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那本《我的前半生》，你会读到一段挺有意思的牢骚。
发牢骚的不是别人，正是清朝最后一位当家人溥仪。
按常理推断，这人坐拥江山，御膳房伺候着，那日子肯定过得滋润，顿顿都得是顶级美味。
可偏偏溥仪满腹委屈，说那御膳房送来的东西，排场是摆足了，瞧着也挺唬人，真要往嘴里送，简直就是受罪——要么凉透了，要么嚼着跟蜡烛似的。
这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要知道那会儿皇宫里的条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明朝那会儿引进的西红柿、辣椒早就不是稀罕物了，满汉全席的单子也早就固定下来。
硬件软件都是顶配，怎么当皇上的反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顺心？
说白了，这位末代皇帝嘴里嚼的哪里是饭菜，分明就是冷冰冰的“规矩”。
想把这里面的门道看透，咱们得把时间线揉碎了，别去记那些枯燥的年份，而是来算几笔细账。
算完你准会明白，皇上这碗饭，从来就不好端。
咱们先把算盘打到商周时期，算算这头一笔“活命账”。
提起那会儿，不少人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儿就是纣王的“酒池肉林”。
听着那是相当奢靡，好像日子过得神仙都不换。
可真要把你扔那个年代去，保准你一天都熬不住。
那是啥光景？
做饭的手艺原始得很，所谓的“肉林”，说穿了就是白水煮大肉。
那时候哪有什么孜然、辣椒面，连十三香的影儿都没有。
脑补一下，一大坨肥腻腻的肉，就在白水里滚熟了，盐都不一定舍得放够，那滋味，想想都得反胃。
想吃口干粮压压惊？
没门。
那时候磨面的技术还没影儿呢，想啃个馒头、吃个烧饼，那纯属做白日梦。
为了对付这难以下咽的白煮肉，那帮贵族老爷们也是绞尽脑汁，搞了个决策：发明蘸料。
他们鼓捣出一种叫“豉醢”的玩意儿。
名字挺唬人，实际上就是把蚂蚁卵做成酱。
就这稀奇古怪的东西，平时还吃不着，非得等到过年过节，君王贵族才舍得尝一口。
更要命的是，这饭不光难吃，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
那年头哪有什么食品卫生检疫，厨师也没个健康证，生吃、半生吃的情况遍地都是，肚子里长寄生虫那是常态。
再加上贵族们爱显摆，非得用青铜器烫酒喝。
酒精跟青铜一接触，重金属全跑出来了，喝下去就是慢性中毒。
商朝人平均下来也就活个十八岁，这口看着“富贵”的饭菜，绝对是个重要原因。
时间转到秦朝，日子也没好过到哪去。
哪怕是秦始皇吞并了六国，威风八面，他碗里的主食也就是些粗粮，下饭菜顶多是把韭菜。
馋了想涮个牛肉火锅？
那可是掉脑袋的大罪。
耕牛那是国家的命根子，是战略物资，谁敢动嘴就是跟朝廷过不去。
这第二笔账，得算算“菜篮子”是怎么升级的。
转折点出在汉武帝身上。
这事儿还得感谢他拍板做的一个决定：让张骞去西域溜达一圈。
本来是想去搞搞外交，拉拢点盟友打仗，没成想无心插柳，把咱们的餐桌给彻底换了血。
黄瓜、核桃、香菜、芝麻、石榴…
这些如今不起眼的玩意儿，那会儿可全是进口的高奢货。
汉武帝这人爱尝鲜，据说对香菜情有独钟，甚至到了做啥菜都得撒一把的地步。
这时候，皇家的饭桌才算有了点人味儿。
紧接着，工具的革新让做饭的手法也跟着翻了新。
铁锅登场了。
这一来，“煎”和“炒”就不再是神话。
汉朝的权贵们最馋的一道菜叫煎鱼：把鱼往锅里一扔，加水炖煮，汤收干了再撒佐料。
这在当时，简直就是舌尖上的顶级享受。
还有个细节挺有意思，汉朝是中国最早开始实行分餐制的。
这不光是为了讲礼数，更是为了卫生，避免大伙儿在一个盘子里搅和。
说到这儿，还有个小插曲。
东汉那会儿，医圣张仲景看大冬天的，穷苦百姓耳朵都冻烂了，心里不落忍，琢磨着光吃药不顶事，得来点热乎的食补。
