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领导地位的全面退场，由各国政府主导的减缓全球变暖的国际努力似乎陷入了阶段性的僵局。
在艾伯塔大学商学院气候金融专家阿德丽娜·巴尔巴劳看来，希望的微光并未熄灭，而是转移到了全球市场之中——那些拥有跨国影响力的巨头企业，正获得一个填补权力真空、主导气候行动的历史性机遇。
阿德丽娜·巴尔巴劳认为，只要给予正确的激励措施，这些跨国公司减少排放的规模将是大多数政府难以企及的。这种转变的逻辑核心在于，必须确保商业激励机制与社会的减排目标实现深度耦合。
在本轮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背景下，环境保护局于本月推翻了2009年的一项“危害发现”。这项科学测定曾认定气候变化威胁公众健康与福利。据《纽约时报》报道，放弃这一发现意味着联邦政府实际上放弃了监管那些导致地球危险变暖的排放物的权力。
但在监管缺失的阴影下，市场的内生动力却在加速。低碳能源的投资额目前已超过化石燃料的开发支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成本最低的选择。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已占据全球新增发电容量的90%以上。
阿德丽娜·巴尔巴劳指出，这意味着绿色能源正在带来更多的成本节约。无论政府监管如何摇摆，市场的大势已经不可阻挡。气候变化已成为私人市场参与者不得不直面的现实，这种认知已深刻反映在市场定价中。既然可再生能源已经变得廉价，企业自然会倾向于采纳这些替代技术，前期积累的动能已足以支撑这种技术转型的持续性。
长期以来，跨国公司一直被视为全球变暖的主要推手，并因此饱受舆论诟病。但在阿德丽娜·巴尔巴劳看来，这种规模优势反而使其处于减少排放的领导位置。
她认为，企业的动力并不一定需要建立在那种“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利他主义假设上，因为从商业逻辑来看，单纯的利他假设往往是天真的。
跨国公司跨国界协调资源的能力，使其在推动大规模气候行动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与政府相比，企业的执行效率往往更高。当一家企业的利益深深锚定在某项事业中，且不再受制于政坛的变幻莫测时，它们更有可能把事情办成，并且办得更好。
跨国巨头可以利用其全球供应链和运营网络，比单一政府更容易地跨越国界来塑造行业标准与政策。它们拥有开发和部署可持续技术所需的财务实力与灵活性，能够将资源精准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
阿德丽娜·巴尔巴劳坦言，虽然跨国公司重视“良好企业公民”的形象，但诉诸其内在的自身利益同样重要。我们需要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即企业在为他人、为环境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符合其自身的商业利益。要求企业纯粹为了他人而牺牲，在现实的商业世界中几乎是行不通的。
最理想的状态是，跨国公司之间能够开展深度协作，共同减少碳排放并帮助脆弱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通过与同行、政府及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企业可以分担风险，协调大规模解决方案，从而推动绿色技术的全球化部署。
金融创新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可持续性挂钩贷款和债券等金融工具可以根据减排目标的达成情况动态调整借贷成本，这在客观上复制了碳税的激励机制。此外，股东参与和高管薪酬计划也可以与环境表现挂钩，将气候目标嵌入到企业的核心决策机制中。
气候治理的接力棒正从政坛转向市场。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当下，跨国资本的这种自我激励式转舵，或许将成为守住全球升温红线的最后一道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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