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的最后一挂鞭炮在凌晨一点后彻底哑了火。
整座城市，这座平日里千万人口奔流不息的钢铁巨兽，终于沉沉睡去，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硝烟与饺子混合的疲惫年味儿。
我叫陈默，一个靠码字为生的自媒体人，说得好听点是自由撰稿人，说得难听点，就是个没固定单位的社会闲散人员。
这个点，我刚把我那篇《春节返乡装腔指南》的稿子发给甲方，准备泡碗面，犒劳一下自己被掏空的脑子。
手机嗡地一响，打破了屋子里的死寂。
是张姐，我住这小区的物业经理。
“小陈，睡没？没睡的话，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张姐的嗓音带着一股子浓浓的鼻音，像是感冒了，又像是哭过。
“没呢，张姐，啥事您说。”大过年的，物业经理亲自来电，我预感不是小事。
“是……是4单元的那个……陈洁，陈阿姨，她……”张姐在那头哽咽了，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陈洁阿姨？
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那个瘦小的身影。
她是我们这片的环卫工，五十出没头的年纪，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颧骨很高，嘴唇很薄，总爱抿着，像是在跟生活怄气。但她那双眼睛，总是亮亮的，打扫卫生的时候，一丝不苟，连地砖缝里的一点纸屑都得用小刷子给勾出来。
我们小区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常年昼伏夜出的年轻人，大多跟她不熟，但都认得她。
因为她总是天不亮就在楼下“刷刷刷”地扫地，那声音成了很多人，包括我的，清晨里最准时的生物钟。
“陈阿姨她……怎么了？”我的心往下一沉。
“她走了。”张姐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
“走了？去哪了？回老家过年了？”我还没反应过来。
“不是……是人没了。”
轰的一声，我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人没了？
大年三十，人没了？
“警察刚走，法医也来了，说是……说是……”张姐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急性心梗，诱因是……是艾滋病发作。”
艾滋病？
我捏着手机，手心里瞬间全是汗。
这两个字，像两根淬了毒的钢针，狠狠扎进我的耳朵里，扎得我一阵耳鸣。
怎么可能？
陈洁阿姨？那个每天穿着橙色环卫服，见了谁都只是羞涩地点点头，连说话都细声细气的女人？那个洁身自好到几乎有些孤僻的女人？
我认识她三年，从我搬进这个小区开始。
她丈夫死得早，没听说有孩子，一个人住在小区角落那间物业分给她的工具间改造的小屋里。屋子不大，但被她收拾得一尘不染。她没什么爱好，不打牌，不跳广场舞，唯一的消遣，就是侍弄她窗台前那几盆多肉。
她甚至都不怎么跟人来往。
我跟她算是比较熟的，因为我总熬夜，清晨四五点钟下楼扔垃圾，总能碰到她。
有时候看她辛苦，我会递给她一瓶热水，她也只是接过去，低着头，小声说一句“谢谢”，然后就再没下文。
她的生活，就像她那身洗得发白的环卫服，干净，但也单调得让人心疼。
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会和“艾滋病”这三个字扯上关系？
“小陈，我知道你是个文化人，笔杆子厉害。”张姐在那头吸了吸鼻子，声音稍微稳了点，“现在社区这边……想发个讣告，也算是……给陈洁妹子一个交代。但是这事儿……你也知道，不好写。写她有病吧，怕街坊邻居乱嚼舌头，对她名声不好。不写吧，又觉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太委屈。”
我明白了张姐的意思。
艾滋病，这三个字在中国，尤其是在陈洁阿姨这个年纪、这个圈层的人看来，几乎就等同于“私生活混乱”“不检点”。
给她贴上这个标签，无异于在她死后，还要往她身上泼一盆最肮脏的污水。
“张姐，我去看看。”我挂了电话，套上羽绒服就往外走。
面，是吃不下了。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堵在我的胸口，是震惊，是疑惑，更多的是一种荒谬的悲凉。
陈洁阿姨的小屋就在小区花园的尽头，一棵大槐树下，门上还贴着一副半旧的春联，红纸已经褪色，上书“出入平安，万事如意”。
讽刺。
屋里很暗，警察已经撤掉了警戒线，只留下一股子消毒水和死亡混杂的冰冷气息。
张姐和社区的王主任在，两人眼睛都是红的。
屋子里的陈设简单得让人心酸。
一张板床，一张小桌子，一个掉了漆的衣柜，这就是全部的家具。
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瓶吃了一半的降压药，一个针线包，还有一个小小的相框。
相框里是张黑白照片，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英气逼人。
“这是她男人，二十多年前在工地上出的事。”张姐叹了口气，“从那以后，就她一个人。我们都劝她再找一个，她说，一个人清净。”
