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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摘 要：“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并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时期。通过梳理“十四五”期间我国在能源低碳转型、能源科技创新与能源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可重点分析“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面临的目标路径、系统协同、技术治理、区域失衡与外部环境等方面的挑战，并提出未来发展战略。研究表明，未来五年我国应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强化科技自主创新、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深化全球能源治理等战略，从而推动能源体系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化转型；从中长期来看，推进能源系统低碳转型需兼顾“速度”与“质量”，确保能源转型行稳致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筑牢根基。
一、引言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是我国实现“碳达峰”和全面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时期。本文基于“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转型的现状趋势，识别我国未来能源转型面临的核心挑战，提出“十五五”时期推动能源转型的思路，旨在为“十五五”时期中国能源转型提供借鉴参考。
二、“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转型的成绩
“十四五”时期，我国在能源结构低碳化进程、能源科技创新体系以及能源国际合作格局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十五五”时期能源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一）能源结构低碳化进程加速
“十四五”期间，我国围绕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领域节能减碳以及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等核心方向持续发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成效显著。
其一，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目前，我国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为能源结构优化奠定了坚实基础。2024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3.46万亿千瓦时，约占全部发电量的35%。此外，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接近全国发电总装机的六成，且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2.68亿千瓦，同比增长99.3%，约占新增装机的91.5%。
其二，重点领域节能减碳持续推进。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是助力绿色发展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十四五”期间，我国在钢铁、电解铝、水泥、炼油、乙烯、合成氨等重点高耗能行业中，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普遍提升，平均增幅约6个百分点。此外，建筑领域能效提升步伐持续加快，建筑用能结构优化同步推进。一方面，2024年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的占比已突破90%，城镇既有建筑中节能建筑占比超过64%；另一方面，还完成了超3亿平方米城镇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工作，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的能耗较此前下降约3%。
其三，新型电力系统快速发展。“十四五”期间，我国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供给向绿色电力主导转型。一方面，截至2024年年底，新型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达7376万千瓦/1.68亿千瓦时，约为“十三五”末的20倍；另一方面，2021年，我国正式启动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化交易进程，截至2025年5月，我国绿色电力交易量为2209.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2%，绿色电力交易的规模快速增长。
（二）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持续完善
科技创新是推动我国能源产业变革的基本力量，“十四五”期间我国围绕核能利用、跨区域能源传输及能源系统数字化转型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
其一，核能利用技术提升。2021年7月13日，“玲龙一号”作为全球首个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型堆正式开工建设。同时，我国也不断推动“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等核能利用技术的工程化应用与产业化推广。
其二，跨区域能源传输平稳投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从“向家坝至上海±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到“白鹤滩至苏浙±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超过6条特高压线路的串点成线，极大提升了长江经济带利用清洁能源的能力。特高压电网与主网架作为能源配置平台，其具备的核心价值随着跨区域供需调节需求的增强而日益凸显。
其三，能源运行数智化水平提高。目前，全球能源行业正向数字化、智能化变革。近年，我国不仅将“AI+”深度融入新能源产业，还将“5G+北斗”成功应用于煤炭、油气、电网等领域。
（三）能源国际合作格局深度拓展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转型和气候治理相关议题，形成了多元化的能源国际合作格局。
其一，国家之间的油气合作加强。油气合作是能源合作的基本盘，“十四五”时期，我国与俄罗斯、中东、中亚等国家或地区深化油气合作。以中俄合作为例，在油气资源开发上，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取得重大成果；在通道建设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全线贯通并实现满负荷运行；在双边贸易上，2023年能源贸易额占两国贸易总额的36.2%。
其二，新能源合作成就显著。新能源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风电、光伏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场等一批标志性项目，不仅推动了项目所在国清洁能源的发展，还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能源的转型升级。
