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奥巴马正摩拳擦掌，准备在政坛大干一场。
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夏威夷那边传来了噩耗：母亲走了。
夺走她性命的是卵巢癌，这年她才52岁。
这事儿对奥巴马打击太大了，他不光没了亲妈，更是痛失了一位给他指了一辈子路的“幕后操盘手”。
很多年后，当奥巴马站在镁光灯下，顶着“美国首位黑人总统”的头衔谈笑风生时，外人总爱把这事儿归结为他天生嘴皮子利索、哈佛的金字招牌，或者是那个肯尼亚亲爹的优秀基因。
可在奥巴马自个儿心里，这笔账压根不是这么算的。
他在公开场合念叨过好几回，真正让他脱胎换骨、对他影响最深的人，其实是那个早就不在人世、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白人老妈——斯坦利·安·邓纳姆。
你说怪不怪，一个白人女性，咋就能教出一个自信心爆棚的黑人总统？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得看这个女人在人生岔路口上，那三次让人直呼“看不懂”的硬核操作。
把日历翻回到1967年，坐标印度尼西亚。
凌晨四点，雅加达的天还黑得像锅底，空气又湿又热，黏糊糊的。
小奥巴马睡得正香，被子猛地被人掀开，安·邓纳姆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巴里，别睡了，起来。”
这一出，乍一看像是现在那种把孩子往死里逼的“虎妈”，可你要是懂他们当时那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就知道安·邓纳姆这心里是有多苦。
那会儿，她带着才6岁的奥巴马改嫁到了印尼。
继父罗罗·苏托洛虽说没亏待孩子，但他那意思是想让奥巴马入乡随俗——没事在院子里玩玩泥巴，养只鳄鱼当宠物，去读个当地的普通学校拉倒。
这要是没人管，奥巴马这辈子大概率就成了个满嘴印尼土话、在雅加达街头瞎混的乐天派，至于回美国发展？
门儿都没有。
那送去国际学校呢？
在那个年代，学费贵得离谱，家里把锅底刮穿了也凑不出这笔钱。
摆在安·邓纳姆跟前的路就剩下两条：要么两手一摊，让孩子彻底“野蛮生长”，把精英教育抛到脑后；要么自己咬牙顶上，给儿子当私教。
她选了后面这条路，而且是一条布满荆棘的窄路。
白天她得上班，还得操持家务，能挤出来的时间只有清晨。
这么一来，每天凌晨四点到七点，就成了娘俩雷打不动的“美国时间”。
在这三个钟头里，她身份变了，不是老妈，是英语教头。
她盯着奥巴马死磕单词、矫正发音，给他讲美国那些陈年旧事，甚至把黑人民权运动的录音带放给他听。
奥巴马肯定一肚子怨气，换谁家孩子乐意在大半夜爬起来啃书本？
每当儿子在那儿哼哼唧唧想赖床时，安·邓纳姆就撂下一句狠话：“你以为我陪你熬着就不累？
我也想睡！”
这话听着冲，其实透着一股子人间清醒：作为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白人女性，她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黑人在那个社会要吃多少苦头。
就像电影《隐藏人物》里演的那样，那年头，黑人连上个厕所都得去专门划出来的区域，你再有本事，肤色就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安·邓纳姆心里盘算得清楚，儿子将来要想在那种环境里挺直腰杆，光是“优秀”根本不够看。
他必须比旁人起得更早，学得更扎实，心肠更硬。
这凌晨四点亮起的灯，说白了，是她在给儿子的未来穿铠甲。
要是说凌晨四点抓学习是战术上的死磕，那她在婚姻大事上的取舍，就是战略上的杀伐果断。
安·邓纳姆这辈子，领过两次证，也离过两次婚。
头一回结婚，简直就是在拿命赌。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那叫一个严重。
一个白人姑娘跟一个非洲黑人留学生搞对象，甚至还要结婚，这事儿在当时不光是吓人，在好些个州直接就是违法的。
可安·邓纳姆压根不吃这一套。
她在夏威夷大学碰上了老奥巴马。
这男的脑子活，心气高，是夏威夷大学头一个非洲留学生。
