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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平西山沟里一声枪响,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倒下了。罪名是"勾结汉奸、阴谋叛国"。

可这个人,四年前刚在闹市里亲手刺杀过大汉奸。一个杀过汉奸的人,最后被自己人扣上了汉奸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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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后来还把一支番号也一起带进了历史的尘埃里。

1933年,长城抗战打响。高志远坐不住了。

他是河北滦县马城人,当地有头有脸的乡绅,家里有地、有人脉、有胆子。消息传来,他直接把地卖了,凑了二百号人,要去前线打鬼子。结果刚出门就碰上土匪,枪被缴了,第一次抗日就这么黄了。

换了别人,可能就认了。高志远不。他回头在老家组建民团,跟日本人明里暗里周旋,一边积攒力量,一边等机会。

机会来了,是193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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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中午,滦县火车站人来人往。高志远化装成厨师混进人群,瞅准大汉奸刘佐周,掏枪就打。刘佐周当场毙命,高志远自己身中数刀,硬是杀出一条血路跑了。这事上了天津《大公报》,连日本报纸都登了。高志远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冀东。

他不是共产党员,也没人给他命令。他就是个看不下去、自己跑去干的地方人。这个身份,后来既是他的资本,也是他的命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冀东地下党正愁没有人能在当地拉队伍。高志远这样的人,正是他们需要的。两边一碰头,很快谈拢。1938年7月9日,高志远、王仲华率一百五十余名农民在滦县马城一带正式起义,冀东大暴动的序幕,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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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高峰时期,抗日联军发展到约七万人,收复迁安等九座县城。高志远被推为总司令,手下最多时接近两万人。三打乐亭,老百姓编歌谣夸他。这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也是这支队伍最后的辉煌。

1938年秋,日军开始大规模围剿冀东。抗联和八路军第四纵队面临一个抉择:留下打游击,还是撤到平西整训?

挺进军司令部主张全撤。高志远不想走。他手下都是冀东子弟,背井离乡已经够难受的,再说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就这么扔了,太可惜。他提意见,没用。1938年8月27日,铁厂镇联席会议拍板,五万人西撤平西整训,明年再打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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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远最终服从了命令。这一走,出了大问题。

五万人浩浩荡荡往西撤,队伍越走越乱。后有日军追击,前有河流拦路,粮草供不上,天又冷,大批新兵连枪都端不稳,哪经历过这个?10月15日,副司令洪麟阁在潮白河阻击战中牺牲。副司令陈宇寰更早,10月10日就没了。队伍被截,死的死,散的散,逃的逃。

等高志远部抵达平西,清点人数,五万人只剩下一千六七百人,损失超过九成。

高志远心疼得直跺脚。他觉得这仗打得窝囊,不如留在冀东跟鬼子周旋。从那时起,他心里就憋着一口气,一心想打回去。但挺进军司令部那边的想法是,先在平西站稳脚跟再说。两边的方向,就这么悄悄岔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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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撤退,撤出了日后所有矛盾的根子。

1939年2月7日,冀热察挺进军正式成立,萧克任司令员。高志远所部冀热察抗日联军被纳入挺进军体系,接受统一指挥。

但这时候,高志远已经在暗中活动了。

他想打回冀东。他知道挺进军司令部不会轻易批,就自己想办法——派人去联系吴佩孚旧部,想通过这条线接济军饷,好拉起一支队伍独立返回冀东。这事后来没联系成,但动作已经有人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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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的人,是他的秘书陈飞,中共地下党员。陈飞站了出来,向司令部举报:高志远勾结吴佩孚,图谋叛变投敌。

这个定性,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吴佩孚当时虽然落魄,但日本人几次三番找他出山组织伪政府,他就是不松口,后来据说为此丢了性命。一个拒绝日本人的人,被用来证明"叛变投敌",这个逻辑,说不通。

宋时轮、邓华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当时都替高志远说了话。他的老友董毓华急得吐血,四处奔走求情,但没拦住。

1939年4月27日,山南村,公审大会。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以"勾结吴佩孚、企图投敌叛国"罪名,当众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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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响起,高志远和参谋处处长李荣久一起,就此结束。

高志远死时,三十多岁。

他至死都在喊冤。但枪声一响,什么都没有了。

当天晚上,他手下上千号人直接走了。这些人都是跟他从冀东一路拼过来的老弟兄,心里不痛快,待不住。有的回了老家,有的撂挑子不干了。宋时轮、邓华对这件事有意见,先后申请调离,相继去了别的根据地。挺进军一口气失去了几个能打仗的骨干。

董毓华撑到当年6月,身子彻底垮了,走的时候才三十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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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远死后,挺进军伤了元气。

队伍里的心气散了,骨干将领走了,新来的人跟老人磨合不顺,接下来几年跟日军交手,打得越来越吃力。一支部队最怕的不是减员,而是寒心——明明跟着干,到头来却搞不清楚会不会有一天被当成"叛徒"处理。这种顾虑,比损失几千人更难弥补。

当然,挺进军这几年也有仗打得不错。1940年3月,挺进军粉碎日伪军九千余人的"十路围攻",辖区人口一度发展到约二百五十万,主力部队重新扩充到两万人,地方武装一万余人,局面没有彻底烂掉。但它始终没能从晋察冀军区独立壮大,始终是下面的一支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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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2日,晋察冀军区精简整编,冀热察挺进军番号正式撤销。

所属部队拆开,分别改编为第十一、十二、十三军分区,归晋察冀军区直接管辖。萧克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

这支部队从1939年2月成立,到1942年2月撤销,满打满算三年整。

撤销的直接原因是全军精简整编——那两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八路军总员额从四十余万人压缩到约三十万人,整编是大势,挺进军不是例外。但研究者普遍注意到:高志远事件之后的内耗与人才流失,是这支部队始终难以独立壮大的深层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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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节点上的决定,影响了后来整支部队的命运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冀东抗联牺牲的很多人被追认为烈士,高志远不在其中。他的后人到处奔走,想替他正名。

1994年,距高志远被处决整整五十五年,滦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陈发等人完成专题报告,认为"说高志远阴谋叛国、丧节投敌的罪证不足",并致函萧克请求重新审视。

1995年,萧克回函。他维持原判,认为高志远是叛变分子,处理是正确的。此后出版的《萧克回忆录》里,结论也没有变。

到今天,高志远在官方档案里的定性,依然没有改变。

这件事留下的问题,始终悬在那里:一个杀过汉奸、带着两万人打鬼子的人,真的会为了接济军饷就去联系伪政府?证据只有秘书的一举报、几封含糊的书信,没有更多。而那个被用来坐实"叛变"的中间人吴佩孚,恰恰是个拒绝了日本人的人。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拧巴。一个刺杀汉奸的英雄,死在自己人枪口下,顶着汉奸的罪名。一支因此内耗的部队,三年后连番号都没了。

这不是翻旧账。这是一个问题: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战争最紧张的时候,"路线分歧"和"政治怀疑"混在一起,一个非党员的地方领袖,处境有多微妙,有多危险?

很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了,档案记载也语焉不详,能还原的只有轮廓。但高志远这一生,从卖地抗日到刺杀汉奸,从拉起七万人马到含冤倒下,起起落落,全跟抗日这件事绑在一起。他没能死在杀鬼子的战场上,这大概是他最大的不幸。

那支被撤销番号的部队,它的命运跟他的命运,分也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