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高考前一晚，打了我8年的继父，把我堵在房间里。
他脸上还带着我昨天砸他留下的淤青，却没再骂我一句。
只是把一张银行卡，硬生生塞进我手里。
“60万。”
他声音发哑，“拿着钱，今晚就跑。”
我冷笑：“怎么，怕我考上大学报警？”
他却死死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你妈不是你亲妈。”
我愣住了。
继父又塞给我一张车票，手在发抖：
“凌晨三点，去临州。”
“别带手机，别联系任何人。”
就在我以为这只是他的新把戏时，他低声补了一句，让我后背瞬间发凉——
“因为高考结束那天，你会死。”
01
我叫陈默，今年十八岁，锦州市第三中学高三九班的学生。
八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十岁，父亲车祸去世刚满百天。
母亲带着我嫁给了做建材生意的张建军。
婚礼很简单，就在家里摆了两桌。
我记得张建军摸着我的头说：“以后你就是我亲儿子。”
他说这话时，手上还戴着父亲留下的手表 —— 母亲说那是父亲 “留给他的念想”。
新家很大，复式楼，有个小花园。
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墙上贴满蓝色星空壁纸。
张建军带来的女儿张莉比我小两岁，住我对门。
第一天吃晚饭时，张莉把不爱吃的胡萝卜全挑到我碗里，母亲笑着说：“小默让着妹妹。”
这种 “让着” 很快蔓延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第二年春天，张建军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有天晚上我在房间写作业，听见他们在客厅吵架。
“陈默一年光学费就两万多，还有补习班！”
“那你让他别上了！反正也考不上好大学！”
“你疯了？他才十一岁！”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成了这个家的累赘。
十二岁生日那天，张建军送了我一双篮球鞋。
我很开心，穿着在小区里跑了一下午。
晚上洗脚时才发现鞋码小了整整两号，脚趾磨出三个水泡。
母亲看了一眼说：“新鞋都这样，穿穿就松了。”
后来我在张莉的衣柜里看到了那双鞋的正品 —— 她那双才是对的尺码，而我脚上这双，是楼下超市处理的瑕疵品。
第一次挨打是十三岁。
张莉考了班级第六，我考了第二。
晚饭时张莉摔了碗：“凭什么他考得比我好？他每天晚上肯定偷看书！”
张建军喝多了酒，抄起皮带就抽过来。
我没躲，因为母亲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夹着一筷子青菜。
皮带扣打在脊梁上的声音，闷闷的，像打在装满棉花的麻袋上。
从那以后，挨打成了家常便饭。
成绩超过张莉要挨打，吃饭多夹了肉要挨打，甚至下雨天忘记收张莉晾在阳台的裙子也要挨打。
母亲总在事后给我涂药，一边涂一边说：“你张叔叔压力大，你多体谅。”
药膏凉凉的，她的手指也凉凉的。
十六岁那年冬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张建军书房的抽屉从来上锁，但那天下雨，他急着出门见客户忘了锁。
我在里面看到了父亲的死亡鉴定书复印件 —— 和当年母亲给我看的那份不一样。
这份的 “事故原因” 栏里，写着 “刹车系统人为破坏” 七个字，后面打了个问号，又用红笔画掉了。
我把鉴定书放回原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纸。
那天晚上张建军回来得很晚，醉醺醺地冲进我房间：“你翻我书房了？”
我摇头。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一分钟，突然笑了：“你长得越来越像你爸了。”
那是他第一次提起我父亲。
高考前三个月，学校要求交六百块资料费。
母亲说家里紧张，让我跟班主任说缓两天。
我听见她在阳台打电话：“…… 我知道，再等等，高考结束就彻底解决了。”
那笔保险金……
保险金。
父亲去世后，保险公司赔了九十万。
母亲当时哭着说这笔钱要存着供我上大学，谁都不能动。
上周二，我在张莉的手机里看到了购物记录 —— 一条九千块的裙子，付款人是 “妈妈”。
而我的校服裤子已经短到脚踝上方，母亲说 “男孩子长得快，将就穿到毕业”。
昨天是高考前最后一天上课。
放学时张莉和她那几个跟班堵住我：“听说你想考临州大学？就你？”
她推了我一把：“我爸说了，你哪儿也去不了，这辈子就待在锦州伺候我们。”
我没忍住，把书包砸了过去。
烟灰缸是在混乱中飞出去的，砸在张莉额头边上的墙上，碎片溅起来划伤了张建军的脸。
