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静淮，家里头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姐姐，下头还有个弟弟。一九八五年那会儿，我正好在村里的小学读四年级。那年我十岁，成天就知道疯跑疯玩，屁事不懂一个。
第一章
我们村子不算大，从东头走到西头，也就是一泡尿的功夫。村子后头有一条土路，坑坑洼洼的，一下雨就全是泥，走路能把鞋给粘掉。土路两边是大片的庄稼地，种什么的都有，玉米、高粱、大豆，一片连着一片，望都望不到头。
我们家住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外带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养了一群鸡，还有一条土狗，我叫它大黄。大黄身上脏兮兮的，毛都打结了，但看家护院是一把好手，一有生人路过，它就扯着嗓子汪汪叫。
我爹是个闷葫芦，在砖窑厂出苦力，一天挣不了几个钱，还累得跟啥似的，回家倒头就睡。我娘呢，除了下地干活，还得操持家务，喂鸡喂猪，洗衣做饭，一天到晚忙得脚打后脑勺。她脾气不太好，动不动就拿我撒气，骂我是个讨债鬼。
我姐比我大两岁，已经能帮我娘干不少活了，我娘比较稀罕她。我弟比我小三岁，是家里的宝贝疙瘩，我娘啥好吃的都紧着他。就我，夹在中间，跟那后娘养的一样，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不过这也不耽误我成天乐呵呵的，只要能跑出去玩，挨两句骂算啥。
我们村的小学，就在村子的西北角上。几排破瓦房，围成一个院子，就是学校了。教室的窗户没几块完整的玻璃，冬天漏风，夏天漏雨。课桌椅子也是破破烂烂的，有的桌子腿上还绑着铁丝，一摇就晃。黑板是水泥抹的，刷了层黑漆，用久了漆掉了，露出一块一块的白，写字都看不清。
就在这个破学校里，我有好几个玩得好的同学。男同学有李建军、王国庆、张卫星，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哪年生的。女同学也有几个，其中有一个，叫苏清婉。
苏清婉长得跟别的女娃不太一样。她皮肤白，不是那种晒不黑的白，是那种看着就跟咱农村娃不一样的白，像剥了壳的鸡蛋。她头发有点黄，又细又软，扎两个小辫子，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她眼睛不大，但是弯弯的，笑起来像两道月牙。
苏清婉家住在村西头，她爹据说是在镇上供销社上班的，吃公家粮的，家里条件比咱这土里刨食的好多了。她娘很少下地，穿戴也比村里别的婆娘齐整。所以苏清婉穿的衣服也比我们好，没那么多补丁，也干净。她身上总有股子肥皂味儿，淡淡的，怪好闻的。不像我们，成天土里滚泥里爬，身上一股汗味儿泥味儿。
在学校里，我跟苏清婉说话不多。男女有别嘛，那时候都这样，男娃跟男娃玩，女娃跟女娃玩，谁要是在一起多说几句话，立马就有人起哄，说谁跟谁搞对象，怪难为情的。不过我们俩当过几次同桌，老师排座位，有时候会把男娃和女娃排一块儿，说是防止我们上课交头接耳。
我跟苏清婉当同桌的时候，话也不多。我那时候野得很，成天想着掏鸟窝、摸鱼虾，上课根本坐不住，屁股上像长了刺。苏清婉就安静多了，上课就端端正正坐着，听老师讲课，写字也一笔一划的，写得挺好看。我有不会写的字，偶尔会偷偷问她，她也不像别的女娃那么小气，会小声告诉我。
那时候没啥玩的，我们男娃下课了就玩斗鸡、摔跤、拍画片。女娃们呢，就踢毽子、跳房子、扔沙包。苏清婉不太跟那群女娃疯跑，她有时候就站在一边看，要不就跟一两个要好的女娃，比如跟她家挨得近的楚晚晚，凑一块儿嘀嘀咕咕，也不知道说些啥。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跟村东头那条小河里的水一样，流得慢吞吞的，也没啥声响。早上起来，背着破书包去上学，中午回家扒拉两口饭，下午再去学校混半天，放学了就撒丫子跑出去玩，天不黑不回家。那时候的日子，好像长得没有尽头一样，我们也从来不想明天会咋样。
我成天就琢磨着，啥时候能跟李建军他们去北边的水塘里游个泳，啥时候能去地里偷摸摘个西瓜吃。对于苏清婉，也就是觉着这个女娃跟咱不太一样，干干净净的，说话也细声细气，没别的啥想法。更想不到的是，就这么个看着文文静静的女娃，后来能干出那样的事，能把我吓个半死。
那是一九八五年秋天的事。那时候地里头的庄稼都熟了，玉米长得比人还高，高粱红彤彤的，一大片一大片的，风一吹，沙沙响，跟下小雨似的。学校里头放了秋收假，就是让娃们回家帮大人干活。我家有五六亩地，也种了高粱，我爹我娘成天泡在地里头，忙得脚不沾地。
我那时候十岁了，算半个劳力，也得去地里帮忙。主要是跟着我娘，把割倒的高粱秆子抱到一块儿堆起来，或者是把高粱穗子从秆上掰下来。这活不重，但是累人，尤其是大太阳底下，又晒又热，高粱叶子划在胳膊上，剌得生疼，还痒得不行。
那天下午，太阳已经偏西了，没那么毒了。我正弯着腰在地里头忙活，我娘让我把一堆高粱秆子抱到地头上去。我抱着一大捆，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外走，高粱秆子比我还高，把我整个人都挡住了，我看不清路，只能凭感觉走。
好不容易走到地头，把秆子往地上一扔，刚想喘口气，就听见有人喊我名字。
“沈静淮。”
声音不大，但是听得真真的。我扭头一看，地头的土路上站着个人，是个女娃。她穿着件花布衫，梳着两个小辫子，脸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我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瞅，才认出来，是苏清婉。
我挺奇怪的，她家不是在西头吗？咋跑东头来了？再说了，她家条件好，她娘舍得让她下地干活？我愣在那儿，没吭声。
苏清婉见我不说话，又往前走了一步，脸好像更红了。她看了看我，又扭头看了看旁边的高粱地，那眼神躲躲闪闪的，也不知道在瞅啥。
