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战争从不是单纯的暴力冲突，而是文明演进的硬核注脚。早在原始社会，部落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械斗就催生了兵器萌芽——石刀、石斧这些生产工具逐渐变成械斗武器，10万年前的投石器、3万年前的弓箭，一步步推动着兵器从生产工具中分离。到5000多年前阶级和国家形成，真正的战争出现，传说中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正映射着兵器与战争的成型。
奴隶社会时期，青铜、车辆的普及让车战成为主流。商周的战车已经十分完备，四马拖拽、车厢容三人，车辕、车衡、车轭的设计让战马动力更稳定。当时诸侯国的国力用“乘”来衡量，天子万乘、诸侯千乘，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的车步协同战术，战车冲锋在前、步兵跟进收割，把战争从蛮力推向体系作战。可犬戎攻破镐京后，贵族战争逐渐瓦解，庶民军队登上舞台。
春秋战国时期，铁兵器普及、征兵制取代贵族兵役制，战争规模急剧扩大。灵活的步兵和骑兵取代了笨重的战车，长平之战里，白起用步兵主力、骑兵迂回包抄，歼灭赵军45万，彻底终结车战时代。这一时期兵学觉醒，《孙子兵法》用不到6000字总结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者诡道也”的谋略，把战争从勇气推向智慧。秦国凭借军功爵制与标准化兵器，最终统一天下。
秦汉大一统后，中央军制确立，皇帝直接掌控京师兵、边军和地方兵。汉武帝时完善马政保证战马供应，盐铁官营提供充足装备，卫青、霍去病的铁骑长途奔袭数千里，漠北之战击败匈奴主力，“漠南无王庭”成为华夏骑兵的巅峰。可东汉末年赤壁之战，曹操的北方军队因水土不服、水战短板溃败，暴露了体系的地理局限性。
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中，胡汉军事文化疯狂融合。鲜卑的骑射、中原的铠甲、北方的筑城技术交织，世兵制虽保证兵源却让士兵地位低下。淝水之战里，前秦百万松散大军被东晋8万北府兵击败，正是未完成民族融合的结果。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把鲜卑部落兵制与中原府兵制结合，才为隋唐盛世铺好军事基础。
隋唐时期，府兵制达到巅峰，兵农合一让国家既保兵源又减负担。陌刀、横刀的普及，强弩的改良，让唐军战斗力飙升。白江口之战中，唐军水师以少胜多击败日本舰队，奠定东亚海上秩序；怛罗斯之战虽败，却展现了唐朝远征中亚的能力。可安史之乱后，府兵制因土地兼并崩溃，募兵制让中央对军队控制力减弱，唐朝由盛转衰。
宋元时期，火药的发明开启热兵器时代。北宋火器用于战场，南宋突火枪、震天雷广泛使用，元军的回回炮在襄樊之战中攻破城池。蒙古西征靠轻骑兵闪电战搭配攻城武器，横扫欧亚。宋朝的海战开始成型，崖山海战虽败，却推动了海上作战的探索。
明清时期，明朝创立卫所制，兵农合一守卫边疆，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舰队是海防巅峰，神机营用三段击战术北伐蒙古。可卫所制后期腐朽，士兵沦为佃户，萨尔浒之战明军十万大军被八旗军击败。清朝的八旗绿营制下，郑成功收复台湾、雅克萨之战用火器击败沙俄，可海禁政策让中国错失海洋军事变革机遇，最终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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