他当时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眼神像在看一个死人。
晚上母亲破天荒做了七菜一汤，全是我爱吃的。
她不停给我夹菜：“小默，明天好好考，妈相信你。”
张莉在一旁翻白眼，张建军一直低头喝酒。
现在，半夜十一点三十七分，我站在自己狭小的房间里，手里捏着一张六十万的银行卡和一张去临州的车票。
窗外在下雨，淅淅沥沥的，像八年前父亲葬礼那天的雨。
卧室门又被敲了两下，刘梅的声音带着试探：“小默？睡了吗？”
我深吸一口气，把银行卡塞进袜子里，车票揣进贴身口袋。
“睡了。” 我说。
门外安静了几秒，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靠在门上，慢慢滑坐到地上。
膝盖抵着胸口，这个姿势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抱着我讲故事的样子。
他已经模糊成一张泛黄照片里的笑脸，而我手里攥着的这张卡，冰凉，坚硬，带着张建军掌心的汗渍。
六十万。
锦州市一套小公寓的首付。
一个普通人六七年的工资。
也刚好是父亲保险金九十万，扣除我这八年学费生活费后，大概剩下的数目。
窗外的雨声越来越急。
我摸黑收拾书包 —— 身份证，准考证，两支笔，还有父亲留下的那块老式机械表。
表早就停了，指针永远停在两点二十七分。
母亲说那是父亲去世的时间。
衣柜里没什么像样的衣服，最贵的那件羽绒服还是前年张莉嫌款式旧不要了才给我的。
我把它塞进塑料袋，想了想，又拿出来穿上。
凌晨一点。
整个房子静得能听见水管里水流过的声音。
我轻轻拉开门，走廊的声控灯没亮 —— 张建军昨天说灯泡坏了，还没来得及换。
黑暗像浓稠的墨，裹着我从熟悉的家具轮廓间穿过。
经过主卧时，我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争吵声。
“…… 必须今晚送走！”
“可明天就高考了，监考老师会发现……”
“管不了那么多了！那边已经等不及，要是让他们知道陈默还 ——”
声音突然低下去，变成模糊的咕哝。
02
我贴着墙站了足足三分钟，直到腿开始发麻，才继续挪向大门。
防盗门的锁舌发出轻微的 “咔哒” 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我僵在原地，心跳如擂鼓。
主卧的门没开。
楼梯间的感应灯一层层亮起，又一层层熄灭。
我跑出单元楼，雨水瞬间打湿了头发。
小区门口停着几辆等客的出租车，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打盹。
“去哪儿？” 被我叫醒的司机打了个哈欠。
我张了张嘴，临州两个字在舌尖滚了滚，最后变成：“火车站。”
车子驶过湿漉漉的街道。
凌晨的锦州市空旷得像一座废墟，只有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灯光还亮着，像黑海里孤独的灯塔。
我盯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霓虹招牌，突然想起明天语文作文可能会考的题目 ——“家”。
书包里还有昨晚准备的作文素材：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朱自清的父亲翻越铁道买橘子。
老师在讲台上动情地说，家的意义在于无条件的爱与庇护。
我摸了摸袜子里的银行卡。
车在火车站广场停下。
付钱时司机看了眼我身上的校服：“明天高考吧？这个点来火车站？”
“接人。” 我说。
他点点头，没再多问。
也许他见过太多深夜出现在车站的奇怪乘客，一个穿着校服的高中生不算什么。
候车大厅里人不多，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靠在大包行李上打鼾，售票窗口前排着四五人的队伍。
电子显示屏上，开往临州的 K583 次列车显示 “正在检票”。
我排在队伍末尾，前面的中年妇女回头看了我好几眼。
“学生娃，一个人出门？”
“嗯。”
“家长呢？”
“在后面。” 我说。
她狐疑地转过头去。
轮到我了，我把身份证和车票递进窗口。
售票员是个扎马尾的年轻姑娘，她看了看车票，又抬头看我：“你这票…… 是别人帮你买的？”
我心里一紧：“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这趟车很少人坐，基本都是旅游团包车。”
她把证件还给我：“5 号候车室，快点，车快开了。”
5 号候车室在最里面。
我穿过长长的通道，脚步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
拐弯时，我不经意瞥见身后不远处有个人影闪了一下 —— 穿黑色夹克，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