我正想问她要干啥，她突然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还小，跟蚊子哼哼似的，她说：“你……你过来一下。”
我更迷糊了，过去干啥？但我还是走了过去。走到她跟前，离得近了，能闻到她身上那股子肥皂味儿，混着点汗味儿，不过还是比我们身上那股馊味儿好闻多了。
我刚站定，还没来得及问她啥事，她突然一伸手，拽住了我的胳膊。
我吓了一跳，还没反应过来，她拉着我就往旁边的高粱地里钻。
“哎……你干啥？”我慌了神，想挣脱开，但她攥得死紧，我一个男的，也不好使太大劲儿。
她也不说话，就是闷着头往里走。高粱秆子又密又高，我们两个人在里头钻，碰得秆子哗啦啦响，高粱叶子直往脸上划。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这丫头要搞什么名堂。
走了大概有十几步，她停下来了。这儿的地里头有一小片空地，不知道是原来就没长高粱还是被啥东西压倒了，四周全是密不透风的高粱秆子，像个搭起来的小屋子一样。
苏清婉这才松开我的胳膊，转过身来对着我。
她脸通红通红的，耳朵根子都红了，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咋的。她低着头，拿脚在地上蹭来蹭去，两只手绞着衣服角，就是不说话。
我喘着气，又问她：“苏清婉，你到底要干啥？把我拉这儿来干嘛？”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怪怪的，然后就又低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细得都快听不见了：“我……我给你看个宝贝。”
宝贝？我一听，心里头更好奇了。啥宝贝啊，还得钻高粱地里头来看？我心里头那点害怕顿时就没了，全被好奇给占满了。
我催她：“啥宝贝？快拿出来看看。”
苏清婉又磨蹭了一会儿，才把手伸进她花布衫的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一个东西来。
她把手伸到我面前，慢慢摊开。
我低头一看，愣住了。
那是个什么东西呢？我现在想起来，其实真的不算啥。但是当时，对于十岁的我来说，那确实算个宝贝。
她手心里躺着的，是一支圆珠笔。
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圆珠笔。那支笔是透明的，能看见里头的墨水和弹簧。笔杆上头，还带着一个塑料的小玩意儿，是一个小小的不倒翁，圆圆的脸蛋，戴着个尖尖的帽子，一碰就晃来晃去，就是不倒。
在那个年代，在农村，我们写字用的都是铅笔，二分钱一根的那种。能用上圆珠笔的，那都是家里条件好的，或者老师才有的。像这种带小玩意儿的圆珠笔，我从来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
我眼睛都看直了，忍不住伸手想去摸一下。
苏清婉也没躲，让我拿起来看。
我把笔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那小不倒翁晃来晃去的，好玩极了。我稀罕得不行，问她：“这……这哪儿来的？是你爹给你买的？”
苏清婉点了点头，小声说：“嗯，我爹从镇上给我带的。”
我看了又看，舍不得撒手，但终究不是我的东西，我只好还给她。
苏清婉接过笔，看了看我，又说：“好……好看不？”
我使劲点头：“好看！太好看了！真是个宝贝！”
苏清婉听了，脸好像更红了，但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露出点笑意。
她把笔又攥在手心里，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宝贝也看完了，该出去了吧。我就说：“行，我看完了，咱出去吧。”
我刚要转身，她又开口了。
“沈静淮，”她喊我名字，声音比刚才还小，跟蚊子哼哼似的，“你……你喜欢不？”
我说：“喜欢啊，咋了？”
她又不吭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把手又伸过来，把那支圆珠笔塞到我手里。
我吓了一跳，像被烫了一下，赶紧往回推：“你干啥？我不要，这是你的。”
她不接，就使劲往我手里塞，嘴里说：“给……给你的。”
“给我？”我愣了，“你……你为啥给我？”
她不说话，就是低着头，把笔塞给我之后，就转过身去，好像要往外跑。
我一把拽住她，我这人心里装不住事，不问清楚哪行。我绕到她跟前，看着她问：“苏清婉，你说话呀，为啥给我？”
她被我拽住，跑不了，只好抬起头。我看她眼睛里好像有点水汽，亮晶晶的。她看了我一眼，又赶紧躲开，小声嘟囔了一句。
“因……因为你上次帮我捡了橡皮。”
她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好像是一个多月前，还是我俩当同桌的时候。有一回上课，她的橡皮掉地上了，滚到我脚边，我就弯腰帮她捡起来了。就这么点屁事，我早忘了。
“就这事儿？”我哭笑不得，“捡个橡皮算啥，你给我这宝贝干啥？我不能要，太贵了。”
我又把笔塞回给她。
她不接，急得直跺脚，眼泪都快下来了。她说：“你……你拿着嘛！我……我还有一支呢。”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但看她那样，再不收下，她非得哭出来不可。我娘说过，女娃哭了最麻烦，我最怕看女娃哭。没办法，我只好把笔收下了，揣进裤兜里。
“行行行，我收下了，你别哭了。”我说。
她见我收了，这才破涕为笑，拿手背擦了擦眼睛。
“那……那我出去了。”她说。
“嗯。”
她转身就往外跑，跑到高粱地边上的时候，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就钻出去，跑没影了。
我一个人站在那片小空地里，手里摸着兜里那支硬邦邦的圆珠笔，心里头乱七八糟的，也不知道是啥滋味。就觉得这事儿，怎么这么怪呢？
我在地里头又站了一会儿，直到听见我娘在远处扯着嗓子喊我，我才回过神来，赶紧钻出高粱地，跑回我娘那边去了。裤兜里那支笔硌得慌，我一路走，一路忍不住用手去摸，生怕它丢了。
