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陈建新

导 读

纵观毛泽东一生，他交友是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向上的。既有原则，又有人情味，展现了大国领袖宽广的胸襟以及高超的统战艺术，也让我们看到了伟人真诚无私的一面。毛泽东的交友观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不断地去学习和研究。

青年时期的“三个半朋友”

1915年9月，22岁的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这里，毛泽东渐渐地感到，要彻底改造一个社会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决不是三年五载所能完成的，更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得到的，一定要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才行。于是，他化名“二十八画生”，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毛泽东的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还有“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这“三个半朋友”中，罗章龙和李立三后来都曾是中共早期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党史上曾经的风云人物。

后来，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主要有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学瓒、陈昌、萧子升、萧子暲、邹彝鼎、陈书农、何俊贤、陶毅、向警予、杨开慧等十来个人。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和长沙各中学的学生，以及长沙各中小学的青年教师。

1917年，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发起、成立和发展，渗透着毛泽东为改造中国社会而寻求志同道合朋友共同奋斗的思想，它从一个追求向上的青年进步团体，逐步发展为了革命团体。

新民学会的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其中，蔡和森、向警予等后来都成为了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而何叔衡则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中共“一大”。

和农民、士绅交朋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蒋介石开列的被通缉的197人名单中，毛泽东名列第九。不久，中共“五大”召开，总书记陈独秀的权威受到挑战。当时最有可能继任为中共领袖的除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外，还有毛泽东。可是，1927年初，毛泽东并没留在武汉活动，而是去了湖南调查农民运动。毛泽东当时积极倡导农民运动，他曾说过，“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

毛泽东当选为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后，瞿秋白曾要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泽东毅然表示，他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去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成功改造了袁文才和王佐，充分显现了他的统战才能。毛泽东后来也一直对这两位“山大王”采取团结、信任的态度，与他们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又念及袁文才和王佐，亲自在山上接见了袁、王的遗孀，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怀念。毛泽东对故旧是很有感情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其中，跟毛泽东交往比较多的是“开明绅士”李鼎铭（1879—1947年）。

李鼎铭作为陕西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主要内容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

“精兵简政”提案被提交大会讨论。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非常深刻而生动地阐述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后来，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在这次参议会上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1941年底，李鼎铭回故里过年。毛泽东闻讯后，特派轿车送李鼎铭回故里。当时在边区，能享受这等殊荣的只有李鼎铭一人。不久，李鼎铭由米脂搬家来延安，将全部家产献给了边区政府。从此，李鼎铭同毛泽东的交往更加密切，毛泽东每次到边区政府看望李鼎铭，都恭敬地称他为“李老先生”。

李鼎铭还精通医道，几次治好了毛泽东的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毛泽东则了解了许多中医保健常识，并经常向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人推荐李鼎铭的医术。

对民主人士讲“朋友义气”

毛泽东说过：“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对于私人交谊，毛泽东是很讲“朋友义气”的，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

早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时，毛泽东与宋庆龄就结识了。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就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并派邓颖超持他的亲笔信前往上海迎接。在得知宋庆龄同意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的消息后，毛泽东又亲自到火车站上列车欢迎宋庆龄。

毛泽东一直把宋庆龄当成党的同志看待，彼此肝胆相照，宋庆龄在交往中也真诚直言。1957年反右运动刚起，宋庆龄直言写信给毛泽东说：“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尽管如此，1957年11月，宋庆龄仍作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随毛泽东出访莫斯科。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在周恩来陪同下，登门拜访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对他们的来访，毛泽东不仅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非常尊重两位爱国民主人士，一位是陈叔通，另一位是黄炎培。毛泽东有时给他们两人写信，书信的抬头一般写“叔老”、“黄任老”，对此，陈叔通很受感动。新中国成立后，有些人对土改政策不理解，但是陈叔通却非常拥护。他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下农村直接参与土改工作。毛泽东考虑到陈叔通年事已高，不宜参加，复信劝说。

对于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交往，两人早在1945年就有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被后人引为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新中国成立后，两人来往密切，通信达100多封。黄炎培晚年仍与毛泽东保持书信联系，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不仅仅是两位政治家、诗人和朋友之间的思想交流，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真诚合作的结果。

“我的右派朋友很多”

毛泽东有过一个讲话，他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样呢？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么！”

1957年反右运动兴起，在一系列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对中共或多或少提出意见的民主人士，有张治中、邵力子、邓初民、张奚若、陈叔通、钱昌照、李德全、翁文灏等，依照“情理”，他们大概难逃右派的“法网”。此外，还有马寅初、梁漱溟、冯友兰、王芸生、萧军、陶孟和、竺可桢等人，但他们在这场反右运动中平安无事。客观地说，这些“右派朋友”，其中一些人因为毛泽东的缘故而免于被打成右派。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邀请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周谷城等几位大教授到中南海做客。后来在反右时，他们都受到了某种保护。就连1953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与毛泽东“吵架”的梁漱溟，也没有被划为右派。他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时又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不忘支持过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

毛泽东一生结识过不少外国友人，比如马海德、爱泼斯坦、李敦白、史沫特莱等等，其中与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关系尤为密切，友谊长达几十年。

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从20世纪30年代就相识，他是第一个到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一部《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1965年1月，斯诺应邀出席毛泽东举行的宴会。席间，毛泽东与他交谈了约4个小时，斯诺是这次宴会中唯一的外国人。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这位72岁的老人，亲自把朋友送到新华门前。1970年，在新中国成立21周年之际，毛泽东再次会见了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及他的夫人，并让斯诺夫妇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身边一起检阅了游行队伍。

1972年初，当得知斯诺卧病在床，生命垂危，毛泽东又亲自让周恩来派中国医护人员前往瑞士斯诺家中，给予他无微不至的治疗和关怀。

毛泽东从未忘记过那些关心、支援过中国革命的老朋友。毛泽东不仅对一切向中国表示友好的外国人士坦率、真诚、念念不忘，而且对有着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兄弟党的领导人，更是热情亲切和不拘形式。

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夏天，一位新华社记者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当他冒着酷暑赶到毛泽东的书房，看到毛主席正给客人——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递去一条热毛巾，请这位远方来客擦汗。接着，毛泽东笑着对在座的人说：“他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相。”然后，就劝胡志明把汗衫也索性脱掉。这时，记者才发现胡志明赤脚穿着越南有名的“抗战胶鞋”，被汗水浸湿的衬衫已经脱掉，只穿件汗衫。毛泽东一边给胡志明扇着扇子，一边说：“别客气了，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嘛！”胡志明在这亲切的劝说下，脱去了汗衫，袒露着上身，与毛泽东开怀畅谈起来。

这情景使记者十分感动，不由想起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访华观感中谈到过的：同毛泽东相处，毫无拘束之感。

像这样同毛泽东一见如故的外国领导人、将领还有很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英国前首相希思、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等等。

来源：新周报（据《文史博览》 ）

作者：陈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