“一个人清净。”
我重复着这五个字，目光扫过这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
这里，就是一个女人后半生的全部世界。
她在这里，独自度过了二十多个春夏秋冬，近八千个日日夜夜。
法医的初步诊断是急性心梗，但诱因，是HIV病毒摧毁了她的免疫系统，导致多种并发症。
“她自己……知道吗？”我问。
王主任摇了摇头：“看样子是不知道。我们联系了她老家唯一的亲人，一个远房侄子，人家一听这病，电话立马就挂了，说不认识这个人。”
我的心，又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生前孤独，死后……还要背负这样的污名，被亲人遗弃。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张-姐喃喃自语，像是在说服自己，“陈洁妹子不是那样的人。她这人，有洁癖，别说男女关系了，平时跟我们这些老姐妹说个话都脸红。她怎么会得这种病？”
是啊，怎么会？
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压在在场每个人的心上。
我蹲下身，仔细打量着这个小屋。
我想找到答案。
不为别的，就为那个每天清晨四点，准时用扫地声把我从梦里叫醒的，那个瘦小而倔强的身影。
我想为她，写一个清清白白的结局。
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三个地方。
三个平时绝不会有人在意的细节上。
第一个，是床头那个半旧的帆布包。
包是那种最老土的款式，军绿色，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包的拉链已经坏了，用一根别针勉强扣着。
我征得王主任的同意，打开了那个包。
里面没有钱包，没有化妆品，只有一沓沓用橡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的零钱。
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
还有……一沓献血证。
从2005年到2015年，整整十年，每年两本，一本不落。
“她……还献血？”我有些惊讶。
“是啊。”张姐说，“她总说，自己的血干净，能救人。有一年，好像是为了评什么‘献血积极分子’，她还特意多献了一次。后来年纪大了，血压高了，人家血站不让她献了，她还失落了好一阵子。”
我的手指抚过那些献血证，每一本都保存得很好，没有一丝褶皱。
我仿佛能看到，那个不善言辞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血站，伸出自己干瘦的胳膊，看着自己的血液，流进那个小小的血袋里。
她或许觉得，这是她贫瘠的生命里，为数不多的，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出的贡献。
可她不知道，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个爱开玩笑的混蛋。
2005年。
我心里默念着这个年份。
那个年代，对于血液安全的管控，远没有现在这么严格。
很多小地方的血站，操作流程都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社区王主任，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查一下，陈阿姨2005年到2007年那几年，主要是在哪个血站献的血？”我抬起头，看向王主任。
“这个……得去市血液中心查档案，有点麻烦，而且大过年的……”王主任有些为难。
“王主任，这很重要。”我的语气很坚定，“这关系到陈阿姨的名声。”
王主任看着我，又看了看床上那具被白布覆盖的瘦小身体，最终点了点头。
“行，我明天一上班，就去托人查。”
我的目光，转向了第二个细节。
那是在墙角，一个不起眼的垃圾桶里。
垃圾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几个空的药瓶，还有一团用报纸包着的东西。
我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团报纸。
里面，是一只用过的玻璃注射器，和几支小小的安瓿瓶。
安瓿瓶上的标签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稀可以辨认出“干扰素”三个字。
“她……生前在自己打针？”我皱起了眉。
“没听说啊。”张姐凑过来看了一眼，也愣住了，“她要是有病，怎么不去医院？自己在家打针，这多危险啊。”
“也许，她觉得只是小毛病，不想花钱。”我拿起那支玻璃注射器。
在如今这个一次性医疗器械普及的时代，这种需要反复消毒使用的玻璃注射器，已经很少见了。
它更像是一个来自上个世纪的古董。
而“消毒”这两个字，对于一个独居、节俭，且医疗知识匮if乏的老人来说，很可能，只是意味着用开水烫一烫。
这，足以构成致命的风险。
但她为什么要打干扰素？
干扰素一般用于抗病毒治疗，比如乙肝、丙肝。
难道……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