其三，积极参与能源治理。在推动“一带一路”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进程中，我国为全球能源治理搭建了多元对话平台。目前，我国已成功主办多项国际性活动，包括“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以及二十国集团能源转型部长会议等，通过这些平台不仅有效促进了各国在能源政策沟通、项目合作与技术交流上的协同，还为全球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
三、“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转型面临的核心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发展取得的成就为我国能源转型打下坚实基础，2025年是着手谋划“十五五”发展蓝图的重要节点，随着非化石能源从补充能源转变为主体能源，“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面临的已非单一领域的障碍，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挑战。本部分将重点围绕目标路径、系统协同、技术治理、区域失衡与外部环境五个维度，系统阐述“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面临的核心挑战。
（一）目标路径挑战：能源转型节奏的把握
一方面，能源转型节奏过快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在传统高碳产业仍占相当比重的地区，过急的转型步伐可能引发就业压力和地方财政波动。尤其在当前部分煤电企业亏损、碳捕获与封存（CCUS）等技术成本较高的背景下，传统能源体系低碳转型的财务压力尤为显著。此外，能源结构的快速调整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影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并对能源安全构成挑战。另一方面，能源转型滞后的风险和代价则更为显著。总体来看，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时间。若前期峰值过高，意味着后期年均减排速率需要呈指数级增长，部分情景下甚至需达到8%~10%的年均减排率，远超历史水平。在“十五五”期间，为支撑经济增长，部分地区仍可能新增或延续一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这极大增加后期减排难度。此外，在全球绿色贸易规则加速构建的背景下，高碳产品出口将面临日益高昂的碳成本，能源转型滞后将会使相关产业在国际竞争中陷入被动。
面对上述双重挑战，政策导向已明确指向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2025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进一步强化了能源结构转型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为“十五五”期间把握转型节奏提供了依据和遵循。因此，“十五五”期间应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将短期压力转化为长期竞争力，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二）系统协同挑战：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必然路径
当前，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内在需求与碳减排刚性约束并存的双重压力，实现二者间的战略脱钩是转型成功的关键。然而，经济系统与能源系统之间仍存在冲突，使得脱钩进程面临显著的协同挑战。
1.产业结构重型化对脱钩进程的制约
我国部分地区尚未摆脱对高耗能产业的路径依赖，产业结构重型化仍是制约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核心障碍。以黄河流域为例，该区域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及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产业结构呈现出显著的高碳化特征。尽管该区域大部分城市已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相对脱钩，但总体脱钩程度仍低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产业结构相对轻量化的地区。这深刻揭示了产业结构重型化是制约区域整体脱钩水平提升的根本原因。
重型化产业结构不仅拖累整体脱钩进程，更可能使部分地区陷入“脱钩陷阱”。“脱钩陷阱”是指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呈现波动性与不可持续性，出现“脱钩—复钩”反复交替的现象，这种状态在长江经济带的中上游地区普遍存在。这些地区的脱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短期的行政指令等外部力量驱动，而非依靠技术进步和能效提升形成的内部动力。一旦外部压力减弱或政策重心转移，其脱钩状态便难以维持，碳排放会伴随经济复苏而迅速反弹，这暴露出产业结构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型的脆弱性。另外，部分地区对碳排放双控制度仍持观望态度，延续能耗双控思维，这种行为进一步固化了结构性锁定。部分地区人均碳排放与碳强度远高于整体平均水平，成为实现全域低位达峰和高质量脱钩的难点所在。
2.能源系统转型滞后制约经济绿色增长
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能源系统是经济绿色增长的基石。然而，当前能源体系的转型滞后无法为高质量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动力。
首先，新能源的大规模并网消纳难题尚未根本解决。“夏丰冬枯、日盈夜亏”的波动性、跨区域输电通道的不足以及调节资源的缺乏，均削弱了清洁能源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这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更意味着经济增长所需的增量能源无法被清洁电力充分保障，进而阻碍脱钩进程。
其次，僵化的能源价格机制无法为能源系统绿色转型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一是化石能源价格未能充分体现环境成本，变相补贴了高碳生产与消费方式。二是天然气价格市场尚未完成竞争自由化改革，门站价格未完全市场化使参与者面临潜在投资风险，“一部制”管输价格机制导致运营效率偏低。三是绿电溢价机制尚未普及，由于购买绿电缺乏激励措施，企业可能不愿主动选择绿电。
综上所述，破解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难题，绝非依靠单一领域的改革就能实现，迫切需要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结构转型形成双轮驱动的协同效应。
（三）技术治理挑战：人工智能能耗攀升与赋能潜力的综合权衡
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在广泛融入能源系统，构成“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的关键要素。然而，AI技术在赋能系统增效的同时，其自身巨大的能源需求也构成了新的挑战。
1.AI作为“高载能单元”的能耗挑战
AI在技术应用全链条均存在显著能耗压力，成为能源系统中的“高载能单元”。在硬件制造与运行环节，工业机器人的关键部件依赖稀土材料，而稀土提取过程不仅对环境破坏大，还伴随大量能源消耗。同时，AI运行依托的数据中心、互联网服务器等基础设施能耗呈现指数级增长，其实时数据存储与计算需求会持续消耗电能，若供电来源以化石能源为主，将进一步放大碳足迹。在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更低，间接增加了AI应用的隐性能耗成本。此外，AI技术迭代过程中的能耗问题同样突出。部分复杂模型的研发阶段对算力需求极高，模型优化与测试需反复进行计算，会在短期内集中消耗大量能源，形成阶段性高能耗峰值，部分大语言模型训练甚至会产生数百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AI的能耗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成本与环境成本问题。高昂的电力成本直接抬高了AI研发与应用的门槛，若电力来源以化石能源为主，则意味着AI技术本身就在产生巨大的碳足迹。因此，如果AI自身消耗的能源及其对应的碳排放超过了其通过优化其他系统所节约的能源和减排量，那么其对能源转型的贡献将是负面的。