晚上回到家，吃完饭，我偷偷把那支笔拿出来，在煤油灯底下看了又看。那小不倒翁还是那么好玩，一晃就点头。我姐姐看见了，问哪儿来的，我说是捡的。她也没多问。我把笔藏在我睡觉的枕头底下，那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老是想起苏清婉那张红通通的脸，还有她把我拉进高粱地里的那股子劲头。
那一年，我十岁。我不太懂苏清婉为啥要送我这个宝贝，就因为我帮她捡了块橡皮？我觉得她有点傻，又觉得这事儿有点意思。那支笔，我没舍得用，就一直藏着。后来藏了好多年，直到有一次搬家，不知道弄哪儿去了。但是那年秋天，那片红彤彤的高粱地，还有那个脸红红的苏清婉，我一直都没忘。
那事儿过去以后，我再在学校里看见苏清婉，就觉得有点不自在，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劲。以前没觉得咋样，现在一看见她，就想起高粱地里那档子事，心里头就扑腾。她呢，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见了我，就跟没看见似的。现在见了我，有时候会偷偷看我一眼，我要是一回看她，她立马就把头扭一边去，脸还红。
我也说不清那时候心里头是啥感觉，就觉得挺怪的，也挺好玩的。好像俩人之间，有了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一样。那支笔，成了我一个人的念想，没事就拿出来瞅瞅，摸着那个小不倒翁，心里头就莫名地高兴。
后来我才慢慢琢磨过来，那时候的苏清婉，还有那时候的我，其实啥也不懂。就是觉得谁好，就想把自个儿最稀罕的东西给谁。跟现在这些小孩儿比起来，那时候的我们，真是傻得够可以的。但是那份傻，那份真，现在想起来，心里头还是热乎的。
日子还是那么过，我跟李建军他们还是成天疯跑疯玩，苏清婉还是那么文文静静的，不怎么爱说话。只是我们俩之间，好像多了点什么，又好像啥也没多。那支笔的事，我们谁也没再提过，就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但是我知道，它发生过。因为那支笔，现在还躺在我家那个木头匣子里呢。
第二章
日子过得快得很，一转眼，我就小学毕业了。那时候我十三岁，上了村里的初中。说是初中，其实跟小学也差不多，就是换了个院子，老师换了几个，课本厚了点。
我爹本来不想让我上初中的，想让我回家帮着干活，或者去砖窑厂挣工分。我娘跟他说，好歹让孩子念完初中，认识几个字，以后出门打工也方便。我爹听了，也就没再吭声。
苏清婉也上了初中，跟我还是一个学校。她爹在镇上供销社上班，家里条件好，她当然得接着念。我们分在同一个班，但没再当过同桌。那时候男女生还是不怎么说话，就算在一个班里，也跟隔道墙似的。
上了初中以后，苏清婉好像变了点。她不再扎那两个小辫子了，头发剪短了，齐耳，看起来干净利落。穿的衣裳也比以前更好看了，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是素净的颜色，但看着就比我们的好。她还是不怎么爱跟别人疯跑，下课了就坐在位子上看书，或者跟楚晚晚说说话。
我跟她之间，也没怎么说过话。有时候在校园里碰见了，她会看我一眼，我就装作没看见，把头扭一边去。不是不想理她，是不知道说啥。那支笔的事儿，过去好几年了，谁都没再提，就好像做了一场梦。
初中的日子比小学累多了，功课多了，老师管得也严。我本来就不是念书的料，坐在教室里就跟受罪似的，屁股上像长了刺，坐不住。那些数理化，听都听不懂，跟天书一样。语文还能凑合，作文写个几百字，编点事儿，也能糊弄过去。
李建军他们也不爱念书，我们几个凑一块儿，不是逃课去河里摸鱼，就是去地里偷瓜。老师找过几次家长，我爹气得拿皮带抽我，抽完第二天，我该跑还跑。
初二那年，出了一档子事。
那天是周末，我跟李建军、王国庆三个人去北边的水塘游泳。那水塘挺深的，大人老吓唬我们说里面有水鬼，不让我们去。我们才不信那个邪，夏天热得受不了，谁还管有水鬼没水鬼。
我们游得正欢，忽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循着声音一看，是塘子另一边，有个小孩掉水里了，在水里扑腾，头一会露出来一会沉下去。我们几个都吓傻了，李建军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水性好，一个猛子扎过去，游到那小孩身边，把他拖了上来。
那小孩呛了不少水，脸都白了，肚子鼓鼓的。我们把他翻过来，拍他后背，拍了半天，吐出来好多水，才哇的一声哭出来。哭声大的，把附近干活的大人都引过来了。
那小孩的爹也来了，一看儿子差点淹死，吓得脸都绿了，抱着孩子就哭。后来才知道，那小孩是他家的独苗苗，要是没了，他家就绝后了。那爹感激得不行，非要给我们磕头，把我们吓得赶紧跑了。
这事儿后来传开了，李建军成了英雄，学校还专门开了个大会表扬他。我跟他一块儿去的，虽然救人的是他，但我好歹也在旁边帮忙了，跟着沾了点光。我爹那几天看我的眼神都温柔了不少，没再拿皮带抽我。
苏清婉那几天也老看我，眼神跟以前不太一样。有一次放学，她追上来，塞给我一个东西，然后就跑了。我低头一看，是俩煮鸡蛋，还热乎着呢。我愣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头热乎乎的。
那俩鸡蛋，我没舍得吃，拿回家给我弟弟吃了。但我心里一直记着这事儿。
初三那年，我实在念不下去了。那些课本对我来说，就跟仇人似的，一看就头疼。我跟家里说，不念了，想出去打工。我爹这回倒没打我，沉默了半天，叹了口气，说，不念就不念吧，反正也不是那块料。
那年我十六岁，跟着村里的人去了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活累，脏，一天下来，浑身跟散了架一样。但能挣钱，一个月能挣几十块，我都寄回家，让我娘存着。
苏清婉那边，我听说她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她成绩好，考上是意料中的事儿。她爹在镇上上班，家里供得起，肯定得让她念。