我把注射器和药瓶重新用报纸包好，递给王主任：“王主任，这个，能不能也请您帮忙，找专业机构化验一下，看看瓶子里残留的药液成分，还有……这个注射器上，有没有什么发现。”
“没问题。”王主任这次答应得很痛快。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那张小小的书桌上。
桌子的一角，压着一张被抚平了无数次的，皱巴巴的汇款单。
收款人，是一个叫“李浩”的名字。
汇款地址，在南方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小县城。
汇款金额，是三千块。
日期，是半个月前。
“这是……她侄子？”我问。
“不是。”张姐摇了摇头，“没听说她有叫李浩的亲戚。她那个唯一的远房侄子，叫李铁牛。”
李浩？
一个陌生的名字。
陈洁阿姨，一个每个月工资不到三千块的环卫工，会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汇去三千块钱？
这不合常理。
我拿起那张汇款单，翻了过来。
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
“孩子，好好治病，别怕，都会好的。”
字迹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三个细节，就是解开陈洁阿姨死亡之谜的关键。
一个热心献血的“好人”。
一个在家自己打针的“病人”。
一个默默资助陌生人的“亲人”。
这三个身份，共同构成了陈洁阿姨那不为人知的，充满了秘密与辛酸的后半生。
而这三个身份背后，隐藏的，是三个被她，也被我们所有人，忽略了的，致命的细节。
我决定，要一点一点，把它们挖出来。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陈洁阿姨，她不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
她是一个好人。
一个，被命运捉弄了的好人。
大年初一，整座城市还沉浸在节日的慵懒里。
我起了个大早。
或者说，我一夜没睡。
陈洁阿姨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她小屋里那股冰冷的气息，在我脑子里盘旋了一整夜。
我打开电脑，开始搜索关于“艾滋病”的一切。
传播途径，潜伏期，窗口期，污名化……
每一个词，都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这个看似遥远的疾病背后，那血淋淋的社会现实。
我越查，心越沉。
HIV病毒的潜伏期，可以长达十年，甚至更久。
这意味着，陈洁阿姨很可能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感染了病毒，却一直不自知。
而压垮她的，或许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无知，是贫穷，是那份深入骨髓的，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的“体面”。
上午十点，王主任打来了电话，声音里透着一股子压抑的兴奋。
“小陈，你猜怎么着？市血液中心那边，我托的老同学给我回信了！”
“有结果了？”
“有了！陈洁在2006年，确实在我们市的第二中心血站献过一次血。而且，最关键的是，我那个同学查到了一份当年的‘内部处理通报’。”
“什么通报？”
“那一年，第二中心血站出了个大事故。有个血头，为了多拿补贴，用自己的血，冒充了好几个人的血样去化验。结果，他自己就是个HIV携带者。这批血，有一部分，在发现问题前，就已经……流出去了。”
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
“那……当年有没有追查到所有受血者和献血者？”
“追了。但你也知道，零几年的事儿了，信息登记不完善，流动人口又多，哪有那么容易。通报上说，还有三个献血者，一直没联系上。我同学帮我核对了一下，陈洁，就在那份失联名单上。”
找到了。
第一个细节，对上了。
2006年，一次“学雷锋”式的献血，一次小小的，足以被她拿来当做“光荣事迹”的善举。
她以为她流出去的是救人的热血。
她不知道，那一次，命运在她身体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而这一埋，就是十几年。
“那……当年那个血头呢？抓到了吗？”我问。
“抓到了，判了。但有什么用呢？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了。”王主任的声音里，满是无奈。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
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将我整个人吞噬。
我想象着，2006年的某一天，陈洁阿姨，怀着一颗朴素的、助人为乐的心，走进那个血站。
她可能还有点紧张，有点骄傲。
针头扎进血管的时候，她或许会想，自己的血，能救活一个素不相识的生命。
她哪里会想到，那根针，会成为她后半生所有悲剧的开端。
而更可悲的是，她到死，都不知道这件事。
她甚至，还在为自己当年没能联系上，没能得到那份“献血积极分子”的荣誉，而感到遗憾。