2.AI作为“效率引擎”的赋能潜力
与自身的能耗挑战并存的是AI技术在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方面展现出的巨大的赋能潜力。在电力领域，AI技术贯穿于发电、输电、配电和用电等各环节。具体而言，在发电环节，AI算法可以优化机组组合，提高发电效率；在输电和配电环节，AI技术可以实现故障预测和智能巡检，进而优化电力调度并减少线路损耗；在用电环节，AI技术则可以通过智能控制实现节能降耗。在煤炭领域，AI技术可以有效应用于煤矿开采、设备诊断、安全预警等方面；在油气领域，AI技术不断应用到智能钻井、检维修、高危作业等场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针对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和不稳定性，AI技术能够精准预测发电情况，优化并网和消纳流程，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等等。
目前，我国不断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加速融合，强化新型能源体系对绿色能源的带动作用。具体而言，AI与能源系统的核心部分进行融合，不仅有利于处理传感设备的庞大数据、灵活消纳新能源，还能实现对充放电的智能控制。这种赋能效应能够从宏观上降低整个经济体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2025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推进“人工智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设立了2027年和2030年两阶段目标，进一步推动“十五五”期间AI对能源全产业链的融合。
（四）区域失衡挑战：能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空间错配
我国能源资源与能源消费需求呈现明显的逆向分布特征，进而决定了区域协同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整体减排目标的必然要求。然而，现有区域发展格局与协同机制尚不足以高效化解这一空间错配矛盾，甚至在某些方面加剧了区域失衡。
1.西部能源富集与经济发展滞后的矛盾
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是实现国家能源清洁化的主战场，但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消纳能力有限，存在潜在风险。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西电东送”工程的能源输出地，通过建设大型能源基地将电力输往东部负荷中心。具体而言，西部地区的外送电量占比达20%以上，造成了该地区可再生能源送出通道重载、下网电力承接能力不足的问题，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西部能源富集与经济发展滞后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西部绿色煤炭资源勘查程度不高，油气地表、地下条件复杂导致勘探开发难度大。同时，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与能源开发的矛盾十分突出。其次，西部地区能源系统整体效率有待提升，煤电厂供电煤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能源消费过度集中于高耗能产业。更为突出的是，由于当地消纳能力和外送通道的限制，西部地区的“弃风弃光”以及西南地区的“弃水”问题依然存在，造成清洁能源的严重浪费，导致能源生产与当地经济发展和消纳能力之间的严重脱节。
2.东部能源需求增长与环境容量受限的矛盾
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国家的经济引擎，能源消费总量大且需求持续增长，但面临严重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和当地环境容量约束等困境。为实现当地环境质量改善和碳减排目标，东部地区有强烈的动机获取外部清洁电力。然而，其对西部绿电的消纳在当前机制下更多被视为一种成本项目或政策任务，缺乏内生的经济激励。另外，东部地区自身产业转型升级存在压力，如何在高成本环境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维持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是其面临的严峻考验。
与此同时，“十五五”时期东部地区内部的碳达峰进程存在显著差异，这进一步加剧了整体减排的结构性压力。基于情景分析的研究表明，从东部地区整体来看，其碳排放达峰时间预计在2028—2033年。然而，地区内发展并不均衡，这导致东部地区整体实现2030年前低位达峰的目标面临巨大挑战。
3.跨区域协同机制不足的制约
当前，我国连接东西部的协同机制存在明显短板，这阻碍了全国范围内能源与经济的优化布局。首先，物理通道能力与灵活性不足。特高压输电通道建设速度仍滞后于新能源装机速度，且现有电网的跨区域互济和灵活调节能力无法满足大规模、高波动性新能源电力的输送需求。其次，市场壁垒与行政分割依然存在。区域分割的电力市场模式导致省间交易壁垒难以完全破除，资源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电力市场模式的滞后，导致“隔墙售电”等政策落地难，限制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再次，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不完善。西部省份为保障能源供应和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代价，未能通过市场化的生态补偿、碳价值共享等机制获得充分回报，这影响了其接纳更多新能源项目和支持“西电东送”工程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破解区域失衡难题的关键，在于推动区域协同从单向的能源输送关系升级为能源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五）外部环境挑战：地缘冲突加剧与国际规则壁垒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共建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持续加强，能源合作与消费对我国未来实现碳中和极为关键。然而，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正在经历深度重构，大国博弈与区域竞争加剧，使我国能源转型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一方面，能源供应链的政治化趋势直接威胁能源供应安全；另一方面，国际碳规则等新型壁垒对我国产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1.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能源供应链波动
随着全球大国博弈升级，关税壁垒、技术限制等阻碍能源产业链的流动，地缘政治加剧能源供应链的波动，关键矿产资源与先进技术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焦点。我国在稀土等战略性矿产领域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铜、铝、钴等新能源关键矿产上对外依存度较高。与此同时，美国通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控制锂、钴等关键矿产供应链，直接削弱我国在主导领域的影响力并威胁供应链稳定。此外，俄乌冲突等地缘事件不仅直接导致欧洲能源进口转向，也间接影响我国与中东、中亚等传统伙伴的油气合作节奏。