我去了县城以后，就再没见过她。有时候晚上躺在工棚里，望着黑乎乎的屋顶，会想起她来。想起她红红的脸，想起她塞给我的煮鸡蛋，想起那支带小不倒翁的圆珠笔。那支笔，我一直留着，放在家里那个木头匣子里。
我想，她现在是高中生了，以后还得考大学，说不定能当个老师，或者去供销社上班，吃公家粮。我呢，就是个建筑工地上的小工，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我俩不是一路人，那点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在工地上干了两年，我十八了。那时候县城里开始有人去南方打工，说是能挣大钱。我心动了，跟工地上几个兄弟一合计，也想去闯闯。我没跟家里商量，自己拿了主意，买了张火车票，就去了广州。
广州那地方，真大，真热闹，人也真多。我一下火车，就蒙了，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跟着人流往外走，出了站，满眼都是高楼大厦，满耳朵都是听不懂的话。我站在那儿，跟傻子一样。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同乡，他在一个厂子里干活，把我介绍进去了。那是个做玩具的厂，我在流水线上干活，一天站十几个小时，手不停，脚不停，累得眼冒金星。但是工资比工地上高，一个月能挣好几百。
我在那个厂里干了三年，从普工干到了小组长。手里攒了点钱，也见了一点世面。每年过年回家，我都穿着那身在广州买的西装，在村里走一圈，让人看看，沈老二家的二小子，混出息了。
我爹我娘脸上也有光，逢人就夸我。我娘开始操心我的婚事，托人给我介绍对象。见了好几个，不是我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我。有一个姑娘挺好看的，在镇上供销社上班，我一听供销社，心里就动了一下，想起了苏清婉。见了面，聊了几句，人家问我在广州干啥，我说在厂里干活。她问是啥厂，我说做玩具的。她听了，脸上就有点那个意思，后来托人回话说，不想找外地干活的。
我听了，也没啥难过的。本来也没抱多大希望。
有一回过年，我去镇上赶集，在人堆里，我一眼就看见了她。
是苏清婉。
她站在一个卖头花的小摊前，正在挑东西。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棉袄，围着条红围巾，头发长长了，披在肩上。她比以前更好看了，白了，也胖了一点点，看着像个城里姑娘。
我站在那儿，不敢往前走，也不敢喊她。就那么看着她，心砰砰跳。
她挑好了头花，付了钱，转身要走。一转过来，正好跟我看了个对眼。
她也愣住了，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来，脸上慢慢露出笑来。
“沈静淮？”她喊我名字，声音还是那么轻，那么好听。
我点点头，笨嘴拙舌地说：“苏……苏清婉，你……你也来赶集啊？”
她笑着嗯了一声，走过来，站在我面前。离得近了，我又闻到了那股淡淡的肥皂味儿，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好多年没见了，”她说，“你啥时候回来的？”
我说：“回来好几天了，过年嘛。”
她说：“你在哪儿干活呢？我听说你去南方了？”
我说：“在广州，一个玩具厂。”
她说：“哦，挺远的吧？”
我说：“还行，火车坐两天。”
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我想问她上没上大学，现在干啥工作，但又怕问多了显得我多事。她也好像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又咽回去了。
旁边有人喊她，我顺着声音一看，是个年轻男的，骑着自行车，穿着件中山装，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他冲苏清婉喊：“清婉，快点儿，该回去了。”
苏清婉扭头应了一声，然后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那我先走了。”
我说：“哎，好。”
她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然后就上了那个男的自行车后座。那个男的蹬着车，载着她，消失在人群里。
我站在原地，站了好久。心里头说不出是啥滋味，酸酸的，涩涩的，又有点苦。
那个男的是谁？是她对象吗？是同学，还是镇上哪个单位的？他穿着中山装，看起来是个有工作的。我看看自己，穿着一身在广州买的西装，但一看就是打工仔穿的，料子不好，样子也土。跟人家一比，差远了。
我在集上又逛了一会儿，啥也没买，就回家了。
回到家，我把我那个木头匣子翻出来，打开，里面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小时候的弹珠，有李建军送我的小刀，有几张发黄的画片。在最底下，我找到了那支圆珠笔。
那支笔，放了十来年了，塑料都变黄了，那个小不倒翁脸上的颜色也掉了不少，但一晃，它还是晃来晃去的，跟以前一样。
我把笔攥在手里，想起那片红彤彤的高粱地，想起那个脸红红的苏清婉，想起她说“给你看个宝贝”。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啥也不懂。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懂了一些事，但有些东西，好像也回不来了。
我把笔又放回匣子里，盖上盖子，推到床底下。然后出去帮我娘烧火做饭，啥也没说。
过完年，我又回了广州。还是那个厂，还是那条流水线。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日子过得跟复印机一样，一天又一天，没啥变化。
有时候下了班，我跟工友去路边摊吃炒粉，喝两瓶啤酒，吹吹牛，骂骂老板，说说老家的事儿。他们说起老婆孩子，我就在一边听着，不插嘴。有人问我，沈组长，你啥时候娶媳妇啊？我就笑笑，说不急。