我点上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我仿佛看到了陈洁阿姨那张倔强的脸。
我好像……有点理解她了。
下午，我决定去一个地方。
我们市的“红丝带之家”。
一个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心理援助和支持的民间组织。
我想知道，像陈洁阿姨这样，因为意外感染HIV，并且长期不自知的老人，多不多。
“红丝带之家”在一个很偏僻的巷子里，门口没有任何招牌，只有一个小小的，用红丝带系成的蝴蝶结。
接待我的是一个叫“海哥”的中年男人，戴着黑框眼镜，很斯文。
我没有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只说，我有一个亲戚，情况和陈洁阿姨很像，我想来咨询一下。
“多。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海哥给我倒了杯水，开门见山。
“尤其是五六十岁这个年龄段的，很多都是早年因为不规范的输血、献血，或者手术感染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一辈子活得比谁都‘干净’，结果，就因为一次意外，就被打上了‘不道德’的烙印。”
“那他们……发现之后，都是什么反应？”
“反应？能有什么反应。”海哥苦笑了一下，“大部分人，第一反应都是‘不可能’。然后是恐惧，是羞耻。很多人，到死都不敢告诉家人，不敢去正规医院治疗，就自己一个人扛着。有的人，去信那些小广告，买一些来路不明的‘神药’，结果，钱花光了，人也没了。”
“就像……我那个亲戚一样。”我的声音有些沙哑。
“是的。”海哥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对他们来说，比病毒更可怕的，是别人的眼光。是那种，一旦说出自己有病，就会被全世界抛弃的，那种绝望。”
从“红丝带之家”出来，天已经快黑了。
街上的年味儿，似乎比昨天更浓了。
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透出温暖的灯光和饭菜的香气。
我一个人走在冷风里，感觉自己像个孤魂野鬼。
回到家，我打开了那个从陈洁阿姨小屋里带回来的，装过干扰素的安瓿瓶。
我把它放在灯下，仔细地看。
在标签的背面，我发现了一串极小的，用针尖刻上去的数字。
那是一个电话号码。
我的心，又一次狂跳起来。
我几乎没有犹豫，立刻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
那头，是一个苍老而警惕的女声。
“喂？你找谁？”
“您好，请问，您这里是不是有……干扰素卖？”我试探着问。
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你是谁介绍来的？”
“一个姓陈的阿姨，她……用过您的药。”
“姓陈的？”那头的声音，明显放松了一些，“哦，是她啊。怎么，她那个药，吃完了？”
“她……以后都用不着了。”
“什么意思？”
“她去世了。”
那头，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久到我以为她已经挂了电话。
“哎，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那头的声音，充满了叹息，“她那个病，拖得太久了。光靠我这点药，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我追问。
“还能是什么病，乙肝呗。她跟我说，她男人就是得这个病死的，她怕，也怕花钱，就一直没去医院看过。前两年，感觉肝区不舒服，才托人找到了我。”
乙肝？
不是艾滋病？
我愣住了。
“您卖给她的，是治乙肝的药？”
“是啊。祖传的方子，加了点干扰素，效果好得很。怎么，你也是？”
“我……不是。”我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乱。
“那你打这个电话干什么？我告诉你，我这药，可不便宜。看在老陈的面子上，给你打个八折，一个疗程，三千。”
三千。
这个数字，像一道闪电，劈中了我的记忆。
那张汇款单。
那张给陌生人“李浩”的，三千块的汇款单。
一个大胆的，近乎荒唐的猜测，在我心中形成。
“您……是不是姓李？”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是啊，你怎么知道？”
“您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李浩？”
那头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
“你……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重要的是，陈洁阿姨，她每个月不到三千块的工资，她自己连一顿像样的饭都舍不得吃，却拿出三千块，去买您的‘祖传秘方’。她不是在给自己治病，对吗？”
“她是在……替别人买药。替一个，她以为得了和她丈夫一样病的，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买药。”
“而那个年轻人，就是您。或者说，是您虚构出来的，一个叫‘李浩’的，得了乙肝的，需要救助的年轻人。”
