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开始从金融游戏造就的GDP神话中清醒过来。意识到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后，历任美国政府都将再工业化作为重要政策目标。
然而，十多年过去，美国不仅未能实现再工业化的目标，反而还在进一步去工业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自然多种多样，但其中一条外部因素给人的感觉格外微妙，那就是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为解决日本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问题，要求日本央行实施量化质化宽松政策，推动日元大幅贬值。这使得日本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售价骤降，推动全球制造业企业开启疯狂的价格内卷，让本土用工、能源、交通等成本居高不下的美国制造业在哀嚎中进一步衰落。
想当年，正是美国用一纸《广场协议》打断了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日本的经济泡沫迅速膨胀并破裂，成为其经济长期停滞的开端。以此旧恨为铺垫，日本祭出安倍经济学，究竟是长期通缩下的无奈之举，还是蓄意报复美国，意图彻底堵死其再工业化之路？
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而言是糟糕透顶的十年。在此期间，美国不仅要承受越战失败的苦涩，还要接连面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在双重打击下陷入前所未有的滞胀危机。
更令美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在本土经济陷入困境之际，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却在战后美国的扶持下强势崛起，对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尽管这种顺差源于日德产品物美价廉、深受美国消费者青睐，但在本土制造业遭受冲击、失业危机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工人并不在意这些原因。他们愤怒地指责日德通过“不公平贸易”打压美国本土产业，危害国家安全，并发起各类运动抵制进口商品。
面对民间情绪高涨，本就苦于外贸赤字与财政赤字的美国政府顺势而为，逼迫日、德、英、法四国配合其经济政策，推动美元贬值，以提升美国制造的竞争力。面对这位阵营“老大”的强势施压，四国几乎没有拒绝的余地。
于是，1985年，五国财长在纽约签署《广场协议》。其中，日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缺乏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历史文化纽带，自然成为美国的重点针对对象。美方要求其货币升值幅度远超其他三国。
如此激进的货币升值突如其来，自然严重打击了日本出口。为避免本土企业大规模倒闭，日本政府试图通过降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刺激国内消费，以对冲出口下滑的损失。然而事与愿违，这些资金并未如愿流入实体经济促进创新或消费，反而纷纷涌入楼市与股市。
面对日益膨胀的经济泡沫，1990年1月，日本政府决定“壮士断腕”，主动刺破泡沫以防其失控酿成更大灾难。当时的日本人绝未料到，此举竟让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毕竟，泡沫破裂在资本主义世界本是常见的周期性危机，通常衰退期不会太长，随后便会迎来新一轮繁荣。
可惜的是，日本作为非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其经济发展深受美国制约。而美国因日本在泡沫时期得意忘形，频频叫嚣“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半个东京就能买下整个美国”，早已厌恶至极，根本不愿给日本东山再起的机会。
于是，在日本主动刺破泡沫、开始降息以修复经济创伤时，美国却以更快、更猛的速度降息刺激本国经济，导致日元对美元进一步升值，继续打击日本出口。当降息策略失效，日本无奈之下只能加大刺激力度，一边将利率降至史无前例的0.5%，一边由政府大规模举债投资基建，试图拉动内需。
经过这番努力，日本经济状况终于有所好转，似乎看到了走出危机、重回正轨的希望。然而不到两年，美国资本便在亚洲股市兴风作浪，掀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尽管此次危机并非直接针对日本，但与东南亚经济联系紧密的日本仍难逃波及。
加之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银行体系已积累大量坏账，仅靠政府激励政策勉强支撑。如今再遭冲击，多家银行和证券公司不堪重负，最终破产。幸存机构为求自保，纷纷收紧信贷标准。结果，许多日本企业无法获得贷款，只能裁员降薪；这又导致社会需求萎缩，日本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日本政府对此想必极度崩溃，却又不得不寻求对策。在零利率与扩大政府举债均无明显成效的情况下，日本开创性地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由央行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对抗通缩。尽管冒着巨大风险，日本总算勉强摆脱通缩困境。
2006年，日本终于得以终止量化宽松（QE）、取消零利率政策，并停止扩张性举债。然而仅仅两年后，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再受重创。而在本轮危机中，其他国家因有日本的前车之鉴，纷纷大胆采用QE印钞救市；反观日本，因刚结束上一轮QE，不敢过度释放流动性，导致其经济复苏速度远逊于其他发达国家。
眼见日本经济正滑向“失去的三十年”，举国上下焦虑万分。为扭转颓势，2012年，首相安倍晋三推出如今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激进经济刺激计划。按他的宣传，将通过超宽松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及结构性改革，解决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问题。
但实际上，安倍的产业政策因内容模糊、目标不清，加之现实阻力重重，多数沦为空谈，难言实效。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看似可行，却受限于日本政府早已债台高筑，无力挥霍。为兑现承诺，政府只能先提高消费税以增加收入，再用这笔钱刺激经济。这种“左手进、右手出”的做法，效果可想而知。
甚至有经济学家指出，增税对日本内需的负面影响，可能超过政府刺激政策带来的正面作用。因此，安倍经济学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或许只有超宽松货币政策，即规模空前的QE，外加延长央行购债期限、扩大资产购买范围。
得益于央行的无限兜底，日本股市开始节节攀升。同时，由于美国奥巴马政府希望美元走强以提振全球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此次美国并未与日本针锋相对。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的大规模量化宽松如愿促成日元贬值。
在此基础上，日本民众的消费意愿略有回升，长期低迷的内需稍有改善。而对日本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而言，这两项利好尤为关键：股市上涨使企业融资更易，日元贬值则增强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尽管如此，日本仍只能算是勉强摆脱通缩阴影。为防止通缩卷土重来，日本政府不得不长期坚持安倍经济学的激进路线。
表面上看，安倍经济学是日本在多方尝试无果后，被迫采取的、让央行承担高风险、政府透支未来以换取短期经济增长的激进策略。但若结合其出台时机及其对全球工业格局的影响来看，难免令人怀疑：这是否是日本对美国的一次报复？
毕竟，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也已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并于2009年起陆续出台多项法案，力图推动再工业化。而日本偏偏在此节点，以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引发全球制造业陷入价格内卷。在这场竞争中，就连中国也倍感压力，不得不压低用工成本以维持优势，数据显示，自安倍经济学实施后，中国工资增速明显放缓。
至于美国制造业，本就因成本控制不力而依赖政府补贴苟延残喘，在这场残酷的全球竞争中更是毫无招架之力。美国政府的再工业化口号，也因此沦为彻底的空谈。考虑到日本经济困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一手造成，实在难以排除日本借此机会拉美国下水、实施报复的可能性。至于安倍经济学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已故的安倍晋三本人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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