我加快脚步。
检票口已经没人了，检票员正准备关门。
“快点快点！” 她不耐烦地挥手。
我冲过去，车票在闸机上刷出绿光。
站台上的灯昏黄昏黄的，雨丝在灯光里斜斜地飘。
K583 次列车像一条绿色的长蛇，安静地卧在轨道上。
车厢门口站着列车员，正在核对最后几个乘客的车票。
我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
对面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太太靠在老爷子肩上睡着了。
我把书包抱在怀里，盯着窗外站台上越来越少的旅客。
黑衣男人没有出现。
列车缓缓启动，站台的灯光向后滑去，越来越快，最后连成一条模糊的光带。
锦州市在雨夜中渐渐缩小，消失在地平线尽头。
我松开一直攥着的拳头，掌心里是四个深深的指甲印。
老太太醒了，眯着眼看我：“孩子，一个人出远门啊？”
“嗯。”
“去临州干啥？”
“上学。” 我说完顿了顿，“可能。”
她笑了笑，没再追问。
老爷子递过来一个苹果：“吃吧，年轻人长身体。”
我接过苹果，道了谢，却没吃。
只是把它放在小桌板上，看着它随着列车行进微微颤动。
车厢里的灯暗了下来，大多数乘客都睡了。
我掏出手机 —— 张建军让我别带，但我还是带了。
关机状态下，它只是一块冰冷的金属和玻璃。
开机键按下去，屏幕亮起。
没有信号，列车正在穿过隧道。
我打开相册，里面只有三张照片：父亲墓碑，去年的全家福，还有上周拍的班级毕业照。
全家福里，张建军的手搭在我肩上，笑容标准得像房产中介的宣传照。
母亲挽着他的胳膊，张莉靠在她另一边。
我站在最边上，肩膀微微塌着，那是长期挨打养成的习惯性姿势 —— 缩小受击面积。
隧道过去了，信号格跳动起来。
微信图标上跳出红色数字：25 条未读消息。
全是班级群里的，同学们在互相加油，发各种表情包。
没有一条私聊。
往下滑，母亲的头像静悄悄的。
最后一条消息是昨天中午：“晚上早点回来，妈炖了汤。”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然后关掉手机，重新塞回书包夹层。
窗外天边泛起鱼肚白。
雨停了，云层裂开缝隙，漏出几缕金色的晨光。
列车广播开始播报：“各位旅客，前方到站临州站，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
老太太拍拍我的手：“到了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点点头，背上书包。
银行卡在袜子里硌着脚踝，提醒我它的存在。
六十万。
不是亲生的母亲。
明天你会死。
这三句话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像坏掉的唱片。
列车慢慢停稳。
我跟着人流走下站台，临州车站比锦州的大很多，穹顶高阔，清晨的阳光从玻璃天窗倾泻而下。
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的旅客，嘈杂的人声混着广播声，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我站在出站通道中央，突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身后传来行李箱轮子滚动的声音，有人轻轻撞了我一下。
“对不起。” 是个女孩的声音。
我侧身让开，看见一个扎马尾的女生拖着个大箱子，箱子上还贴着航空托运的标签。
她冲我抱歉地笑笑，匆匆往出口走去。
就在她经过我身边时，我瞥见箱子侧面贴着的行李牌 —— 姓名栏写着：刘梅。
和母亲一样的名字。
女生很快消失在人群里。
我站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
是巧合吗？
全国叫刘梅的人成千上万。
可是。
可是她的侧脸，笑起来嘴角的弧度，甚至拖箱子时微微倾斜的肩膀 —— 都和我记忆里，二十岁照片上的母亲一模一样。
出站口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摸出手机，开机，信号满格。
03
微信图标上的数字变成了 26。
新消息来自一个陌生号码，凌晨三点二十七分发来的：“陈默，我是张叔叔。”
如果看到消息，马上回电话。
关于你爸的死，我还有很多事没告诉你。
还有，千万别相信你包里那张身份证 —— 那不是你的。
我猛地顿住脚步，翻出钱包。
身份证在夹层里，照片上是我十四岁时的脸，名字是陈默，地址锦州市和平路 32 号。
一切看起来毫无破绽。
除了签发日期 —— 那是我父亲去世前两个月。
而父亲去世后，我家就搬离了和平路。
人群从我身边涌过，奔向各自的方向。
我站在临州车站广场中央，手里攥着一张六十万的银行卡，一张过期的身份证，和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