两人认识才7个月，安·邓纳姆肚子里就有了动静。
1961年2月，她顶着周围人像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硬是嫁给了这个肯尼亚男人。
谁曾想，这日子没过多久，残酷的一面就露出来了。
奥巴马刚满周岁，老奥巴马心思活泛了，要去哈佛大学深造。
在他那个算盘里，读书、回肯尼亚当大官，这些个宏图大业都比老婆孩子重要。
他甚至动过把娘俩打包带回肯尼亚的念头。
就在这节骨眼上，纸包不住火了。
安·邓纳姆发现，老奥巴马这人忒不地道，他在老家早就成了亲。
这一回，摆在她面前的选择题太难做了：
选项A：忍了。
孩子才1岁，那年头单亲妈妈走到哪都受白眼，况且她岁数也不大，总得找个依靠。
选项B：快刀斩乱麻。
承认自己眼瞎，哪怕背上个“离异带娃”的名声，也得把脸面挣回来。
大多数处于弱势的女人，估计都会因为怕以后日子难过而选A。
但安·邓纳姆选了B。
1964年1月，她正式把离婚协议拍了出来。
那会儿老奥巴马还在哈佛，自己也知道理亏，连个软话都没说。
打那以后，直到亲爹闭眼，奥巴马都没再见过他。
这事儿看着挺惨，可回头再看，这没准是安·邓纳姆这辈子做得最漂亮的一个决定。
她死活不让儿子在一个充满了谎话和不平等的家里长大，她用实际行动给儿子上了一课：日子再难，规矩不能坏。
同样的戏码，在她的第二段婚姻里又演了一遍。
离了婚后，她嫁给了印尼留学生罗罗·苏托洛，跟着爷们儿去了雅加达。
刚开始，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
罗罗虽说是后爹，但对奥巴马那是真没得说，教他摔跤，陪他疯玩。
可日子一长，两人的道儿就不一样了。
罗罗那是典型的印尼大男子主义，指望安·邓纳姆在家相夫教子，给他的工作撑场面，没事儿去参加那些个阔太太的聚会。
在当时的印尼，这几乎是一个女人最“完美”的归宿。
可安·邓纳姆心里那团火还没灭呢。
她不想当个挂在男人身上的“装饰品”，她想把书读完，想搞人类学研究，想从那个家庭的小圈子里跳出来。
是为了安稳日子低头，还是为了活出个样儿来折腾？
1980年，她又一次选择了“折腾”。
哪怕是日子过得最颠沛流离的时候，她也没把这份焦虑传染给孩子。
但在这么个复杂的家庭里，奥巴马笑得那叫一个阳光，你从他脸上找不到哪怕一丝自卑的影子。
这就是安·邓纳姆的高明之处。
她从来不藏着掖着奥巴马的黑人身份，也不因为自己是白人就避谈种族这档子事。
相反，她主动给奥巴马淘黑人歌手的唱片，让他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让他觉得自己这身皮肤值得骄傲。
她用两次离婚和一辈子的求学路，给孩子立了个标杆：人活一世，不是谁的附属品，得活成你自己。
1995年，安·邓纳姆躺在病榻上，眼看就要走到人生的终点。
瞅瞅她这一辈子，好像一直在“动荡”里打转：18岁前搬家5次，结了离，离了结，横跨半个地球，从美国折腾到印尼再折腾回来。
用世俗的眼光看，她可能算不上啥“成功人士”，甚至有点“不走寻常路”。
可要是把时间轴拉长了看，你会发现她其实是个眼光毒辣的“天使投资人”。
她投的不是股票，是教育和三观。
她没给奥巴马留下一座金山银山，但她留下的东西更金贵：一种扔到哪儿都能活得好的本事，一种不被肤色和出身困住的底气，还有一种身处绝境敢于推倒重来的胆量。
那场告别仪式结束后，奥巴马带着母亲的骨灰来到了太平洋边上。
他把骨灰撒进了大海。
那里的浪头一个接一个，连着美国和亚洲，就像母亲这一辈子跨越的足迹。
那个曾经每天凌晨四点被老妈从被窝里薅起来背单词的黑人小男孩，后来真就走进了白宫。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看着她，我就觉得这世上没啥事是不敢干的。”
这大概就是为人父母，能给孩子留下的最硬核的答案。
信息来源：
中国经济网《美国<时代>周刊:母亲影响了奥巴马的一生(组图)》 2008年04月20日
环球网《奥巴马动情回忆母亲：她是影响我一生的人(图)》 2015-02-10
环球在线《奥巴马母亲教子之道 早晨4点唤其起床学习》 200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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