于是他把羊肉配上驱寒的药材剁碎了，用面皮捏成耳朵模样，煮了一大锅“驱寒矫耳汤”。
这东西一下肚，浑身冒热气，冻伤也就慢慢好了。
这就是饺子的老祖宗。
一道本来用来治病的“药膳”，因为实实在在解决了大伙儿的痛点，最后竟成了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主角。
再往后翻，到了唐宋，这第三笔账算的又是另一码事儿——“创意”和“体验”。
唐宋时期，宫里做饭的路数变了。
这时候不缺原料，缺的是怎么玩出花样。
唐朝讲究的是排场，是“人海战术”。
做一顿正经御膳，能支使八百多个厨子。
光是负责洗菜、淘米、烧火的，分工细得让人咋舌，单是管主食的就有十六号人。
唐朝的皇帝也那是真懂生活。
唐太宗眼光高，自己在宫里辟了块地种马乳葡萄，还亲自酿酒。
后来大诗人李白拿家乡四川的烧酒献给唐玄宗，玄宗抿了一口，惊为天人，当场赐名“剑南烧春”，这便是后来剑南春的老底子。
不过，真要把“吃”这件事玩到登峰造极的，还得数宋朝。
宋朝皇帝干了件在当时看来极其出格的事儿：拆掉宫墙的心理防线，允许叫“外卖”。
这就让人想起现在的特朗普在白宫点快餐的梗，其实这事儿宋朝皇帝早就玩剩下的。
北宋的皇帝经常偷偷溜出宫去“扫街”，宋仁宗那是出了名的爱钻民间的小馆子。
到了南宋，宋高宗也管不住嘴，隔三差五就派人去苏堤边上的鱼店买份鱼羹回来解馋。
那会儿的餐饮市场火得一塌糊涂。
民间有了正儿八经的酒楼饭店。
调味品也齐活了，葱姜蒜、豆豉、花椒、酱油、醋，要啥有啥。
宋朝皇帝偏爱羊肉，觉着猪肉那是平头百姓才吃的东西。
可不管吃啥，那种“想吃这口就能吃上”的痛快劲儿，绝对是宋朝饮食文化的最高光时刻。
最后这笔账，得算算“僵化的体制”。
按说到了明清，日子该越过越红火才对。
毕竟明朝那会儿，改变中国饮食格局的“重磅炸弹”——辣椒，漂洋过海来了。
这就意味着，理论上青椒肉丝、水煮肉片、火锅这些重口味美食都能上桌了。
跟着一块儿来的还有西红柿、玉米、红薯、菠萝。
但这热闹只属于民间。
皇宫大内里，情况反倒走了下坡路。
为什么溥仪会满腹牢骚嫌饭难吃？
溥仪的亲弟媳妇在《食在宫廷》这本书里把窗户纸捅破了：全是规矩惹的祸。
到了清朝，御膳房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臃肿、死气沉沉的衙门。
厨子做菜，脑子里想的头一件事不是“好不好吃”，而是“合不合规”。
哪道菜能上，哪道不能上，放什么佐料，不放什么，那都是有死规定的。
谁敢乱搭配？
谁敢搞创新？
为啥？
因为创新就得担风险。
万一皇上吃坏了肚子，那是掉脑袋的事儿。
万一皇上今儿个觉得这味儿不错，明儿还要吃，你做不出那个一模一样的味儿来，也是个麻烦。
于是乎，最稳妥的法子就是“照着老方子抓药”。
虽说号称满汉全席，其实好多都是“摆设菜”，看着花哨，实际上早就凉透了。
溥仪自己都说，每天正餐就早晚两顿，端上来的菜长年累月都不带换样的。
这就搞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
明明手握红薯、玉米、辣椒这些高产又美味的食材，明明拥有当时最顶尖的烹饪手艺，可被困在紫禁城里的那位爷，吃得反倒不如现代路边摊撸串来得痛快。
回过头来琢磨，这哪里是一部帝王饮食史，分明就是中国社会的变迁缩影。
商周那会儿的“酒池肉林”，是生产力低下时，对温饱一种笨拙的炫耀；
汉唐时期的“兼容并包”，那是大国崛起、万国来朝的底气；
宋朝皇帝的“叫外卖”，折射的是商业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
而到了清朝，御膳房里那桌冰冷、乏味、千篇一律的宴席，恰恰就是那个封闭、僵硬、日薄西山的王朝最真实的写照。
所以，下回再在电视剧里看见皇上吃饭那大排场，别太眼馋。
那一桌子菜，八成是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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