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歌德《西东合集》的对话传统，中德跨文化交流专家何马可（Marcus Hernig）以学者之眼、行者之笔，带你探寻改变东西方交流的关键人物、伟大工程与不朽著作，见证文明相遇的每一个决定性时刻。
亲爱的读者们：
有些故事历久弥新，《格林童话》便是其中之一。中国与青蛙王子、白雪公主、小红帽等童话人物之间，仿佛有着一段特别的缘分。几个月前，一场名为“格林童话200年奇幻之旅”的大型展览在中国多个城市陆续展开。我童年时代的那些故事素材，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让我由衷感到惊讶。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见到与之相提并论的情形。在格林兄弟——雅各布（1785–1863）与威廉·格林（1786–1859）的故乡德国，虽然可以看到博物馆、雕像，以及一条童话主题路线，但却没有举办过类似这样面向全国的展览。
“格林童话200年奇幻之旅”海报
这封写于2026年春节之际的“竹简”，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让我们在品尝饺子、年糕、黄酒以及一杯醇香的茅台之时，重温格林兄弟的童话。新年本身便蕴藏着丰富而古老的故事与传说，我们也正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加深对它们的体味与理解。如今，格林兄弟的童话在中国，正如在德国和欧洲一样，早已根深蒂固。它们或许无意之间却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让我们就从所有童话故事那句经典的开头说起。
威廉·格林和雅各布·格林，柏林，摄于1847年
第一部：在德国与欧洲之间
为什么两兄弟要搜集古老的民间故事？
很久以前，在今天法兰克福附近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哈瑙”，一对夫妇育有两个儿子，名叫雅各布和威廉。兄弟二人都喜欢整理资料，也乐于讲述与之相关的小故事。十一岁和十二岁那年，他们随父母迁居卡塞尔（Kassel）。在那里，他们度过了整整三十年，先是求学，后来成为图书管理员与童话故事的搜集者。卡塞尔——我忍不住想特别提及——在德中文化交流中有着一份独特的意义。我们不仅要感谢这座城市珍藏了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集，也要提到德国最早的“木郎村”。木郎村的建立，源于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对中国的迷恋，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热”，其历史甚至比格林兄弟迁居卡塞尔还早二十年。而如今，人们一提到卡塞尔，往往会想到国际艺术展“卡塞尔文献展”。这项展览已逐渐成为众多中国艺术家重要的创作舞台。
卡塞尔成为格林兄弟真正的创作基地。雅各布负责整理、系统化与分类工作，是学术天赋更为突出的学者；而威廉则更擅长编辑与讲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如此生动地读到这些童话，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文字润饰与叙述才能。格林兄弟在卡塞尔开启的事业，并未止步于此。随着他们后来在哥廷根和柏林的任教与研究，这项工作得以不断延续与深化。数十年的持续努力，最终使之成为德国浪漫主义最重要的文化成就之一。在此期间，经过语言不断打磨与修订的新版本陆续出版，一直延续到兄弟二人去世前不久。这是一个缓慢而艰辛的过程，因为这些童话故事在早期并没有成为畅销书。
年轻的雅各布起初被马尔堡大学的教授所讲授的德国法律史与德语的发展历史深深吸引。渐渐地，他对德国文学与德语本身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法律条文的关注。最终，他早早放弃了原本的法律道路。威廉则追随哥哥的脚步。他不仅在马尔堡大学继续攻读法律，也继承了兄长对语言与文学的浓厚兴趣。兄弟二人由此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法律职业的道路，一条通向语言、文学与民间故事的道路。
兄弟俩的童话故事集始于卡塞尔：朋友与熟人为他们提供了灵感与支持，其中不乏后来声名卓著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就连当时德国文化界巨星的歌德也鼓励威廉收集德国和欧洲的民间故事，并将它们公之于众。
那时候，人们对德国本土的民间文化怀抱着极大的热情。在歌德的参与和推动下，浪漫主义作家编撰了第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德国民歌集《少年魔号》（Des Knaben Wunderhorn）。格林兄弟也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然而，他们并非狂热的浪漫主义者，而是严谨与审慎的语言学家。他们早期讲授德国文学，比较不同日耳曼语及其文学传统，并深入研究印欧语系诸语言之间的关联，由此奠定并创立了日耳曼学、德国语言文学这一新兴学科。那些新发现的民歌、传说和故事也在此领域找到了归宿。
这些故事素材究竟从何而来？