2.国际规则与绿色壁垒形成新的约束
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碳计量、碳足迹、碳定价标准，这正成为新型的贸易壁垒。2023年10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启动，对我国钢铁、水泥等高碳产品出口征收额外碳成本，而我国碳核算方法与欧盟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在国际碳核算中陷于被动。与此同时，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加速构建本土清洁能源产业链，政策意图明确指向“去中国化”，这不仅可能将我国排除在部分市场之外，更可能对既有的全球能源治理规范形成冲击，并进一步影响全球贸易秩序与市场稳定。
综上所述，“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已不再是单纯的国内事务，而是深度嵌入全球竞争与治理体系之中。
四、“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转型的战略思路
“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转型将进入攻坚期。为应对多重复杂挑战，我国能源转型战略思路必须具备前瞻性与可操作性。未来五年的战略部署，应围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这一核心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与公平、国内与国际等多重维度，推动能源转型向纵深推进。
（一）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
“十五五”时期我国正处于冲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时期，为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关键在于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平稳转型。尤其是在新能源占比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国应逐步打破当前能耗双控中对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约束，稳步建立以碳排放为约束的调控机制，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增长的合理需求，并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在基础能力建设方面，应重点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与监测体系的构建，开展碳计量关键技术攻关，推进碳核算方法学研究与标准制定，并借助数智技术强化碳排放监测技术与设备的创新应用，持续提升我国碳排放的统计核算与监测的基础能力。
为了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推进碳排放双控平稳转型，需进一步优化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及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与管理机制，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现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对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完备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保障。
（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提高赋能效率并强化能源科技自主创新
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呈现“高载能”与“高效率”并存的“双刃剑”效应，这就要求“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转型的政策制定必须在充分挖掘能源系统增效潜力的同时，严格约束自身的能耗与碳足迹。为此，必须通过强化自主创新突破技术瓶颈。
其一，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应实施扬长避短的精准治理策略。在赋能方面，应推动AI技术在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等全环节的深度应用，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预测、电网智能调度和用户侧能效管理等关键场景中发挥其效能，并将其打造为提升全社会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效率的核心引擎。在利弊方面，需高度重视AI作为高载能单元所带来的挑战，积极推动低能耗AI算法与专用芯片的研发，引导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优先使用绿电，并通过技术标准持续推进其节能改造。此外，为防范“杰文斯悖论”所带来的反弹效应，有必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确保AI技术应用最终实现净节能降碳的正向效应。
其二，在更广泛的能源科技领域，针对我国能源领域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长期存在较高对外依赖度的现状，亟须通过强化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实现突破。一方面，应显著加大能源科技研发投入，聚焦“卡脖子”技术环节实施精准攻坚，在关键设备、基础材料等领域确保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同时，要构建市场导向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推动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实体化创新联合体。具体而言，我国需以明确的应用场景和商业化目标为指引，实施“揭榜挂帅”机制，并将技术转化收益合理反哺研发团队，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针对标准差异引发的冲突，我国需优先在新型储能、氢能等前沿领域制定国家统一的技术规范与安全标准。同时，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并通过规模效应快速降低技术成本，为能源转型提供经济可行的技术选项。
（三）构建全国统一能源大市场与区域利益协调机制