晨光越来越亮，把整个广场照得一片金黄。
我抬起头，第一次看清这座陌生的城市。
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像无数只眼睛，冷冷地注视着这个浑身湿透、不知所措的少年。
背包里，机械表的指针依然停在两点二十七分。
但我知道，时间其实一直在走。
从未停过。
我追出车站时，那个叫刘梅的女生已经不见了。
广场上的人群像退潮般散开，只剩下几个拉客的旅店老板在招徕生意。
“小伙子，住店吗？六十一晚，有热水！” 一个瘦黑的男人凑过来，眼睛瞥向我身上的校服。
我摇摇头，攥着手机往公交站走。
张建军的短信还停留在屏幕上，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眼。
身份证不是我的？
可照片上分明是我十四岁的脸 —— 比现在稚嫩，头发更短，眼神里还带着点没被完全打碎的倔强。
我把身份证举到阳光下仔细看。
塑封边缘有点起皮，照片的像素确实不太清晰，锦州市公安局的印章颜色比同学的要浅一些。
但这些能说明什么？
也许是批次不同，也许是保管不善。
手机震了一下，又是那个陌生号码：“别回锦州。”
也别相信任何说你妈坏话的人。
钱够你用一阵子，找个地方先住下。
我盯着这行字，手指在回复框上悬了半天，最终只打了三个字：“为什么？”
发送失败。
红色感叹号跳出来 —— 号码已经注销。
公交车来了，我随便跳上一辆。
投币时才发现身上只有两张百元整钞，司机不耐烦地摆手：“没零钱就下去！”
后排一个大妈递过来两个硬币：“学生娃，我帮你给。”
她指了指我胸前的校徽：“高考生吧？怎么跑临州来了？”
“探亲。” 我接过硬币，投进钱箱。
车缓缓启动。
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陌生的街道。
临州比锦州大得多，高楼一栋挨着一栋，玻璃幕墙在上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但我突然想起张建军说过的一句话：“越亮的地方，影子越黑。”
那是他第三次打我之后说的。
那天我躲在阁楼哭，他拎着啤酒瓶上来，坐在我对面。
我以为又要挨打，他却只是喝酒，然后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现在想来，也许他早就想告诉我什么。
车到了终点站。
我跟着人群下车，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老城区。
街道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横在半空，两旁的店铺还挂着九十年代的招牌。
空气里有油炸食物的味道。
我在巷口找到一家小旅馆，“永安旅社” 四个字的霓虹灯坏了一半。
前台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
“住店。”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
老太太接过身份证，对着光看了好一会儿，又抬头看我：“本人吗？”
“是。”
“不像啊。” 她把身份证推回来，“这照片上的人，左眼角有颗痣。”
你没有。
我愣住了。
拿回身份证仔细看 —— 照片上的少年，左眼下方确实有个淡淡的黑点。
而我脸上干干净净，一颗痣都没有。
“可能…… 可能照片拍的时候有脏点。” 我的声音有点干。
老太太盯着我看了几秒，最终叹了口气：“算了，七十一天，押金一百。”
四楼 408，热水晚上七点到九点。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墙上贴着发黄的世界地图。
我把书包扔在床上，整个人瘫坐下来。
身份证摊在掌心，那个黑点清晰可见 —— 不是脏污，是照片本身就有。
手机这时响了。
是母亲。
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 “妈” 字，直到铃声快要结束才接起来。
“小默？” 母亲的声音很轻，背景音里有电视节目的声音，“你在哪儿？”
“…… 同学家。” 我说，“明天考试，一起复习。”
“哦。” 她顿了顿，“你张叔叔昨晚喝多了，说的那些胡话别往心里去。”
他这个人…… 压力大。
我听见电话那头有细微的摩擦声，像有人在旁边走动。
“妈。” 我突然问，“我左眼角是不是有颗痣？”
电话那头安静了足足五秒。
“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问问。”
“你小时候有的。” 母亲的声音变得很远，“两岁那年发烧，去医院打针，后来痣就慢慢淡了。”
