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十儿下午飘起雪粒子时，我去楼下便利店买酱油，远远看见李阿姨的清扫车停在公交站牌旁。橙红色的工作服上落了层白，她正蹲在地上咳，手里的扫帚斜斜靠在车把上。
"阿姨，这天儿还扫啊？"我喊了一声。她抬起头，脸蜡黄蜡黄的，笑起来嘴角的皱纹里都像藏着累："扫完这截儿就回，大过年的，得让街坊们踩干净地儿。"
谁能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凌晨三点，社区群里炸开了锅。有人说李阿姨没了，在环卫站的临时宿舍里，救护车来的时候已经凉透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医院最后给的结论里，有"艾滋病晚期"这几个字。
群里瞬间安静了，接着是密密麻麻的问号。
李阿姨在我们小区扫了八年街，五十出头的年纪，头发总梳得整整齐齐，藏在藏青色的帽子里。每天天不亮就听见她扫地的"沙沙"声，夏天带个大水壶，冬天怀里揣个热水袋。有回我加班到半夜，看见她蹲在路灯下啃馒头，面前摆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
"阿姨，咋不回家吃？"
"回去还得烧火，在这儿对付一口，趁天亮多扫会儿。"她抬头时，我看见她袖口磨出了毛边。
后来才知道，她男人前几年得肺癌走了，欠了一屁股债。儿子在外地读大学，她就靠着这份环卫工的活儿，一个月三千多块，既要还债又要供孩子。小区里的人都可怜她，有扔废品的会特意捆好放在她车旁边，包子铺的张婶每天多留两个热包子，隔着栅栏递过去。
谁也没把她和"艾滋病"这三个字往一块儿想。她这辈子，除了干活就是攒钱，连广场舞都没去过，怎么会......
大年初一上午，我去环卫站帮忙收拾她的东西。宿舍就一张单人床，铺着洗得发白的碎花床单，枕头底下压着个小本子，记着儿子每个月的生活费开销。最显眼的是床头上的药盒，好几种，都是治感冒发烧的。
"她上个月就总咳嗽，说浑身没劲。"旁边的王师傅叹着气，"我们让她去大医院看看，她总说小毛病，抗抗就过去了，省点钱给娃交学费。"
直到社区医生来登记信息，我们才慢慢拼凑出真相。
去年春天，李阿姨在垃圾桶里捡了个玻璃花瓶，想洗干净给儿子宿舍插笔。瓶口碎了个豁口，她没当回事，抓着边缘往袋子里装，手心被划了道挺深的口子，血当时就涌出来了。她在路边找了片干净的叶子摁了摁，回家用肥皂水冲了冲，第二天贴了个创可贴就上工了。
"那时候就该去医院！"医生拍着大腿，"艾滋病毒能通过血液传播，哪怕是很小的伤口，碰到带病毒的体液都危险。她大概是觉得，就个小口子，没必要花那钱。"
这是她忽略的第一个细节。
夏天的时候，她总说牙龈出血，早上刷牙满口都是血沫子。有次跟张婶聊天，张婶说自己也这样，给了她一管抗过敏牙膏。她用了半管，出血没见好，反而越来越厉害，有时候吃个苹果都能在果肉上留下血印子。
"牙龈出血其实是身体在报警啊。"医生后来跟我们说，"艾滋病初期会破坏免疫系统，口腔黏膜最容易出问题。这时候要是做个检查，还能早发现早控制。"
可她一门心思觉得是上火，自己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甲硝唑，吃了几天没效果，就干脆停了。
这是第二个细节。
最让人唏嘘的是第三个。去年冬天她感冒了一场，发烧到三十八度五，在社区诊所打了三天点滴。护士给她扎针的时候，她看见针头好像是新拆的，就没多问。可后来才知道，那个小诊所为了省成本，有时候会重复使用一次性输液管——虽然会用酒精消毒，但这根本杀不死艾滋病毒。
"她哪懂这些啊。"王师傅红着眼圈，"她总说，大医院太贵，小诊所便宜，能治病就行。"
李阿姨的儿子是大年初二赶回来的，瘦高个，戴着黑框眼镜，一进门就跪在地上哭，手里攥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是他刚收到的研究生录取通知，还没来得及告诉妈。
出殡那天，天放晴了。小区里好多人都去了，张婶拎着一兜刚蒸的馒头，说"她这辈子没吃过几顿好的"。我们几个年轻人扛着她那把用了三年的扫帚，把她常扫的那段路又扫了一遍，雪化后的路面湿漉漉的，映着天上的太阳，亮得人睁不开眼。
医生后来在社区开了场讲座，说艾滋病没那么可怕，只要注意三点：有伤口及时消毒处理，别去不正规的诊所打针，身体有异常别硬扛。他说这些的时候，我总想起李阿姨蹲在雪地里咳嗽的样子。
这个年，小区的路格外干净，可每次走过公交站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才明白，少的是那个总说"扫干净点，街坊们走得舒坦"的人。
有些教训，真的太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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