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五代十国，脑海里先冒出来的是李存勖三矢雪恨的豪情，是郭文仲传位给侄子的坦荡，是周世宗柴荣神武英略的雄姿；再看两宋，三百余年的时光里，似乎总少了点金戈铁马的霸气，反倒留下了不少割地赔款、偏安一隅的遗憾。
于是坊间便有了“五代耗尽英雄气，两宋尽是鼠辈出”的说法，这话听着极端，却也戳中了不少人对这两个时代的印象，究其根本，并非两宋真的无才，而是时代底色和历史选择，造就了这般鲜明的反差。
五代十国虽乱，却是个英雄扎堆、凭本事说话的时代。朱温篡唐开启五代，此后五十余年里，中原换了五个王朝、十三个皇帝，南方还有十国割据，天下大乱，却也给了各路英雄崭露头角的机会。
李存勖作为梨园鼻祖，前半生却是实打实的战神，带着父亲的三矢遗愿，灭后梁、驱契丹，凭一己之力打出后唐的江山；郭文仲（郭威）白手起家建立后周，不念血脉亲疏传位于贤侄柴荣，这份胸襟在帝王之中实属罕见；
柴荣更是天纵英才，南征北战想要重整山河，只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就连最终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也是从行伍之中拼杀出来，一身武艺和军事谋略，在五代的英雄堆里也能占得一席之地。
那个时代的英雄，各有各的传奇，各有各的血性。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束缚，兵强马壮者便能逐鹿中原，有本事的人从不会被埋没。
就像三国时的刘备颠沛流离仍能崛起，五代的英雄们也都在乱世里摸爬滚打，靠着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天。而且五代的英雄故事，带着最原始的热血与豪情，李存孝被评“将不过李”，一身武艺冠绝天下；
史万岁转战千里，凭一己之力威震边疆；麦铁杖喋血辽东，用性命诠释武将的忠勇。这些人或许不是完美的圣人，却都有着鲜明的英雄特质，敢打敢拼，快意恩仇，把那个混乱的时代，硬是撑出了几分气吞山河的架势。
可偏偏就是这样的英雄气，仿佛在五代被消耗殆尽，到了两宋，便换了一番光景。有人说两宋尽是鼠辈，这话其实有失偏颇，两宋并非无才，只是英雄的生长土壤，被彻底改变了。
赵匡胤靠着陈桥驿兵变登基，深知五代武将篡权的弊端，于是杯酒释兵权，削夺武将权力，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削夺其权，收其钱谷，制其精兵”，把武将的兵权牢牢收在中央。
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稳定政权，避免重蹈五代乱世的覆辙，却也从根本上掐断了武将成长为顶级英雄的可能。
两宋的朝堂，文人成了主角，武将的地位一落千丈。哪怕有岳飞、韩世忠这样的猛将，也难有大展拳脚的机会。岳飞挥师北伐，郾城、颍昌大捷打得金军闻风丧胆，眼看就要收复中原，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最终冤死风波亭；
韩世忠黄天荡一战困住金军，却也因朝廷的主和政策，难有更大的作为。他们空有一身报国之志，却抵不过朝堂上的文臣掣肘和帝王的猜忌。就连北宋的狄青，虽在西北立下赫赫战功，却因出身武将，始终被文臣排挤，最终郁郁而终。
更关键的是，两宋没有培养“顶级帅才”的土壤。五代的英雄，能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凭一己之力定天下大势，可两宋的武将，哪怕是岳飞、孟珙这样的名将，也从未有过节制各路兵马、独掌大局的机会。
曹彬作为北宋第一良将，雍熙北伐时却连粮草都准备不周，最终全军覆没；吴玠、吴璘兄弟镇守川蜀，虽打赢了和尚原、仙人关之战，却也只是被动防御，从没有机会主动北伐、收复失地。
不是这些武将能力不行，而是朝廷的制度，让他们只能做“守成之将”，做不了“开疆之帅”。
反观两宋的文臣，虽有王安石、范仲淹这样想要变法图强、收复失地的有识之士，可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也无疾而终，朝堂上更多的是主和派、保守派，面对辽国、金国、西夏的入侵，总想着割地赔款、委曲求全，少了点五代英雄的血性。
宋太宗两次北伐惨败后，便再也没有主动北伐的勇气，此后的帝王，更是多了几分软弱，面对外族入侵，第一反应不是反抗，而是求和。这样的朝堂氛围，自然难出顶天立地的英雄，反倒让不少人觉得，两宋的臣子，少了点骨气。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故事的传播度。五代的英雄虽多，可他们的故事，大多散落在史书之中，没有像三国蜀汉那样，被塑造成家喻户晓的传奇。
而两宋的故事，被更多记住的，是靖康之耻的屈辱，是偏安江南的无奈，是岳飞冤死的遗憾，这些负面的印象，盖过了那些武将的努力。就像两晋其实有祖逖、谢安这样的英雄，却因没有蜀汉那样的传奇内核，而被后人淡忘；
两宋的武将，也因制度的束缚，没能留下可歌可泣的传奇，反倒让“鼠辈出”的说法，流传开来。
说到底，“五代耗尽英雄气，两宋尽是鼠辈出”，从来都不是五代把英雄气用光了，也不是两宋真的没有人才，而是历史的选择，让两个时代有了截然不同的气质。
五代的乱，给了英雄生长的空间；两宋的稳，却以牺牲武将的活力为代价。三百余年的两宋，虽在文化、科技上达到了顶峰，却因重文轻武的政策，少了点金戈铁马的英雄气，而五代的英雄们，虽在乱世里绽放光芒，却也因时代的混乱，没能留下长久的基业。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无奈，鱼与熊掌，终究难以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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