我国能源资源与能源消费需求的逆向分布国情决定了区域协同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实现整体减排目标的必然要求。破解西部能源富集与经济发展滞后、东部能源需求增长与环境容量受限的矛盾以及跨区域协同机制不足的制约，关键在于推动区域协同从单纯的能源输送关系升级为能源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具体而言，我国应在“十五五”期间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进一步优化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的机制。首先，应打破省际交易壁垒，建立规范的跨区域输电价格机制与交易规则，从而促进清洁能源在更广范围内的自由流通与高效消纳。其次，需着力突破物理通道容量的瓶颈，持续加强西部地区智能电网与储能设施建设。为此，应优化主干网架结构，提升特高压等跨区域输电通道的输送能力与运行效率，并增强电网的跨区域互济与灵活调节能力，从而满足大规模、高波动性新能源的输送需求。最为关键的是，应建立并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跨区域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再次，在“西电东送”的格局下，西部地区仅获得发电环节有限收益，却需承担生态环境压力、土地资源占用及系统平衡成本。为此，可以将西部外送绿电所产生的碳减排收益通过一定比例返还给绿电输出省份，或将东部地区环境成本的一部分用于补偿西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代价。通过此类机制创新，将国家的能源禀赋优势转化为各地区共享的整体竞争优势，最终推动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推动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与能源系统清洁转型
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战略脱钩，是“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成功的关键标志。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系统转型形成双轮驱动的协同效应，同时推动经济系统的绿色化和能源系统的清洁化转型。
一方面，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我国既承受着技术封锁与规则重构带来的外部压力，也经历着产业链外迁与区域化分流引发的转型阵痛。为应对这些挑战，需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防止产业结构重型化，采取积极举措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主动适应并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具体而言，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并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此外，鉴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会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风险，我国需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加重视国内本土市场，扩大内需，将经济增长模式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和创新”驱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合理的产业布局同样至关重要，我国要充分发挥区域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以重点城市群为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枢纽，推动跨区域合作与产业深度融合。在能源系统层面，需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智能电网和储能设施的投资力度，完善交通、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以增强新能源消纳能力。面对非化石能源成为增量主体所带来的系统平衡挑战，必须着力提升能源系统的整体灵活性与可靠性，包括积极推进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充分挖掘需求侧响应潜力，并持续推动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此外，应深化能源价格机制改革，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完善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的机制，从而营造更加公平开放的能源发展环境，通过准确的市场信号引导生产侧与消费侧共同迈向绿色低碳转型。
（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并稳妥应对地缘政治风险
全球地缘政治安全与我国能源安全紧密关联、高度联动，当下诸多能源安全挑战皆因大国战略竞争及区域性权力竞争加剧而产生。我国应坚定秉持并细化推广全球安全倡议，坚决抵制霸权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外交胁迫，积极应对西方能源供应链联盟的冲击。在区域热点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于多边框架中提出保障供应链畅通的方案，统筹各领域安全。面对外部风险，要提前制定海陆能源通道受阻的应急预案以应对“马六甲困境”，同时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对话合作。此外，需将关键矿产合作深度融入能源外交战略布局，不仅可以通过在海外建设稳定的境外资源供应基地确保关键矿产的可持续获取，还可以构建起涵盖资源获取、市场合作、技术交流等多维度的海外能源利益体系，全方位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与外交利益。
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的理念，实现全球能源共同安全需以政治共识为引领、以互利合作为保障。在油气领域，我国要与重点油气国构建起稳定贸易关系并助力全球南方油气国提升开采输送能力；在清洁能源领域，推动中国装备企业全球化，促进产业链融合与技术共享；等等。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建能源安全共同体，于东北方向保障俄跨境能源通道稳定并推动东北亚绿电互联，于西北方向深化中亚油气全产业链合作与清洁能源互补，于西南方向提升中缅管道效益并融入东盟电力互联。
五、结论与展望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能源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应重点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战略部署：一是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并推动能源双控向碳双控转型以引领目标路径；二是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提高赋能效率并强化能源科技自主创新以应对技术治理挑战；三是构建全国统一能源大市场与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以化解区域失衡矛盾；四是推动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与能源系统清洁转型以破解系统协同难题；五是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并稳妥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以抵御外部环境风险等。未来能源发展将是多维演化、动态调整的工程，唯有兼顾效率、公平、绿色、安全，才能在新时代构建可持续、韧性强的新型能源体系。
能源转型是长期系统性工程，“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路径选择需兼顾“速度”与“质量”，既要避免激进改革引发能源安全风险，也要防止转型滞后导致高碳锁定。未来需持续动态优化政策体系，强化跨部门协同与市场主体参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在应对挑战中把握机遇，确保我国能源转型行稳致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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