“您利用了她的善良，她的无知，她的恐惧。您卖给她的，根本不是什么‘祖传秘方’，只是最普通的干扰素，甚至，可能还是过期的，或者稀释过的。”
“而陈洁阿姨，她不但把这些药，给了那个真正的病人，甚至，在自己也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也拿来自己注射。她以为，她和那个年轻人，得的是一样的病。”
“她不知道，那个所谓的‘乙肝’，其实是艾滋病。她更不知道，那个卖药给她的‘李神医’，压根就是个骗子！”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动。
说到最后，我几乎是在咆哮。
电话那头，死一般地寂静。
过了很久，传来了“啪”的一声。
她挂了电话。
我无力地垂下手臂，手机滑落在地。
第二个细节，也对上了。
甚至，比我想象的，更加残酷，更加肮B脏。
如果说，第一次意外，是命运的捉弄。
那这第二次，就是人性的险恶。
我抱着头，蹲在地上，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我为陈洁阿姨感到不值。
我为她那份被践踏得一文不值的善良，感到心痛。
我突然想起了那张汇款单背面的那行小字。
“孩子，好好治病，别怕，都会好的。”
那个时候的她，在想什么呢？
她是不是，把那个素未谋面的“李浩”，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她是不是以为，自己又一次，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拯救了一个年轻的生命？
她是不是，还在为自己的这个秘密的善举，而感到一丝丝的欣慰和满足？
她那么怕死，怕得连医院都不敢去。
可她又那么勇敢，勇敢到，可以为了一个陌生人，倾其所有。
这是怎样的一种矛盾，又是怎样的一种……伟大？
我的眼泪，越流越多。
我知道，我必须找到那个骗子。
我也必须找到，那个真正的，被陈洁阿姨资助的病人。
我要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拼凑出来。
第三个细节，那张汇款单，成了我唯一的线索。
第二天，大年初三。
我托了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帮我查那张汇款单的收款账户信息。
大过年的，求人办事，我欠了老大一个人情。
但顾不上了。
朋友的效率很高，下午就给了我回复。
收款账户的开户人，确实叫“李浩”。
开户行，就在本市。
地址，是一家网吧。
一个用临时身份证开的，专门用来收款的“幽灵账户”。
线索，在这里断了。
我有些沮丧。
难道，那个骗子，就这么消失在人海里了？
我不甘心。
我把那个骗子的手机号，输入了微信、支付宝等所有我能想到的社交软件。
一无所获。
那个号码，就像它主人的良心一样，干净得可怕。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最原始，也最笨的办法。
我去移动营业厅，以“交话费”的名义，查了那个号码的实名登记信息。
根据规定，我不能直接看到对方的名字。
但是，在缴费确认的界面上，系统会显示被隐去了中间一位的名字。
“李浩”。
不对。
显示的是，“张凤”。
是个女人的名字。
而且，不姓李。
我瞬间明白了。
那个骗子，连名字都是假的。
她用一个叫“张凤”的女人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个手机号。
然后，又用一个叫“李浩”的假身份，去开了银行卡。
狡猾得像只狐狸。
但她忽略了一点。
在网络时代，只要你留下一丝痕迹，就不可能完全隐身。
我立刻转换思路，开始在网上搜索“张凤”这个名字，加上“卖药”“乙肝”“骗子”等关键词。
信息，铺天盖地而来。
无数个“张凤”，无数条信息。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像个在垃圾堆里寻宝的拾荒者，一条一条地筛选。
终于，在一个本地论坛的犄角旮旯里，我找到了一条半年前的帖子。
发帖人，痛斥一个叫“张凤”的女人，打着“祖传秘"方”的旗号，高价出售假药，骗了他父亲的救命钱。
帖子里，留下了那个“张凤”的另一个手机号。
我心头一喜，立刻拨了过去。
关机。
我没有气馁，又用这个新的手机号，去搜索社交软件。
这一次，有了发现。
在微信上，我找到了一个叫“向阳花开”的账号。
头像，是一朵俗气的，过度美颜过的向日葵。
朋友圈，三天可见。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在她的个人签名里，我看到了一行字。
“专业调理肝病，无效退款。V信同号。”
就是她！
我压抑住内心的激动，用我的小号，添加了她的微信。
申请信息，我只写了四个字。
“陈洁介绍。”
半个小时后，好友申请，通过了。
对方很高冷，只发来一个“？”。
我没有跟她废话，直接把那张“张凤”的身份证照片，和那个“李浩”的银行账户截图，发了过去。
然后，我发了一句话。
“张阿姨，聊聊？”
那边，沉默了。
过了足足有十分钟，她才回了消息。