其实不是不急，是不敢想。我一个月挣那点钱，自己花销完，寄回家一些，剩不下多少。娶媳妇，得盖房子，得给彩礼，得置办东西，得多少钱？我不敢算。再说，我心里头，好像还装着个人。那个人在老家，骑着自行车后面带着她的男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对象。
那年年底，我回老家过年，听我娘说，苏清婉结婚了。
我娘是听村里人说的。苏清婉没考上大学，在镇上小学当老师，是代课的。她嫁的那个人，是镇上卫生院的医生，就是那天赶集我见的那个骑自行车的。他家条件好，爹是镇上的干部，给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子，结了婚就搬县城去了。
我娘说这话的时候，一边剥着蒜，一边瞅我。我知道她啥意思，她是想看看我有啥反应。
我能有啥反应？我啥反应也没有。我低着头吃饭，说：“哦，那挺好的。”
我娘又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该考虑了。隔壁村有个姑娘，人挺实在的，要不……”
我说：“娘，我还得回广州呢，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我娘叹了口气，没再念叨。
那天晚上，我又把那个木头匣子翻出来，把那支笔拿出来，看了很久。小不倒翁一晃一晃的，好像在笑话我。我把笔放回去，把匣子推到床底下最里头，不想再看见它。
过完年，我又去了广州。在厂里又干了两年，攒了点钱，跟人合伙开了个小吃店。小吃店开在工业区边上，卖炒粉炒面，还有快餐。生意还行，比在厂里强点，但累多了，一天忙到晚，手都磨出茧子来。
合伙的是我以前在厂里的工友，叫老郑，河南人，人实在，也能干。我俩合伙干了三年，店开大了点，请了两个帮工。手里也攒了点钱，能在老家盖个房了。
有一年，我回老家盖房子。我爹我娘高兴坏了，天天在村里转悠，跟人说我家老二要在村东头盖新房子了。房子盖了三个月，我就在家待了三个月。房子盖好了，三间大瓦房，带个小院，比老房子气派多了。我爹我娘搬进去住，乐得合不拢嘴。
盖完房子，我又回了广州。店里有老郑盯着，我得回去帮忙。
那年我二十六了，村里跟我一样大的，孩子都打酱油了。就我，还单着。我娘急得不行，逢人就托人介绍。我也见了几个，但都没成。不是人家嫌我在外头打工不稳定，就是我嫌人家要求太多。反正就这么拖着。
有一天晚上，店里打烊了，我跟老郑喝了点酒。喝着喝着，老郑问我：“老沈，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跟我说说，我让我老婆帮你踅摸踅摸。”
我喝得有点上头，话也多了。我说：“老郑，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笑话我。”
老郑说：“说呗，咱俩谁跟谁。”
我就把那支笔的事儿说了，把苏清婉的事儿说了，把高粱地里那档子事儿说了。说到最后，我说：“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忘不了。明知道人家现在过得挺好，有工作，有家庭，跟我不是一路人，但就是忘不了。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老郑听了，沉默了半天，说：“老沈，你这不叫有毛病，这叫重情义。人这一辈子，能遇到几个让你忘不了的人？能有那么一段让你惦记的过往，是你的福气。但你也得往前看，人家结婚了，过她的日子了，你也该过你的日子了。不能因为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不是？”
我知道他说得对，但心里头那道坎，就是过不去。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回到了那片高粱地，那时候我才十岁，苏清婉也才十岁。她红着脸，拉着我的手，说“给你看个宝贝”。我低头一看，她手里是那支圆珠笔，小不倒翁一晃一晃的。我伸手去接，还没接到，就醒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外头有人在喊卖包子。我躺在那儿，看着天花板，想起梦里头的苏清婉，心里头又是酸又是甜。
那一年过年，我没回老家。店里忙，老郑回家过年了，我留下来看店。除夕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店里，炒了俩菜，开了瓶啤酒，看着电视里的春晚，觉得也挺好。外头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热闹得很。我这儿冷冷清清的，就我一个人。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过年，虽然穷，但热闹。一大家子人围一块儿，包饺子，放鞭炮，看春晚。我爹我娘那时候还年轻，我姐我弟还小，家里虽然穷，但笑声不断。现在日子好了，家里人却聚不齐了。我姐嫁到了外村，过年回婆家。我弟在城里打工，也没回来。就我爹我娘俩人在家，守着那三间新房子。
我拿起电话，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娘接的，一听是我，就哭了。她说：“老二，你一个人在外头，吃得好不好？冷不冷？啥时候回来？”我听着心里头也酸，说：“娘，我挺好的，你别担心。过完年我就回去看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儿，半天没动。
又过了几年，我在广州混得还行。小吃店开成了小饭馆，又请了几个帮工。老郑回老家开了个店，这边的店就归我一人了。我在广州郊区租了个房子，算是安顿下来了。每年回老家一两趟，看看我爹我娘，走走亲戚。
我娘还是催我结婚，催得比以前更厉害了。她说：“你再不结婚，我跟你爹都老了，以后谁给你看孩子？”我说：“娘，你看我这忙的，哪有时间找对象。”她说：“你就是挑！你那个同学李建军，孩子都上小学了。还有王国庆，二胎都生了。就你，还单着！”我说：“行行行，我找，我找。”