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 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准考证找到了吗？”
“找到了，在你书桌抽屉里。”
你也是，这么重要的东西……
她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考试要带的东西，铅笔要 2B 的，橡皮要干净的，水杯不能是金属的。
这些话说了一百遍，可今天听起来格外刺耳。
“妈。” 我打断她，“我爸的保险金，还剩多少？”
电话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你问这个干什么？” 母亲的语气冷了下来。
“就是想知道。”
“九十万，这些年供你读书、生活费，早就用完了。” 她说得很快，“你别想这些，好好考试。”
考完就回家，妈给你炖鸡汤。
“张莉也喝吗？” 我听见自己问。
电话被挂断了。
忙音嘟嘟地响着，像心跳监测仪最后的直线。
我坐在床上，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
窗外传来小贩的叫卖声，某个孩子的哭声，自行车的铃铛声。
这些声音裹在一起，变成模糊的背景音。
我从袜子里掏出那张银行卡。
深蓝色，印着 “四海银行” 的字样，右下角有个手写的数字：600000。
背面签名栏空着，磁条处有些划痕。
六十万。
父亲保险金九十万，扣除八年学费生活费，差不多就是这个数。
张建军说 “就当这八年我欠你的”—— 他是在用父亲的钱，买我的离开。
不对。
如果只是想让我走，为什么要在高考前夜？
为什么要说 “你会死”？
为什么要强调母亲不是亲生的？
我躺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水渍。
它像一张扭曲的人脸，眼睛的地方刚好有两个霉点。
我就这么看着，直到眼睛发酸。
傍晚时我出门找吃的。
巷子口有家面馆，老板娘正在捞面。
“吃什么？”
“牛肉面。”
“十六。”
我递过去一百块。
老板娘找钱时多看了我两眼：“学生？不是本地人吧？”
“来考试的。”
“哦。” 她把找零和面一起推过来，“高考好啊，考出去就别回来了。”
面很咸，我吃了几口就放下。
邻桌两个建筑工人在聊天，说工地又拖欠工资，说孩子上学要交赞助费。
其中一个突然提高音量：“大不了鱼死网破！老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下意识摸了摸袜子里的卡。
硬硬的边缘硌着脚踝，提醒我它的存在。
回旅馆的路上，天已经黑了。
老城区的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光晕昏黄昏黄的，照不亮脚下的路。
我走得很慢，耳朵竖着听身后的动静 —— 从面馆出来就感觉有人跟着，脚步声不远不近，保持着十米左右的距离。
拐进巷子时，我闪身躲进一个门洞。
脚步声靠近，然后停住。
04
我从门缝里看见一个黑影站在巷口，左右张望，然后点了一支烟。
打火机亮起的瞬间，我瞥见他的脸 —— 三十来岁，下巴有道疤。
不是张建军。
那人抽完烟，转身走了。
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在门洞里又蹲了五分钟，才慢慢走出来。
巷子空荡荡的，只有一只黑猫蹲在垃圾桶上，眼睛在黑暗里发着绿光。
回到房间，我反锁了门，又搬来椅子抵住。
窗外能看见对面楼的灯火，一扇扇窗户亮着，里面的人在吃饭、看电视、辅导孩子写作业。
正常的家庭，正常的生活。
而我坐在这个七十块一天的房间里，手里捏着一张来路不明的银行卡和一张不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手机又震了。
这次是张莉发来的微信：“陈默你个怂货，有本事别跑啊。”
爸都气病了，妈哭了一晚上。
你满意了？
我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敲删删，最终一个字也没回。
她又发来一条：“你以为跑了就没事了？我告诉你，你爸 ——”
消息到这里断了。
不是撤回，是打到一半没发完。
我等了十分钟，没有下文。
打过去，关机。
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
七步走到门口，转身，七步走到窗边。
墙上的地图被窗外的风吹得微微晃动，南美洲板块掀起一角，露出后面发黄的墙面。
我撕开那角地图。
墙面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已经模糊不清，但能勉强认出：“408 房客 2019.5.10 到此一游 人生如梦”。
2019 年。
四年前。
写字的人现在在哪儿？
他的人生是什么梦？
门突然被敲响。
我浑身一僵。
“查房。” 是个男人的声音，“派出所的，开门。”
