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 Faye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婚姻家事律师的职责并非简单地解绑关系，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协助重建关系。
上海博芸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燕亭律师，以二十载岁月深耕婚姻家事领域，尤其精研跨境家事与高净值财富管理，形成了“专业理性与人文关怀并重”的独特执业风格。她从处理复杂的跨境家事纠纷出发，逐渐构建起以婚姻家事为核心，辐射家族财富传承、企业风险隔离的综合法律服务能力。作为中美双执照律师，她深谙不同法域下的规则冲突与解决之道；作为律所的创始主任，她将体系化管理与深度专业化理念植入律所发展，带领团队在高端家事与财富管理领域树立了专业口碑。她的实践，始终聚焦于一个核心命题：如何运用法律工具，在关系破裂处重建秩序，在情感张力中维护尊严。
2025年，“律新社2025年度风云榜：婚姻家事律师20佳”正式发布，杨燕亭成功入选。律新社深入对话杨燕亭，围绕其专业化构建、复杂案件处理与行业前瞻思考，探寻她如何运用专业智慧，在法律与情感的张力间寻找平衡，并重塑家事律师的价值边界。
执业二十载，构建专业体系的根基
二十载执业生涯，从勋业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到博芸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主任，杨燕亭始终专注于婚姻家事领域的精耕细作。这段经历不仅让她构建起体系化的律所运营思维，更淬炼出对行业发展的敏锐洞察。在她看来，专业化不是标签而是根基，管理不是约束而是赋能，品牌不是宣传而是沉淀。正是这种将制度构建、专业深耕与人文关怀相融合的独特视角，让她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家事案件时，总能展现出超越个案的专业深度与温度。
律新社：您是上海博芸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兼主任，也曾在勋业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合伙人，这段经历对您现在的律所运营策略有哪些关键影响？在律所规模化与专业化并重的发展过程中，您如何平衡团队管理、业务拓展与品牌建设之间的关系？
杨燕亭：在勋业担任管理合伙人的经历，对我如今运营博芸的影响，是深远而直接的。
首先，是组织管理思维的成熟。流程化、标准化和团队协作都是那段时间摸出来的刚需。我深刻体会到，单靠个人能力撑不起律所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结构化团队和稳定制度。所以博芸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清晰的岗位分工、流程规范和知识管理体系，既让团队做事有章可循，也能帮新人快速成长。
其次，更加坚定了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律所竞争拼到最后还是专业能力，那段经历让我明确：走“小而精、专业深”的路线，比盲目扩张更有价值。所以博芸一直在家事、财富管理、跨境继承和公司法这几个赛道深耕，不贪多求全，而是要在关键领域做出实打实的专业口碑。
最后，提早树立了品牌意识。在勋业时我就看到，品牌直接影响客户信任，团队的理念、文化也会慢慢转化为外部形象。因此，博芸自起步阶段就将品牌建设视作战略任务，通过内容输出、案例研究、公开课程和公益活动，让外界真正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值得托付。
关于规模化与专业化的平衡，我的做法务实而聚焦：
1.在团队管理上，核心队伍保持稳定，控制扩张节奏，重视跨专业协作但不打破业务壁垒；
2.在业务拓展方面，所有新业务都围绕既定的专业方向展开，依靠深度服务积累声誉，不盲目多元化；
3.在品牌建设上，坚持“专业成就品牌”，所有传播都基于真实案例、研究成果与长期实践，让品牌自然生长于专业土壤之中。