我其实也试着找过。托人介绍过，也自己去相亲网站注册过。见过几个，聊过几个，但都没成。不是我嫌人家，就是人家嫌我。有一个女的，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在广州打工，人挺实在。我们见了几面，聊得还行。后来她问我：“你在广州有房吗？”我说：“没有，租的。”她说：“你打算在广州买房吗？”我说：“广州的房价，我这点钱，哪买得起。”她说：“那以后孩子上学咋办？”我说：“还没想那么远。”她听了，没再说话。后来就没联系了。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没学历，没背景，没房子，在广州这样的地方，想找个人过日子，不容易。但我也不是非得在广州过一辈子。等我再干几年，攒够了钱，就回老家。老家的房子盖好了，回去也能过日子。
那年我三十二了，又回老家过年。这回不一样，我爹病了。
我爹身体一向硬朗，一年到头不生病。这回突然病了，一开始还硬扛，后来扛不住了，去医院一查，说是胃里长了东西。我接到我娘的电话，连夜买了火车票，赶了回去。
我爹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人瘦了一圈，脸色蜡黄蜡黄的，看着让人心疼。我进去的时候，他正睡着。我坐在床边，看着他，心里头难受得不行。我这几年，光顾着自己在外头闯，很少回来陪他，他老了，病了，我都不知道。
我爹醒过来，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说：“老二，你咋回来了？我没事，就是小毛病，住几天院就好了。”我说：“爹，你别说话了，好好养着。”他点点头，又闭上眼睛睡了。
那几天，我天天在医院陪着我爹。我娘也在，但我让她回去歇着，我在这儿守着。白天给爹端水喂饭，晚上就趴在床边睡一会儿。医院的椅子又硬又冷，但我睡得挺踏实，因为爹在跟前。
有一天下午，我爹精神好点，跟我聊起天来。他问我：“老二，你在外头这么多年，一个人，苦不苦？”我说：“爹，不苦。习惯了。”他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我跟你娘，都老了，就盼着能看着你娶媳妇，生个孩子。”我说：“爹，我知道了，我会的。”
他说：“你心里是不是有人？”我愣了一下，没吭声。他说：“我听你娘说过，你有个同学，小时候挺好的。后来人家结婚了，你一直没放下。”我说：“爹，你别听我娘瞎说。”他说：“不是瞎说，我看得出来。你每次回家，都往村西头那边看，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不说话了。
他叹了口气，说：“老二，人这一辈子，有些事，错过了就错过了。你得往前看，不能老往后瞅。那姑娘现在过得咋样？”
我说：“听说挺好的，在县城教书，老公是医生，孩子也上学了。”
他说：“那就好。你也得为自己想想。咱家条件虽然一般，但也不算差。房子盖好了，我跟你娘手里也有点积蓄。你回来，找个踏实过日子的姑娘，成个家，我跟你娘就放心了。”
我说：“爹，我知道了。”
他没再说啥，闭着眼睛养神。我坐在那儿，想着他的话，心里头翻来覆去的。
那天晚上，我从医院出来，想去街上买点吃的。路过一个学校门口，看见里头亮着灯，有人在操场上跑步。我停下来，看着那些学生，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
我正发呆，忽然听见有人喊我名字。
“沈静淮？”
我扭头一看，愣住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苏清婉。
她穿着件深色的外套，头发盘起来，比以前成熟多了，但还是那张脸，还是那种干净的样子。她看着我，好像也不敢相信。
“真是你啊，”她说，“我远远看着像，不敢认。”
我说：“是……是我。好多年没见了。”
她说：“得有十几年了吧？你还是那样，没咋变。”
我说：“你也没变，还是那样。”
她笑了，说：“咋没变，老了。你这是……回来过年？”
我说：“嗯，我爹病了，在医院，我回来照顾他。”
她问：“严重吗？”
我说：“胃里长了东西，得做手术。”
她说：“那可得好好治，现在医学发达，能治好。”
我说：“嗯。”
聊了几句，我也不知道说啥了。她忽然问：“你吃饭了没？”
我说：“还没，正想去买点吃的。”
她说：“前面有家面馆，挺干净的，要不……一起去吃碗面？”
我想了想，说：“好。”
我们去了那家面馆，要了两碗面。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桌子。灯光照在她脸上，能看见眼角有点细纹了，但不影响，看着还是很舒服。
吃面的时候，话就多起来了。她问我这些年干啥了，我说在广州开饭馆。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她说她结婚了，孩子都上小学了。我说我知道，听说了。她问听谁说的，我说我娘说的。她笑了，说村里人就是嘴快。
她问起我爹的病情，我说医生说要手术，得看术后恢复。她说：“那我帮你问问，我老公在医院，认识不少大夫，看能不能找找关系，给安排个好点的医生。”我说：“不用麻烦了吧。”她说：“这有啥麻烦的，一句话的事。”
她吃完面，抢着付了钱。我说这咋行，她说：“老同学见面，我请客，应该的。”
出了面馆，她说：“你回医院？我送你一段吧。”
我说：“不用，我自己走就行。你赶紧回家吧，孩子还等着呢。”
她说：“行，那我走了。你爹的事，我帮你问，回头给你信儿。”
我说：“好，谢谢了。”
她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沈静淮，保重。”
我说：“你也保重。”
看着她走远，消失在夜色里。我站在那儿，站了好久。风有点凉，吹在脸上，但心里头热乎乎的。
后来我爹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恢复得也不错。苏清婉帮我找了她老公的同事，给安排了手术，还特意来医院看过我爹两次。我爹知道是她，挺高兴的，说：“这姑娘，心眼真好。”