雅各布和威廉并非四处奔走的实地采集者。他们并不热衷于背上沉重的行李、踏上旅途，亲自记录人们在漫长冬夜里、在噼啪作响的炉火旁，或是在夏日星空下，以及当地客栈与酒馆中彼此讲述的那些故事。
他们是学者，许多故事是通过文字与书籍来到他们身边的。同时，他们的资料来源也会主动寻访而来——有时在城中的某处相见，有时则是在熟人位于乡间的庄园里。其中便包括多萝西娅·维曼（Dorothea Viehmann）这样的女士。她来自卡塞尔附近的一座小镇，拥有惊人的记忆力，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故事讲述者。早在童年时期，她便常常在父亲经营的旅店里，聆听来往客人讲述形形色色的故事。那些声音与情节，后来都沉淀在她的记忆之中。
在那个时代，讲故事既是最普遍的传播媒介，也是最具社交性的娱乐方式：与德国相比，中国的讲故事传统更为悠久，这一点，从中国悠久的说书艺人传统中就能看出。
在格林兄弟所收集的童话中，有四十多个故事的素材都来自职业讲述者，以及在集市上做生意的多萝西娅·维曼。在中国，最著名或许也最受欢迎的童话故事如《青蛙王子》《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小红帽》和《汉塞尔与格蕾特》。没有这些故事，德国的圣诞节几乎难以想象，其渊源更多来自欧洲其他地区，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而非德国本土。卡塞尔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例如胡格诺（Hugenotten）派教徒、哈森普夫鲁格（Hassenpflug）的家族，也为格林兄弟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来源。《汉塞尔与格蕾特》便与法国和意大利的相关故事存在相似之处；而《小红帽》的法语原型，则可以追溯到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于1697年出版的版本。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灰姑娘》的故事中，它既出现在佩罗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欧洲“童话之父”、意大利作家詹巴蒂斯塔·巴西勒（Giambattista Basile，1566-1632）的著作中。
吉姆巴地斯达·巴雷编写的经典童话集《五日谈》。《灰姑娘》《青蛙王子》等童话的早期原型，可追溯至欧洲现存最古老的童话集《五日谈》（1635年）
《白雪公主》的故事是真实的吗？
离我办公桌不到五十公里，便是埃德尔湖畔的小镇瓦尔德克（Waldeck am Edersee）。直到今天，它仍是德国旅游地图上一颗低调而迷人的明珠，坐落在风景壮丽的国家公园之中。更引人遐想的是，据说这里正是“白雪公主”的故乡。更准确地说，这里是一位名叫玛格丽特（Margaretha）的年轻女子的故乡。她是瓦尔德克-维尔东根菲利普四世（Philip IV. von Waldeck-Wildungen）伯爵的女儿。
玛格丽特的母亲在三十七岁时早逝，父亲随后再婚。正如童话所描绘的那样，玛格丽特也有一位继母——卡塔琳娜·冯·哈茨菲尔德（Katharina von Hatzfeld）。在她尚且年幼时，父亲便将她送往布鲁塞尔。此举固然带有政治考量，但人们普遍认为，其中也掺杂着家庭矛盾的因素。当家庭的和睦破裂时，继母不总是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人物吗？1554年，这位年轻女子在遥远的布鲁塞尔去世，年仅二十一岁。关于她的死因，流言四起：她或许是被毒害的。而究竟是谁会对玛格丽特的死亡心怀企图？传闻自然指向那位心生怨怼又嫉妒继女美貌的继母卡塔琳娜。那么，七个小矮人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瓦尔德克附近的黑森地区，也为这一细节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解释。菲利普伯爵拥有数座铜矿，其中一座，位于距离瓦尔德克不远的维尔东根镇附近。由于矿井浅窄，矿主常雇佣儿童开采金属。环境毒素和繁重劳动导致孩子们过早衰老，畸形的矮人族群由此形成。那些在矿井深处被剥削的无辜少年，与城堡中同样无辜的少女，在传说中相遇。优雅的白雪公主，与生活在《地下》的贫穷小矮人们结成了某种象征性的联盟。
德国历史学家埃克哈德·桑德（Eckhard Sander）坚信，《白雪公主》的故事，或者与之非常相似的故事，可能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因此具有深厚的德国渊源。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以他们的当地朋友玛丽·哈森普弗卢格（Marie Hassenpflug，1788-1856）为创作素材，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她，《小红帽》《青蛙王子》《汉塞尔与格蕾特》和《白雪公主》等故事就不会存在。