律新社：近年来，您观察到上海及全国范围内的婚姻家事案件，在案件类型、核心诉求及整体复杂性方面呈现出哪些显著变化？驱动这些变化的核心社会、经济及观念因素是什么？
杨燕亭：近年来，无论是上海还是全国范围内，婚姻家事案件在类型、诉求和复杂性方面都呈现出显著变化。
第一，案件类型与诉求的新变化。案件已从传统的离婚、抚养权、财产分割等，逐步转向“多维复合型纠纷”。例如，婚姻期间或离婚后涉及信托安排、跨境资产配置、家族企业传承，乃至离婚后的商业合伙清算等情形日益增多。财产分割维度也更复杂，股权、信托受益权等资产形态在大城市已不罕见，加上财富管理普及，当事人对财产界定与债务清算的要求显著提升。子女抚养问题也更细化，除传统抚养费与监护权外，国际教育、海外居留安排、跨国监护人指定等新型诉求不断出现。观念上的转变很关键。现在不少当事人不是“必须离婚”或“被迫维持婚姻”，而是为了自我实现、个人发展，或是重新规划家庭角色才提出诉求，家事纠纷也从“被动应对”变成了“主动选择”。
第二，案件复杂性的提升。复杂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跨资产、跨法域、跨文化情形普遍化。夫妻双方在多地持有资产或设立信托，需同时协调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规定；二是当事人诉求更多元，也更非线性。不只是单纯的财产分割加子女抚养，还可能同时涉及商业合伙、家族信托、婚前协议、离婚后保密协议等一系列组合诉求；三是律师得兼顾更多专业维度。法律、税务、信托、财富规划、国际视野，这些都成了处理家事案件的必备能力；四是观念变化也影响了案件程序。比如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上升，对婚内公平、经济独立和未来生活保障的诉求也更前瞻、更系统。
第三，背后的核心驱动因素。首先是经济发展与财富积累，家庭财富和投资渠道越来越广，婚姻关系里涉及的资产类型和范围也随之扩大，高净值客户、家族企业相关的家事纠纷比例明显上升；其次是女性经济地位与观念提升，教育水平与职业参与度提高，推动其对婚姻平等、财产独立和子女教育等诉求不断增强；然后是社会流动与国际化程度加深，跨地域婚姻和跨境家庭增多，带来多法域、多文化背景的复合型纠纷。
第四，婚姻观念转变。越来越多人视婚姻为人生选项而非必然归宿，更注重个人发展与生活质量的平衡。
第五，社会成本与制度压力。高房价、重教育负担、赡养压力等外部社会因素，也让婚姻关系面临更多冲击，进而影响了家事案件的诉求方向。
律新社：与其他法律领域相比，婚姻家事法律实践面临哪些特殊挑战？你是如何做到保持法律专业性同时又能妥善处理客户的情感需求的？
杨燕亭：婚姻家事领域的确不同于其他法律门类，其特殊挑战往往深植于人情与法理的纠缠之中。
一方面，案件始终与情感深度交织。当事人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破裂的信任与复杂的家庭历史而来，法律事实常被情绪遮蔽。因此，我们的工作远不止于法律程序，还包含着大量的情绪疏导与沟通重建。
另一方面，同一个家庭故事常常存在截然不同的叙述。双方立场对立，表面争议下可能隐藏着长期的心理纠葛，诉求也容易从解决问题偏移为战胜对方。所以律师既要守住法律逻辑，又要读懂当事人的真实心理需求，帮他们把“情绪化语言”转化为“法律化事实”。
更关键的是，家事案件的结果直接牵动人生轨迹——关乎子女成长、财产安全、晚年照料，乃至一个人重启生活的能力。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属性，容不得半点轻忽。
在实践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些应对方法：我会帮助当事人区分情绪需求、生活安排与法律目标，让三者逐渐剥离，理性便有了空间。同时，以清晰的法律策略和关键步骤说明来稳定局面，建立“可预期性”，安全感往往随之而来。沟通时注重节奏，在对抗激烈时主动缓冲，设立冷静期，避免在情绪顶点做出决定。此外，我也不排斥引入心理咨询、财务规划等专业支持——家事案件很多时候没有唯一的“法律答案”，需要的是“整体解决方案”。
避免情绪主导，在法律事实与情感张力间寻找最优解