她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带着她儿子。那小子七八岁，虎头虎脑的，挺可爱，见了我叫叔叔。有一次，她儿子问我：“叔叔，你跟我妈是同学吗？”我说：“是啊，小时候一个班的。”他说：“那你们小时候玩啥？”我说：“玩的东西多了，斗鸡、摔跤、拍画片。”他说：“好玩吗？”我说：“好玩，比你们现在玩的那些电子游戏好玩多了。”
苏清婉在旁边听着，笑，不说话。等她儿子跑一边去了，她才说：“你还记得那些。”我说：“咋不记得，这辈子都忘不了。”
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说：“我得走了，还得回去做饭。”
我说：“嗯，路上慢点。”
看着她拉着她儿子走远的背影，我忽然想起那片高粱地，想起那支圆珠笔，想起那个红着脸说“给你看个宝贝”的小女孩。那些事，好像就在昨天，又好像隔了一辈子。
我爹出院后，我在家又待了半个月，伺候他恢复。等他差不多好了，我才回的广州。
临走那天，我娘又念叨我的婚事。我说：“娘，你放心吧，我回去就找，争取明年带个媳妇回来给你看。”我娘半信半疑，说：“真的？”我说：“真的。”
火车上，我一直在想我爹说的话。他说得对，人得往前看，不能老往后瞅。苏清婉过得很好，有家庭，有孩子，我该替她高兴。我也该为自己的日子打算了。
回到广州以后，我把那个木头匣子又翻了出来。把那支圆珠笔拿出来，看了最后一眼。那小不倒翁还是那样，一晃一晃的，好像在跟我告别。我把笔装进信封里，写了一封信，然后寄了出去。
信是寄给苏清婉的。我在信里说，谢谢她帮我爹，谢谢她那些年的那份心意。那支笔，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礼物，现在我把它还给她，让它陪着她。祝她幸福。
寄完信，我觉得心里头一下子轻了，好像放下了一个背了很多年的包袱。
那年年底，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姑娘。她叫陈桂芳，也是我们那一片的，在县城超市上班。离过婚，没孩子，人挺朴实，话不多，看着顺眼。我们处了一段时间，感觉还行。过年的时候，我带她回家，给我爹我娘看了。我爹我娘都挺满意，催着我们赶紧把事办了。
第二年秋天，我们结了婚。婚礼在老家办的，请了村里的亲戚朋友，热热闹闹的。李建军、王国庆他们都来了，喝得脸红脖子粗，非让我说两句。我说啥呢？我就说：“谢谢大伙，我沈静淮，这辈子知足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旁边睡着的新媳妇，心里头很踏实。我想起苏清婉，想起那片高粱地，想起那支圆珠笔。那些事，都过去了，成了我心里头的一段回忆。不酸，不苦，就是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头会软一下。
婚后，我跟桂芳去了广州。饭馆还开着，她帮我一起打理，生意比以前更好了。我们租的房子换了个大的，离饭馆近，走路就能到。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也踏踏实实。
第二年，桂芳生了个儿子。我给我娘打电话报喜，我娘在电话那头哭得稀里哗啦的，说是高兴的。我爹抢过电话，说：“老二，好样的！咱老沈家有后了！”
我儿子满月的时候，我回了趟老家。请了客，摆了酒，热热闹闹的。我抱着儿子，看着我爹我娘乐得合不拢嘴，心里头那个美，没法说。
在老家那几天，我抱着儿子在村里转悠。走到村西头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往那边看了看。她家的老房子还在，但好像没人住了。听人说，她搬县城去了，她爹娘也跟着去了。我站了一会儿，然后抱着儿子转身走了。
我知道，有些路，走过就不能再回头。有些人，错过就是一辈子。但这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我儿子三岁那年，我们攒够了钱，在广州买了个小房子。虽然不大，但总算有了自己的窝。搬进去那天，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外头的车水马龙，想着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从老家到县城，从县城到广州，从工地小工到饭馆老板，从一个人到三个人，一步一步，走得不容易，但也走得踏实。
有时候晚上哄儿子睡觉，他让我讲故事。我就给他讲我小时候的事儿，讲掏鸟窝，讲摸鱼虾，讲那片红彤彤的高粱地。他听得入迷，问：“高粱地里有啥？”我说：“有宝贝。”他问：“啥宝贝？”我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他睡着了，我看着他小小的脸，想着他长大以后的样子。他会长大，会离开家，会有他自己的故事。希望他的故事里，也有那么一段让他忘不了的人和事，甜也好，酸也罢，都值得。
我爹走了以后，我娘跟着我姐过了。我每年回去看她，给她带广州的特产，给她讲我们在广州的事儿。她老了，头发全白了，耳朵也背了，但精神头还行，见了我总是笑。
有一年回去，我娘忽然问我：“老二，你还记得那个苏清婉不？”
我愣了一下，说：“记得，咋了？”
我娘说：“我听说她离婚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哦。”
我娘说：“她那个老公，听说跟医院里一个小护士好上了，被她撞见了，闹得挺厉害，最后离了。”
我说：“那是人家的事，咱别管。”
我娘瞅着我，想说什么，又没说。
那天晚上，我又想起她来。她离婚了，现在过得咋样？孩子咋样？还在县城教书吗？这些念头在心里转了几圈，然后被我压下去了。
不关我的事。我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有自己的家要顾。那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那年我回广州以后，有一天，饭馆里来了个人。是个女的，穿着朴素，脸有点憔悴，但看着眼熟。她走到我面前，说：“沈静淮，好久不见。”
我愣了足有半分钟，才认出来。