我屏住呼吸，慢慢挪到门边，从猫眼往外看。
走廊灯坏了，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穿着深色衣服。
“身份证登记有问题，开门配合检查。” 敲门声加重了。
我的手摸向门锁，又停住。
老太太登记时只说 “不像”，没说不让住。
派出所查房怎么会一个人来？
怎么会这个时间？
“稍等，我在穿衣服。” 我说着，轻手轻脚地搬开椅子，然后冲向窗户。
这是四楼。
楼下是个塑料雨棚。
我爬上窗台时，门外的敲门声变成了撞门声。
来不及多想，我闭眼跳了下去。
雨棚 “轰” 的一声塌了，我摔在一堆垃圾袋上，腐臭味扑鼻而来。
爬起来就往巷子深处跑，身后传来开窗的声音和男人的叫喊：“站住！”
我没回头。
巷子像迷宫，左拐右拐，黑暗吞噬了所有方向感。
最后我躲进一个废弃的报亭，缩在角落里大口喘气。
脚步声从远处传来，又渐渐远去。
我摸出手机，屏幕在黑暗里亮起刺眼的光。
凌晨一点三十七分。
银行卡还在。
身份证也在。
书包…… 书包落在旅馆了。
里面有准考证，有父亲的手表，有我从家里带出来的所有东西。
我靠在冰凉的铁皮墙上，突然很想笑。
笑出来了，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像某种动物的呜咽。
报亭的玻璃碎了，夜风吹进来，带着远处夜市烧烤摊的烟火气。
我透过破洞往外看，能看见一小片夜空。
没有星星，云层很厚，可能要下雨了。
手机就在这时响了。
一个本地号码。
我犹豫了三秒，接起来。
“陈默？” 是个女人的声音，很年轻，“我是刘梅。”
今天在车站撞到你的那个。
我握紧手机。
“别说话，听我说。” 她的语速很快，“你现在有危险，不能回旅馆。”
去建设路 156 号，那儿有家 “流年书店”，找老板说你要借《锦州市志》1999 年版。
他会帮你。
“你是谁？” 我终于问出来。
“我是……” 她停顿了一下，“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关于你父亲，关于你母亲，关于你为什么必须离开锦州。
“张建军让你找我的？”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短促的笑：“张建军？他现在自身难保。”
她压低声音：“听着，你只有今晚的时间。”
明天天亮之前如果还没拿到东西，就永远拿不到了。
“什么东西？”
“你父亲留下的东西。” 她说，“在书店老板那儿。”
快去，别相信任何人。
电话挂了。
我盯着渐渐暗下去的手机屏幕，掌心全是汗。
建设路 156 号，流年书店，《锦州市志》1999 年版。
这些词像密码一样刻进脑子里。
报亭外的街道空无一人。
远处有狗叫，近处有老鼠爬过垃圾袋的窸窣声。
我慢慢站起来，腿因为刚才的跳跃还在发软。
走出报亭时，天上开始掉雨点。
很小，很密，打在脸上凉丝丝的。
我朝着巷口的光亮走去。
书包没了，准考证没了，父亲的手表没了。
但我口袋里还有六十万，还有一张不属于自己的身份证，还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指引。
雨下大了。
路灯的光晕在雨幕里化开，像一团团昏黄的雾。
我跑起来。
鞋子踩进水洼，溅起的泥水打湿了裤脚。
这个场景很熟悉 —— 八年前父亲葬礼那天，我也这样在雨里跑，跑向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家。
建设路在城南，离这里三公里。
我一边跑一边想，书店老板长什么样？
他要给我什么？
父亲留下了什么？
为什么 1999 年的市志这么重要？
问题太多了，像这场雨一样劈头盖脸砸下来。
跑到第二个路口时，我停下来喘气。
雨幕中，街对面的便利店还亮着灯。
玻璃门上贴着红色标语，24 小时营业。
我摸了摸口袋，还有吃面找的零钱。
推门进去时，风铃叮咚响。
收银台后坐着个打瞌睡的年轻人，眼皮都没抬。
我走到最里面的货架，拿了瓶水，又拿了袋面包。
经过杂志区时，我瞥见当地报纸的头版标题：《锦州大桥维修工程启动，1999 年事故档案将重新调查》。
1999 年。
父亲是 2010 年去世的。
但我突然想起，父亲生前在交通局工作，负责的正是桥梁安全检查。
而他去世前三个月，被临时抽调参与某个 “历史事故档案整理” 项目。
母亲当时还抱怨：“都过去多少年的事了，还翻出来干什么。”
父亲只是笑笑：“工作嘛。”
结账时，收银员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学生？这么晚还在外面跑。”
“嗯。”
“小心点。” 他找零时说，“最近这一片不太平。”
我接过零钱，推门出去。
风铃又叮咚一声，门在身后关上，把便利店的光和温暖都关在里面。
雨还在下。
05
我站在屋檐下，拧开水瓶喝了一大口。
水是温的，带着塑料的味道。
对面街道的阴影里，有个红点一闪一闪 —— 有人在抽烟。
我拉上兜帽，转身走进雨里。