在婚姻家事这一充满情感张力的领域，杨燕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洞察：真正的挑战往往不在法律条文本身，而在于如何穿透情绪迷雾，厘清案件本质。她将数字时代的证据困境、跨境案件的法律冲突、高净值资产的复杂分割视为系统性工程，始终采取“先理清人，再处理案”的办案逻辑。无论是面对企业家婚变中的多方博弈，还是跨法域继承的结构性难题，她总能以专业架构消解情感对抗，在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同时，为家庭关系保留重建的可能。
律新社：您认为当前处理婚姻家事案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能否结合典型案例说明？
杨燕亭：在我执业经历中，当前婚姻家事案件的挑战，往往不是单一维度的难题，而是法律、情感与社会变迁多重因素交织的复合体。
一方面，证据与事实的认定正变得日益复杂。数字时代的生活痕迹大多留存于手机与云端，证据看似易得，但其真实性、合法性的判断门槛却在升高。常见的情形是，当事人提供的截图或录音因取证程序瑕疵、缺乏原始载体而难以被法庭采信，甚至反被质疑侵犯隐私。因此，我们时常需要协助当事人重新梳理和规范取证流程，将碎片化的信息转化为牢固的证据链。
另一方面，情感的对峙往往比法律分歧更消耗心力。许多案件在财产分割等法律问题上本有理性协商的空间，却因长期积累的怨愤、彼此的不信任或家族成员的介入而陷入僵局。这时律师的角色，不仅是法律上的代理人，也需要成为情绪的疏导者，帮助当事人将受伤的感受与切实的法律目标区分开来，避免情绪主导决策。
同时，新财产形态和跨境复杂结构也将案件带入更深的水域。境外资产、信托受益权、股权架构乃至虚拟财产等，不断挑战传统婚姻的框架。这类案件的核心，常常不在于计算金额，而在于厘清法律性质、确定准据法并评估执行可能。更深层的张力，还存在于法律与日新月异的家庭伦理现实之间。例如家暴举证的现实困境、非传统生育方式带来的身份认定问题等，制度往往滞后于生活。我们的工作，便是在既有规范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寻找一条务实且负责任的路径。
面对这些，我的方法始终是双线并进：在事实层面，把复杂事实“拆小”处理，比如重建证据体系、分解跨境结构、分模块认定财产；在人的层面，引导当事人从情绪回到目标，先理顺“人”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案”的问题。
律新社：作为中美双执照律师，在处理跨法域的婚姻或继承案件时，您最常遇到的典型法律冲突有哪些？您在制定跨司法管辖区解决方案时会采取哪些策略？
杨燕亭：跨法域婚姻与继承案件的复杂性，往往不在于某一方法律本身难以理解，而是源于不同法律体系在理念、规则与程序上的深层碰撞。作为中美双执照律师，我常常面对的是法律逻辑之间的不兼容，而非单纯的法条适用问题。
在财产制度上，中国以夫妻共同财产为基础，而美国部分地区虽也采用共同财产制，但在认定范围、追溯规则上存在差异。比如，海外房产是否属于共同财产、婚前购买婚后还贷的资产如何划分、家族信托受益权可否分割等，在不同法域下结论可能截然不同。子女抚养与跨境监护的安排也常引发冲突。中美法院在评估孩子最佳利益时，对心理因素、生活环境、家庭关系的考量权重不尽相同。一方携子女迁居境外是否构成侵权、跨境探视权如何落实，都是实践中高频出现的争议焦点。继承领域同样存在张力。美国重视遗嘱自由，形式灵活；而中国对法定继承顺序和遗嘱形式有更严格限制。同一份遗嘱，在不同国家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继承结果。此外，信托结构在两国法律下的定位差异，也常使受益权的归属与税务处理变得复杂。
处理这类案件，我的核心思路是先“选法”，再“定案”——明确适用法律是第一步，而非急于判断是非对错。通过分析惯常居所、财产所在地等连接点，优先选定最有利且判决可执行的法域。资产“分区处理”，不同国家分别制定不同策略。
跨境案件从不是单打独斗就能胜任的，真正的关键在于协同多方专业力量。我通常会根据案件需要，整合美国本地家事律师、税务顾问、信托机构等资源，构建适配的综合支持网络。