然而，这一说法也面临着几个问题：玛丽从未向格林兄弟提及瓦尔德克或当地发生的具体事件，而格林兄弟也从未将瓦尔德克与这一故事直接联系起来。其次，这则著名童话中的若干情节，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玛格丽特的继母卡塔琳娜，早在多年前便已去世，自然不可能如童话所描绘的那样，以毒苹果加害这位年轻女子。此外，维尔东根的小矮人们又是如何赶到布鲁塞尔将这位美人带回家的？这一点，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亲爱的读者们，可以肯定的是：格林童话有多种不同的来源。尤其是那些最为著名的故事，往往并非典型的“德国故事”，而更像是欧洲范围内流传的叙事素材。尽管如此，我们德国人依然不愿放弃属于我们的格林童话。若想亲身感受格林兄弟曾经生活与工作的那片土地所特有的氛围，不妨踏上德国童话之路（https://www.deutsche-maerchenstrasse.com/en/german-fairytale-route-cn），亲自走一走、看一看。这条路线从兄弟二人的出生地哈瑙出发，一直延伸至以著名的“城市乐手”闻名的不来梅。
德国童话之路
在这条路线之间，人们还可以探访瓦尔德克（Waldeck）、维尔东根（Wildungen）或哈默尔恩（Hameln）那座因“捕鼠人”传说而闻名的城市，从而体会到为什么德国至今仍然可以被称作一个“童话般的国度”，其独特的魅力，甚至胜过奔驰、宝马和保时捷加在一起。
第二部：通往中国之路
《白雪公主》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那么，这些故事又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呢？文学作品的声名往往始于翻译。1823年正值雅各布和威廉仍在为他们的童话集不断修订、完善版本之际，埃德加·泰勒（Edgar Taylor, 1793–1839）将格林兄弟的作品译成了英文。
至今仍被视为英语文学经典：泰勒《家庭童话》的译本。正是这部译作，将这些故事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随着第一部译本的问世，很快又出现了其他译本。格林童话以“German Popular Stories”之名，在英语世界迅速传播，远至印度和北美。随后，又陆续被译成其他语言。1887年，菅了法（Suga Ryōhō）在日本出版了第一部德国民间童话选集。这标志着与东亚之间一段漫长而密切交流的开端。不过，菅了法本人并不懂德语，而是根据著名童话翻译家苏珊娜·玛丽·保尔（Susanna Mary Paull 1811–1888）的英文译本，将这些故事从英语转译为日语。
这些童话如同许多古老的故事一样，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演变。原本贴近民间的直率表达、略带粗粝气息的乡村魅力，以及叙述中偶尔流露出的直白情色，还有某些惩罚与习俗所体现出的严酷性——这些都是民俗学家和日耳曼学者雅各布与威廉有意保留下来的特质——却在19世纪的英文译本中逐渐淡化甚至消失。德国民间童话由此融入了一种以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为主导，并在国家间广泛传播的教育传统。这一传统尤其强调美、善与正义。
这与明治时期的日本（1868–1912）可谓不谋而合。当时的日本积极效仿欧洲，力图成为现代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日本第一位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杰出的故事讲述者（storyteller）巖谷小波（Sazanami Iwaya，1870–1933），将德国童话融入自己的儿童读物和童话出版物之中。于是，这些故事与日本本土传说（例如《桃太郎》）逐渐融合，成为面向儿童的新型教育读物。德国童话也由此成为日本现代儿童文学“御伽话”（お伽話）的一部分。
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现代化的日本深深吸引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周树人（鲁迅）以及他的弟弟周作人（1885–1967）。正是周作人于1923年陆续介绍并翻译了一些德国童话，不过多为当时尚不为人熟知的篇目。
早在此前二十年的1902年，上海便已出现最早的译本。1909年至1910年间，《东方杂志》先后刊登了五十多篇格林兄弟的童话。这些译本大多以英文版本为底本，其中一部分又经由日本转译传入中国——甚至连“童话”这一词语本身，也源自日本的语言创造。推动这一概念与这一文学体裁在中国传播开来的是孙毓修（1871–1922），他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的“童话之父”。
1909年，《东方杂志》上刊登的“时谐”栏目（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连载形式刊出了五十多篇格林兄弟的童话。
东亚的译者，以及后来的一代代读者，究竟为何钟情于格林童话？
无论是《白雪公主》、《小红帽》，还是《汉塞尔与格蕾特》，童话中“善胜于恶”的主题，以及主人公在考验中获得成功的情节都深深打动了他们。青蛙变王子的奇妙转化，也与蒲松龄（1640–1715）笔下那些充满变幻色彩的故事相呼应。这些元素，都契合了东方读者所重视的教化意义，以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价值观。相比之下，像《教父死神》这样的格林童话——这是我童年时常被朗读并深感着迷的故事，在东亚，甚至在英国，都几乎无人知晓。
美丽、纯真、生命与道德的胜利：白雪公主完美契合维多利亚女王的帝国和东亚的儒家社会。
中国的“格林热”