是苏清婉。
她老了，瘦了，头发里有了白丝，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但那双眼睛，还是那样，弯弯的，像月牙。
“你……你咋来了？”我话都说不利索了。
她笑笑，说：“我来广州办点事，顺便……想来看看你。”
我不知道说啥，让她坐下，给她倒了杯水。她坐在那儿，四处打量着饭馆，说：“你这饭馆挺干净的，生意咋样？”
我说：“还行，能糊口。”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我也不知道说啥。就这么干坐着，气氛有点尴尬。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支笔，我收到了。”
我说：“嗯。”
她说：“我一直留着。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我爹从镇上给我带的，我就那一支。”
我说：“我知道。”
她说：“送给你，是因为你帮我捡了橡皮。”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为啥那么傻，那么贵的东西，说送人就送人了。后来后悔过好多次。”
我听着，没吭声。
她抬起头，看着我，说：“你后悔过吗？”
我想了想，说：“后悔啥？”
她说：“后悔……后悔没早点明白？”
我明白她说的“明白”是啥意思。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后悔。那时候咱们都小，啥也不懂。后来懂了，也晚了。”
她低下头，说：“是啊，晚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离婚了。”
我说：“我听说了。”
她说：“他出轨，跟医院里的一个小护士。我跟了他十几年，给他生儿子，照顾他爹娘，到头来，他就这么对我。”
我说：“人这一辈子，啥人都会遇到。过去了就好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她说：“沈静淮，如果……我是说如果，当年咱们都懂事儿，会不会不一样？”
我没回答她。
我说：“桂芳一会儿带孩子回来，你……要不一起吃饭？”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容里有点苦涩。她站起来，说：“不了，我还有事，得走了。”
我说：“我送你。”
她说：“不用。”
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沈静淮，你是个好人。祝你幸福。”
我说：“你也一样。”
她推开门，走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头翻江倒海的，说不上是啥滋味。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她的话。如果当年都懂事儿，会不会不一样？会吗？不会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日子不能重来，选过的路不能再选。
桂芳醒了，问我咋不睡。我说没事，想点事儿。她没多问，翻个身又睡了。
我看着她，心里头忽然踏实了。这个女人才是我现在的日子，这个家才是我该守着的地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后来我再没见过苏清婉。听老家的人说，她后来又找了一个，是个退休的老师，人挺老实，对她也不错。她儿子考上了大学，去了省城。她还在县城教书，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这就挺好。
我儿子今年上初中了，学习还行，比我强多了。我跟我桂芳说，以后供他上大学，让他走得远远的，去看看外头的世界。桂芳说，那得攒多少钱啊。我说，慢慢攒，总能攒够。
饭馆的生意还算稳定，虽然累点，但能挣钱。我准备再干几年，等儿子上了高中，就把饭馆盘出去，回老家养老。老家那三间大瓦房还空着呢，回去收拾收拾，种点菜，养点鸡，过几天清闲日子。
有时候没事干，我会想起从前。想起那片红彤彤的高粱地，想起那个脸红红的苏清婉，想起那支带小不倒翁的圆珠笔。那些事儿，都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想起来还是清清楚楚的，跟昨天才发生一样。
我把这些事儿讲给我儿子听。他说，爸，你这是初恋吧？我说，啥初恋不初恋的，就是小时候那点事儿。他说，那你现在还想着她吗？我说，想她干啥，人家过人家的日子，咱过咱的日子。他说，那你讲给我听干啥？我说，让你知道，你爸年轻的时候，也有一段值得记着的事儿。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跑去玩手机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的天，想起那年秋天，那片高粱地，那个女孩。她拉着我的手，红着脸，说：“给你看个宝贝。”
那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宝贝。
那支笔，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不知道她还留着没，还是扔了，还是丢了。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下午，那片高粱地里，有那么一个小女孩，愿意把她最心爱的东西，送给一个傻乎乎的小男孩。
那小男孩就是我。
我这辈子，没啥大出息，没念过啥书，没挣过大钱，没见过大世面。但我觉得，我这辈子，也挺值的。因为有人真心对我好过。
这就够了。
（全文完）
作品声明：内容存在故事情节、虚构演绎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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