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广州城内。
一位年仅21岁的年轻姑娘，咬着牙做了一件让人听着都觉得心惊肉跳的事：她自作主张去买了一副中药，硬生生把自己肚子里已经成形的胎儿给打了下来。
那会儿，她的丈夫正在东征的前线打仗，对家里发生的这一切完全被蒙在鼓里。
这个对自己狠得下心的姑娘，就是邓颖超。
要是按咱们普通人的想法，这事儿简直离谱。
刚结婚没多久，丈夫又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前程一片大好，这不正是生儿育女的黄金时期吗？
可偏偏邓颖超心里的算盘，打得跟别人不一样。
那阵子正是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她顶着妇女部部长的头衔，又是何香凝身边的左膀右臂，整天会议多得像山，基层跑得腿断。
在她眼里，生孩子就是给自己套上了一层枷锁，让她从一个冲锋陷阵的“革命斗士”退化成围着灶台转的“家庭妇女”。
为了能继续干工作，她愣是把孩子给舍弃了。
这话听着冲，其实周恩来心里也是有本账的。
他心疼媳妇，但更敬畏生命。
谁知道老天爷偏爱开这种残酷的玩笑。
当初那次主动的放弃，成了后来两人心头怎么也抹不去的疤。
过了两年，到了1927年，邓颖超又怀上了。
这回，她是真想把孩子生下来。
可世道变了，天翻地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一嗓子喊出来，蒋介石开始疯狂清党，整个上海都被白色恐怖那种压抑的气氛罩得严严实实。
周恩来作为重点抓捕对象，只能转入地下，时刻准备跑路。
邓颖超眼瞅着就要临盆，身份却暴露了，必须立马逃命。
你能脑补出那个画面吗：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得在特务的眼皮子底下，从上海一路折腾到广州。
这一路上提心吊胆，颠得七荤八素。
最后，孩子倒是生下来了，可因为难产加上在娘胎里就受了罪，没过多久就夭折了。
这场生产，彻底把邓颖超的身体底子给掏空了。
后来医生给她交了底：这辈子，想再当妈，难了。
咱们不禁要问：就为了那个当时还只是个影子的“新中国”，把做父母的权利都搭进去，这笔买卖，到底划不划算？
但这事儿要是搁周恩来和邓颖超身上，估计他们连一眨眼的犹豫都没有。
毕竟在那个年代，他俩不光是两口子，更是蹲在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
这种“战友”情分的考验，往后是一次比一次要命。
日历翻到1934年，红军要开始长征了。
这会儿的邓颖超，那身子骨简直差到了极点。
严重的肺结核缠上了她，吐血是家常便饭，虚弱得连迈步子都费劲。
摆在她面前的路就两条：
第一条，留在老乡家里养病。
这也是当时好多伤病员没办法的办法。
第二条，跟着大部队走。
两万五千里，又是雪山又是草地的，对于一个肺结核病人来说，这就跟去送死没啥区别。
邓颖超最开始的念头是：别给部队当累赘。
她跟组织打报告，说自己留下。
这报告递到了周恩来手里。
按常理说，丈夫心疼老婆，让她留在一个相对安稳的地方养养身子，好像也没毛病。
可周恩来的决定冷硬得像块铁板：不行，必须带走。
他甚至都没用商量的口吻，直接把组织的命令甩了出来：“长征是组织的定夺，个人没资格改。”
周恩来为啥这么狠？
你要是回头看看瞿秋白他们那些留守人员最后的下场，就知道周恩来的眼光有多毒。
留在苏区，面对国民党那种地毯式的清洗，能活下来的概率基本就是零。
把邓颖超带上，路是难走了点，但好歹还有活命的希望。
这是一场豪赌。
周恩来赌的，是邓颖超那股子韧劲。
结果证明，他押对了。
邓颖超在长征路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硬气，把所有人都给震住了。
有一次过草地，她一脚踩空掉进了泥潭里。
那可是真的鬼门关，越扑腾陷得越快。
当时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
这要是换个普通人，估计早就吓得乱挣扎，最后被泥浆吞了。
但邓颖超没这么干。
她冷静得吓人，哪怕泥水都已经漫到胸口了，她愣是一动不动，死死守住那口气，静静地等着。
直到后面的队伍跟上来，才把她给拽了出来。
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理性，是她能从那场炼狱里爬出来的根本，也是她能跟周恩来过一辈子的核心原因。
他俩，骨子里就是一类人。
好多人羡慕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感情，觉得那是“神仙眷侣”。
可你要是把放大镜凑近了看，你会发现，维持这段感情的根本不是什么花前月下，而是两个高智商灵魂在精神层面的高度共鸣。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成了地球上最忙的总理。
忙成啥样？
一天干十几个钟头那都是起步价。
这种情况下，夫妻俩咋交流？
要是邓颖超像普通媳妇那样整天唠叨“你都不着家”“你心里没我”，那这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
可邓颖超的招数，那是教科书级别的。
她给周恩来写信，从来不扯那些鸡毛蒜皮，而是用一种调侃的、甚至带点“挤兑”的口气。
有一回，周恩来忙得连回信的空都没有，邓颖超就写道：“你这个大忙人，哪有空惦记我这个闲人呢？”
周恩来收到信，立马回了一句绝妙的话：“闲人怎么知道忙人心里有多惦记闲人呢？”
这两句话，看着是两口子打情骂俏，其实是两个聪明人在过招。
周恩来认领了“忙人”的标签，把邓颖超比作“闲人”，既承认了自己顾不上家，又肯定了邓颖超稳固后方的地位。
最后那句“吻你万千”，更是把那种亏欠感转化成了浓得化不开的情意。
这种沟通，效率高得吓人。
更难得的是，周恩虽说位高权重，但在家里，从来没把邓颖超当成附属品。
建国初，邓颖超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这部法律的分量，很多人其实没看懂。
要是没有周恩来在背后撑腰，这部法律想要推行下去，难度简直不敢想。
周恩来在公开场合，总是平视着跟邓颖超交流，甚至带着一种求教的态度。
他心里清楚，这位在长征路上吐着血都没掉队的女性，在思想深度上完全有资格当他的老师。
他们没有亲生骨肉，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但换个角度看，他们把这种“小爱”升华成了更大的“大爱”。
像著名的“红色孤儿”周保章，还有无数烈士的后代，都受过他们的庇护。
周恩来去苏联出访，总会特意挤出时间去看望在那边留学的烈士子女。
这种关怀，不是做秀，是替那些牺牲的战友尽一份当爹的责任。
周恩来穿着灰色中山装，眼神温和又深邃；邓颖超穿着宽大的旗袍，笑得一脸慈祥。
那会儿周恩来已经48岁了，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都扛过来了。
1925年打掉的那个胎儿，1927年夭折的那个婴儿，是他们为这个国家付出的第一笔“首付”。
后来的几十年，他们拿健康、拿时间、拿精力，甚至拿做父母的权利，在这个国家的账单上，一笔接一笔地偿还着革命的代价。
如今回头看，邓颖超当年的决定残忍吗？
确实残忍。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自己都能下狠手的人，今天的咱们，才能坐在和平的阳光底下，去争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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