这次没有跑，只是快步走着。
右手始终插在口袋里，握着那张硬硬的银行卡。
六十万。
一个父亲生命的价钱。
一个儿子逃亡的启动资金。
一个真相的入场券。
我想起张建军塞给我卡时的手 —— 粗糙，颤抖，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油漆渍。
他打了八年，骂了八年，最后用一个真相和一笔钱，把过去八年全盘推翻。
这比继续打我，更让我难受。
建设路的灯牌在雨幕中渐渐清晰。
156 号是个老式骑楼，二楼窗户亮着灯，“流年书店” 四个字是手写的，在雨夜里泛着昏黄的光。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扇窗。
窗后有人影晃动。
一个，两个。
好像在说话，又好像在找东西。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
照片上那个眼角有痣的少年，在塑封膜后面静静地看着我。
他是谁？
如果我不是他，那我又是谁？
雨越下越急，打在地上溅起细密的水花。
街道空旷得像世界的尽头。
我深吸一口气，走向那扇亮着灯的门。
流年书店的门是木质的，推开时发出绵长的吱呀声，像老人关节的叹息。
书店里很暗，只有柜台上一盏绿罩台灯亮着。
灯光照出飞舞的灰尘，和满墙高及天花板的书架。
空气里有旧纸张、霉斑和檀香混合的味道。
一个老人坐在柜台后，戴着老花镜，正在修补一本脱了线的书。
“打烊了。” 他头也不抬。
“我想借《锦州市志》。” 我说，“1999 年版。”
老人的手停了一下。
他慢慢抬起头，透过镜片看我。
那目光很锐利，像能刺穿皮肉看到骨头。
“那本书不外借。”
“有人让我来取。”
“谁？”
“一个叫刘梅的人。” 我说出这个名字时，紧紧盯着他的脸。
老人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
“刘梅让你来的？”
“是。”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笑容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你等会儿。”
说着起身，颤巍巍地走向书架深处。
他的背影佝偻，在昏黄的灯光下拉得很长。
我站在柜台前，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张银行卡。
门外的雨声变小了，淅淅沥沥的，像无数细针扎在玻璃上。
墙上的钟指向凌晨两点二十七分。
老人回来了，手里没拿书，却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边缘已经磨损发毛。
他把档案袋放在柜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你父亲留下的。” 他说。
我伸手去拿，他却按住了袋子。
“陈默，你今年十八岁？”
“是。”
“你父亲去世十一年了。” 老人的手指在档案袋上轻轻敲着，指甲泛黄，“这十一年，有人问过你父亲的事吗？”
“没有。”
“一次都没有？”
我想了想。
母亲不提，张建军不提，亲戚们也都避而不谈。
就连清明扫墓，母亲也只带我到墓前站五分钟，从不让烧纸。
“没有。”
老人点点头，松开了手。
“拿去吧。”
但别在这里看。
“为什么？”
“因为不安全。” 他重新戴上眼镜，又变回了那个普通的书店老板，“从后门走，巷子通大路。”
记住，别信任何人，包括给你这个东西的人。
档案袋不厚，摸起来里面像是装了几张纸，还有个硬硬的小东西。
我把它塞进外套内侧口袋，贴肉放着。
冰凉的触感让我打了个寒颤。
“谢谢。”
“不用谢我。” 老人重新拿起那本脱线的书，“要谢就谢你父亲，他预付了保管费。”
“预付？”
“1999 年。” 老人穿针引线，手法娴熟，“那时候他就把这东西存在我这里了。”
说如果他出什么事，等他儿子十八岁高考前来取。
针线穿过书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他…… 知道会出事？”
老人抬起头，昏黄的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
“知道的人，往往第一个出事。”
我走出书店时，雨已经停了。
空气湿冷，路灯在水洼里投下破碎的光。
后门通向一条窄巷，两侧是高墙，墙上爬满枯藤。
我快步走着，脚步声在巷子里回响，像有人跟在后面。
口袋里的档案袋像块烙铁，烫得我胸口发疼。
父亲在 1999 年就预感到会出事？
那时候我才两岁。
不，如果母亲不是亲生的，那 “我” 又是谁？
那个眼角有痣的少年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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