更重要的是，我一直提醒当事人：在跨境案件中，判决的可执行性远比胜诉结果本身更为关键。因此，从启动程序之初，就要优先考虑判决能否落地、哪些资产便于执行、执行成本是否可控。这也是双执照律师在复杂案件中能够提供的真正价值——不仅赢在纸上，更要赢在执行之中。
律新社：面对涉及巨额资产、家族企业股权、跨境财产甚至隐形资产的复杂分割案件，您和团队通常采取怎样的策略进行梳理、评估和主张？难点在哪里？
杨燕亭：处理涉及巨额资产与复杂结构的家事案件，其逻辑与普通离婚诉讼截然不同。它更像是一个需要多重专业协作的综合项目，而不仅仅是一场法庭对抗。面对这类案件，我们团队的核心思路始终是：先看清全局，再寻找路径。
我们首先会进行全景式的资产梳理。高净值家庭的财产往往分布在不同法域、呈现为多样形态，从境外房产、信托、公司股权，到隐形的代持资产、期权收益，远非一张清单可以概括。因此，我们会借助资产地图、资金流向与控制链条分析，让复杂的财产关系可视化，区分哪些资产可以分割、哪些难以执行。这一步的目标不是急于争夺份额，而是完整厘清“有什么”和“在哪里”。在此基础上，评估工作必须法律与执行并重。除了判定资产性质与适用法律，我们更关心判决能否落地。
具体的策略主张，则围绕事实、结构与风险三维展开。通过证据重建与资金追踪，夯实资产归属的法律事实；针对公司或信托等复杂安排，则着重阐释其背后的经济实质与夫妻共同贡献；同时，也会将不当分割可能引发的经营风险、税务代价等纳入沟通，促使双方回到理性协商。
整个过程始终伴随几个根本难点：信息不透明带来的不对称、不同法域判决的互认障碍、高对抗情绪下的沟通困境，以及如何在保障权益与维持企业稳定之间找到平衡。最终，这类案件的解决，考验的不仅是法律技术，更是综合判断与长远布局的智慧。
律新社：企业家群体的婚变对企业和家族影响巨大。您在代理企业家客户时，除了财产分割，如何在保障客户个人权益与维持企业稳定/家族和谐之间寻找平衡点？
杨燕亭：处理企业家客户的婚变案件，关键在于意识到这从来不只是家庭内部事务，而是一个牵涉企业治理、股权稳定与家族传承的系统性事件。因此，我的目标不仅是厘清财产，而是要同时控制三个风险：企业风险、家族风险、个人风险。
首要任务是维护企业的稳定运行。我会尽量避免让经营层和员工卷入家庭纠纷，将信息披露控制在必要范围内，以保护企业声誉与运营连续性。在分割安排上，优先采用经济补偿、分期支付等方式替代直接分割核心股权，避免因控制权分散或突然变现而动摇企业根基。若股权必须处理，也会通过信托、表决权设计等结构来分离经济权益与实际控制，确保经营不受到干扰。
同时，家族关系的长期维系同样重要。尤其在家族企业中，情感与信任本身也是重要的隐性资产。我会协助双方建立离婚后仍可共存的沟通基础，例如就子女安排、未来合作框架达成清晰共识。相比诉讼对抗，我更倾向于通过谈判寻求和解，避免将企业拖入持久消耗，也防止外部力量乘虚而入。
在这过程中，企业家本人的合法权益与未来发展空间也必须得到保障。这包括确保其个人财产底线不被侵蚀，保护其公众声誉不受恶意影响，并在方案中为其保留事业与生活重新起步的可能性。
最终，这类案件的成功处理，不在于争夺了多少，而在于是否能在家庭、企业、个人之间找到那个动态平衡点——让企业不乱、家族不散、个人不倒。
用“专业”的同理心，重建家事关系
在杨燕亭看来，婚姻家事律师的深层价值，远不止于个案胜负，更在于用“专业的同理心”为破碎的关系寻找重建的支点。她始终致力于在法律框架内修复而非割裂关系，将服务视角延伸至纠纷平息之后的人生重建。面对不断演进的社会家庭形态，她认为律师应成为制度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以跨专业协作和前瞻性规划，为每一个家庭构筑可期的秩序与安宁。
律新社：随着科技发展和生活方式变化，婚姻家事领域涌现出哪些新的法律风险和争议焦点？
杨燕亭：科技发展与生活方式的演进，正在深刻重塑婚姻家事领域的法律风险与争议形态。
除了数字化生活带来的证据与隐私争议和跨境生活方式带来的结构性复杂问题，新的社交模式同样影响着婚姻关系。短视频、社交平台不仅可能激化情感矛盾，也使隐私公开化、网络侵权频发。而当夫妻共同经营自媒体或合伙创业时，离婚后的品牌归属、知识产权清算也变得日益常见。
面对这些变化，我的经验是提前预判风险，在协议与架构设计中融入婚姻视角；在处理电子证据时兼顾技术合规与法律效力；并在涉及跨境或复杂结构时，协同税务、信托、心理等多方专业人士，共同寻求整体解决方案。
