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父亲卖“余粮”

梁功勋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大多数百姓仍生活在贫困之中。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解决亿万人的吃饭问题，谈何容易？“饥寒交迫”这一旧时代延续的深刻烙印，仍映衬着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尽管人们终日辛勤劳作，只图温饱，却往往连这个最基本的愿望也难以实现。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在“衣食住行”这些民生大事中，“食”始终被视作天字第一号的根本。

那时候，农民交纳公粮（农业税）的比例不低，而生产方式落后，粮食产量有限，若遇上天灾，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一天只能吃两顿的“对时饭”，每到青黄不接之时，更是吃了上顿愁下顿。

我国虽是农业大国，但城镇人口的口粮，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农村供给。为加强粮食统筹，除了上交公粮，20世纪50年代，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在当时是保障国家粮食供给，稳定大局的重要举措。那时，家家户户几乎都被摊派了必须完成的“余粮”任务。记忆中，夜里饿得慌，想做点吃的都得摸黑进行，不敢点灯，生怕被人看见，举报家里还有多余粮食。这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岁月。

我家当时被派售100斤大米的“余粮”，因此，跟随父亲去卖粮的那段往事，虽然已过去数十年，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父亲常年在外经商，那几年只是暂时回乡务农。他做事极为仔细，秋后晒谷，总不时翻看，把握干湿分寸——因为过干的谷子碾米易碎。碾米时，他甚至会默默记下水碾碾砣回转的圈数，这般用心良苦，在当年并不多见。

有一天，我和父亲去寿安镇粮库卖粮。他体力不济，担七十斤，十二岁的我背三十斤，走了十多里路，到达时卖粮的队伍已排很长。快轮到我们，已是中午，粮站工作人员开始吃饭——送来的是白面馒头，一个个饱满诱人，馋得我直咽口水。

令人欣慰的是，我家的米被评为了“上等”，每斤能多卖几厘钱。要知道，那时一百斤米也不过卖几块钱，多出的几角钱绝非小事。父亲特高兴，带我上街吃了五分钱一碗的炸酱面。那碗面的香味，至今我仿佛还能感觉到，不仅汤喝得一滴不剩，还恨不得把碗都舔干净。

2006年，我国正式废止了农业税。这终结千年田赋的壮举，实实在在地减轻了农民负担。经过多年努力，依靠科技种田、科学管理，中国已实现粮食基本自给。2025年，我们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500公斤。“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人的饭碗，已成为国家的坚定方针。

我们也不应忘记袁隆平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他倾尽一生，为实现“禾下乘凉梦”而耕耘不息。他那篇写给母亲的信《妈妈，稻子熟了》，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热泪湿眼。每读此信，我不仅看到一位儿子对母亲的思念，更看到一位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与报效。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千古诗句早已写入课本。但真正懂得、并能身体力行的人，或许并不算多。如今有些年轻人不太理解老一辈为何舍不得倒掉剩菜剩饭，为何总是那么“计较”粮食。宴席过半即离、满桌剩菜，俨然成为常态现象，其背后是他们从未体会过漫长饥饿的滋味。如今，我们不再经历父辈的挨饿，但“珍惜粮食”不该只是一种怀旧的情结，更应成为融入日常生活方式与代代相传的美德。

今天衣食无忧的日子，并非从天而降。那是一代代人从苦难中奋斗、用汗水点滴积累而来的。我们铭记，不仅是为过去；我们珍惜，正是为了将来——让碗中的饭，永远带着汗水与心血的温度，也永远盛满安宁与希望。

来源：行脚成都

作者：梁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