计的国际社会的反应，尤其是日本和冲绳的反应将阻碍这一方案的实施”。雷尔德、基辛格及其军事助手亚历山大·黑格都没有对这一计划作出积极评价。黑格认为这一计划过于宽泛，超越了基辛格和尼克松所期望的旨在升级的可接受的目标。
基辛格也认为这一计划虽然“设计得很好”，但“当前国内和国际环境的现实使得这些方案因其所包含的风险而不能被接受”。他建议采取更“微妙”的行动，如加强军事联络和空中侦察，从而造成一种美军正在加强部署的印象，这样还可降低新闻媒体的炒作和国内动乱的危险。
就在上述参联会报告讨论后不久，基辛格却又采取了不那么“微妙”的行动。1969年春夏之交，基辛格和几位助手秘密制订了一个所谓的“核应急计划”，其代号是“鸭钩行动”。该计划要求对河内、海防和北越的其他关键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在港口和河道布雷；轰炸红河大坝系统；轰炸西哈努克别墅；可能使用核武器轰炸沿着胡志明小道的南北交通线；轰炸与中国相连的北越的主要铁路。一份单独、更机密的研究涉及使用战术核武器对铁路线（来自苏联和中国的主要物资供应线）进行轰炸意义的评估。
是年8月，尼克松对基辛格的这一应急计划进行了审阅，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到8月底9月初，基辛格担心尼克松对战争采取果断行动的决心正在消失，他决定采取行动催促尼克松同意这一被称作“11月选择”的行动方案，其要旨在于以一种“野蛮而具有决定性”的打击以结束战争。
9月9日，基辛格会见了惠勒将军，讨论了“鸭钩行动”的军事计划，并向他传达了总统个人的命令，即这一计划将严格限定于军方渠道，因此甚至排除了与国防部长讨论这一计划的可能。在9月初，基辛格还召集了他选定的特别行动小组讨论了“鸭钩行动”军事层面的因素，他对小组成员们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
在当年的9、10月期间，尼克松继续威胁要对战争进行大规模升级。为了加强这一威胁，他命令在全球进行秘密的核警戒，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秘密军事行动之一。
该警戒行动始于10月13日，持续时间一个月。后来由于考虑到国内抗议团体预定在10月15日和11月13-15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尼克松取消了“鸭钩行动”。在其本人的回忆录中，尼克松表示“由于世界各国对战争升级的愤怒，他决定取消这一计划”。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根据罗杰·莫里斯的说法，这一攻击行动最终被放弃不是因为“更多地顾忌国内因素和国际后果，而主要是因为尼克松不能确信这一行动的有效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名助手，劳伦斯·里恩(一位前国防部官员)对升级行动提出了强烈批评，尤其是他认为封锁北越将不起任何作用。据信他的观点对基辛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2年整个春天，尼克松一直在思考对北越发动一场“远远超越”全面轰炸的行动。根据最新解密后公布的白宫磁带，4月25日，即在尼克松下令战争升级几周前，基辛格交给他一系列的升级选择，其中包括轰炸北越的发电厂和大坝。当时他的亲密助手哈尔德曼和白宫新闻发言人罗恩·齐格勒也在场。
尼克松说：“我仍然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将大坝炸毁。那将淹死多少人？”基辛格回答说：“大约20万人。”尼克松说：“不，不，不，我们最好还是使用核武器。你听到了吗，亭利？”基辛格说：“我认为那太过分了。”尼克松回答说：“核武器，那东西让你感到麻烦了？亨利，我只是想让你认真考虑一下，天哪。”
根据哈尔德曼的日记，随着巴黎谈判陷入困境，5月2日，尼克松、基辛格和黑格又重新讨论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在这次会议上，尼克松否定了核选择，同时也放弃了入侵北越和轰炸红河大坝。他转而赞成对北越的港口进行封锁，并将轰炸的范围扩大到北纬20度线以北，他还狠狠地说，“将把那个地方炸成碎片”。
5月4日，尼克松在与基辛格和黑格再次讨论他的决定时，他用拳头敲着办公桌，吼叫着说：“南越可以输掉这场战争，但美国不可以输掉这场战争。不管南越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将北越打烂。我们将使用这个国家的最大力量对付这个该死的小国家。”
第二天在尼克松与基辛格的交谈中，尼克松说：“你和我唯一的不同点在于轰炸问题上。你那么在乎平民的伤亡，而我不想考虑，也不在乎。”
基辛格回答说：“我在乎平民伤亡，是因为我不想让全世界都来指责我们是屠夫。我们能够不杀害平民而达到目的。”
尼克松建议使用核武器或采取别的杀死大量平民的极端措施，清楚地反映了他对战争所产生的巨大挫折感。这些措施都未能实施。其实，战争到了这个地步，核武器的使用，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看，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行的。5月8日，尼克松自己在当天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澄清。他要求对越南目前的形势进行冷静的分析。在讨论了布雷计划后，尼克松解释说：“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必须避免说我们不打算做什么，比如核武器。说到核武器，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必要的。显然，我们不会使用核武器，但我们应当让核威胁笼罩着他们，我们还应当让陆战队的威胁也笼罩着他们。我们不应该让敌人放心我们不会这么做。”
尽管尼克松本人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从来没有受到任何个人的道德约束，但由于国内政治舆论的压力，及他对连任总统的现实考虑，加上政策班子中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如莫里斯、哈尔德曼及后来的基辛格，他最终被迫放弃使用核武器对北越进行致命一击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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