律新社：在您看来，一位优秀的婚姻家事律师，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打赢官司，更在于何处？律师在这个充满情感张力的领域能发挥哪些更深层次的社会价值？
杨燕亭：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它关乎家庭结构、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因此，律师的工作往往体现在一些更深层的地方。
当事人来找家事律师时，大多处在强情绪、高不确定、极度脆弱的状态。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激烈对抗”，而是清晰的判断、稳定的节奏、合法的路径和可预期的未来。律师的专业性，就是在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这比单纯打官司更难，也更有价值。
更进一步说，家事律师的职责并非简单地解绑关系，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协助重建关系——尽量减少伤害，保留必要的沟通渠道，让父母依然能协作养育子女，让双方在未来得以和平共存。尤其是涉及子女、家族企业、长期治理安排时，律师的目标不是让某一方“赢到底”，而是不让整个家庭结构崩塌——这其实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延伸。
如今，家庭的形态日益多元，新的财产类型、跨境安排和生育方式不断出现，法律未必能及时涵盖所有变化。律师的角色，正是在现实与制度之间搭建桥梁，将模糊的生活状态转化为可执行的法律方案，提供一种制度化的稳定。我们也深知，最好的结果常常是“不再争斗”。我们的工作，是努力不让冲突蔓延至下一代，不让家族企业因婚变而动摇，不让情绪继续侵蚀生活。让法律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非制造更多问题——这本身便承载着深远的社会意义。
说到底，家事案件的终点不是一纸判决，而是帮助当事人真正走出来，重建生活、找回安全感与方向感。让客户在经历这一切后，不仅“办完了事”，更能“继续前行”，这或许才是这份工作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律新社：展望未来，您对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方向有何预期？对年轻律师踏入这一领域有什么忠告？
杨燕亭：在我看来，婚姻家事法律服务正走向更精细、更整合的未来。专业上，它将超越传统诉讼，成为融合公司法、税务、信托与心理支持的综合风险管理。这意味着，律师不仅需要法律专长，更要善于与会计师、心理咨询师等多领域专家协作，为家庭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同时，数字工具也将深度介入，从证据梳理到流程管理，让服务更清晰、更可验证。
对于年轻律师，我的建议是：先学“法律”，再学“人”。家事案件的难点往往不在条文，而在人性。不必急于求胜，更要学会在情绪漩涡中稳住节奏、保持冷静。这份工作既需要深度的共情，也需要清醒的边界——用“专业的同理心”工作，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结 语
二十载的婚姻家事深耕中，杨燕亭始终相信，真正的专业不仅是精通法律条文，更是要在情感的漩涡中构筑理性的堤坝。她将每一个案件都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故事，用跨领域的专业智慧化解复杂争议，用“专业的同理心”修复家庭关系。正是这种将法律理性与人文关怀相融合的独特理念，让她在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同时，始终致力于为家庭构筑可持续的秩序与安宁。这不仅塑造了她独特的专业品牌，更诠释了一位优秀家事律师如何以专业之力，成为社会关系中善意与秩序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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