格林童话在中国取得非凡成功，其中有一座城市至关重要——那就是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不仅是格林童话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地方；1934年，商务印书馆还在黄浦区河南中路211号印行了第一部完整的《格林童话》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旧址
随着这一版的出版，格林兄弟及其童话真正抵达了中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又发生了一个变化：翻译质量的提升。当时的中国译者已是受过系统训练的日耳曼学教授，是德国语言与文学的杰出专家。其中一位便是魏以新（1898–1986）。他从德文原文出发，完整而忠实地翻译了《格林童话》。另一位是杨武能（生于1938年），东亚最成功、最多才多艺的德国经典翻译家之一，笔名“巴蜀译翁”，他于1993年译介出版了至今仍被视为范本的 《格林童话全集》。这套书可能是德国文学在中国最成功的案例，历经二十多次再版，发行量已达数百万册。只有伟大的英国和法国诗人及作家在中国才能达到类似的发行规模。与《哈利·波特》相比，《格林童话》畅销时间更长，从二十世纪初至今，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和成年人的阅读经验。这一数百万册的成功，证明了文化所具有的连接民族的力量。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难以产生如此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993年译林出版社的《格林童话全集》，杨武能译本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来自德国的故事讲述者甚至影响了中国现代童话本身的形成。
所谓“童话”这一概念，正是孙毓修、周作人等人在20世纪初才加以界定和创造的。在此基础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了署名“林兰”的本土民间童话集。
《中国人的幻想与心灵：林兰童话的结构与意义》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林兰童话的来龙去脉
早期《格林家庭童话》的译者们如此深入地研读和思考这些作品，以至于在20世纪初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探寻。这场探寻既发掘出无数原本以口头形式流传的故事，面向儿童、青少年，也面向普通大众。其中也包括那则广为人知的《牛郎织女》的传说。“林兰”背后的学者和编辑们收集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童话，然而，鲜有人知晓他们极其令人惊叹的收藏，他们完全当得起“中国的格林兄弟”这一称号。这对于来自哈瑙的博学兄弟而言，也是一种荣誉，因为正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20世纪初中国一场重要的文化自我觉醒运动。直到2022年，林兰所搜集作品的一个选集才由普林斯顿大学以英文出版，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相关译本。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林兰童话选集
最后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在童话里，此处往往会出现一句“故事的寓意”。对于这封“竹简”而言，它的寓意是：他人曾给予你的善意，也请回馈给他人。
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在格林童话中获得了快乐，而且正如开篇提到的那场大型格林展览所显示的那样，这种热情在今天的中国，甚至比许多其他国家更为强烈。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林兰”所搜集的童话堪称“中国的格林”，至今仍鲜为人知，也尚未得到充分翻译。若有人希望在世界，尤其是在德国讲好“中国故事”，不如将更多资源用于翻译那些贴近民众、能够吸引广大读者与听众的民间故事。这类故事的目标读者，正是我目前在德国小镇哈伦贝格的家门对面幼儿园里的孩子们，这里离德国童话之路不远。与他们在上海或北京的同龄人不同，德国的孩子们通常并不熟悉《牛郎织女》的故事，也不了解那位甚至已成为经典小说人物的孙悟空。
哈伦贝格的孩子们与上海的孩子们共同熟悉的，是《白雪公主》《小红帽》以及《汉塞尔与格蕾特》。如今，是时候让孙悟空、牛郎与织女也承担起同样的桥梁使命。将林兰所搜集的童话译成德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将成为一项意义深远的文化交流工程。
因为今天的孩子所阅读的书籍，所聆听的故事，乃至在互联网世界中偶然遇见的传说，都会在未来悄然塑造他们的想象与视野，甚至影响这个世界的方向。正如《格林童话》曾在中国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回响，这份回声至今仍在延续，从未消散。
来自德国哈伦贝格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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