“你想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只想知道，陈洁阿姨资助的那个‘李浩’，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我打字飞快，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陈洁阿姨每个月给你打三千块，打了将近两年。这笔钱，你不可能独吞。你背后，一定有一个真正的病人。告诉我，他是谁。”
“我凭什么告诉你？”
“凭陈洁阿姨，到死，都以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凭她，用自己不到三千的工资，去救一个她以为的‘乙肝病人’。凭她，在自己也感染了病毒，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还把救命的药，省给别人。”
“凭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你这个骗子，给活活坑死的！”
我把最后那句话，用加粗的字体，发了过去。
屏幕那头，又是一阵死寂。
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要漫长。
我能想象到，那个叫“张凤”的女人，此刻，正握着手机，脸色发白，手指颤抖。
也许，她骗了无数人，早已心硬如铁。
但“陈洁”这个名字，和她背后的故事，就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她那层厚厚的伪装，触碰到了她内心深处，那仅存的一丝，或许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还在不在的，叫做“良知”的东西。
终于，她回了消息。
不是文字。
是一个位置共享。
地址，是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B栋，7楼，血液科。
我收起手机，抓起外套，冲出了家门。
我知道，第三个细节，那个被陈洁阿姨当成“孩子”一样去守护的秘密，就要揭晓了。
夜晚的医院，比白天更多了一份肃穆和冰冷。
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血液科的病房。
703床。
病床上，躺着一个很年轻的男孩，看上去年纪比我还小，二十出头的样子。
他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脸色是一种不正常的蜡黄。
他的胳膊上，布满了针眼，手背上，还扎着吊针，透明的液体，正一滴一滴，缓慢地注入他枯槁的身体。
他睡着了，或者说，是昏迷着。
眉头紧紧地皱着，像是在做一个挣扎的噩梦。
病床前，坐着一个同样瘦小的女人，头发花白，看上去年纪比陈洁阿姨还要大一些。
她正趴在床边，打着盹，脸上满是疲惫和愁苦。
我放轻了脚步，走了过去。
那个女人，似乎听到了动静，警觉地抬起了头。
她的眼睛，和照片上的“张凤”，一模一样。
只是，没有了那份精明和算计，只剩下一种被生活榨干了所有希望的，麻木的悲哀。
“你来了。”她看着我，声音沙哑。
我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病床上的男孩身上。
“他就是……李浩？”
“嗯。”她点了点头，伸手，替男孩掖了掖被角，动作轻柔得，像是在触碰一件易碎的珍宝。“我儿子。”
“他得的……不是乙肝。”
“是白血病。”
这三个字，像三颗重磅炸弹，在我耳边炸响。
我以为，我会听到“艾滋病”。
我以为，这是一个儿子将病毒传染给母亲，母亲又在无知中，把悲剧延续下去的，狗血故事。
我甚至，在来的路上，就已经在心里，把这个不孝子，骂了千百遍。
可是，我错了。
错得离谱。
“白血病……”我喃喃自语，“那……陈洁阿姨她……”
“她不知道。”张凤，不，或许我该叫她李浩的妈妈，低下了头，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的哭腔。
“浩浩是三年前查出来的病，骨髓移植，化疗，把我们家底都掏空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我男人，受不了这个打击，跑了。就剩我一个人，带着他，到处看病。”
“我没文化，也没力气，只能打点零工，那点钱，连他一天的药费都不够。后来，听人说，在网上卖保健品能挣钱，我就……动了歪心思。”
“我从一个老乡那里，学了点话术，弄了个假身份，开始在网上卖那些所谓的‘祖传秘方’。其实，就是些不值钱的维生素，或者快过期的药。我知道这是骗人，是缺德，可是……我看着我儿子一天天衰弱下去，我没办法啊！”
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砸在水泥地上。
“陈洁……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客户。”
“她是在一个病友群里，加的我。她说，她丈夫是乙肝死的，她也怕自己得。我一听，就知道，她这种人，最好骗。又穷，又怕死，又不懂。”
“我跟她说，我有个侄子，叫李浩，跟你情况一样，也是乙肝，吃了我的药，快好了。我给她编故事，说我侄子多可怜，多懂事，父母双亡，一个人打工挣钱治病。”
“她信了。”
“她真的信了。她把她每个月，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全都打给了我。她说，让我给‘李浩’买药，不够的，她再想办法。她还总是在电话里，嘱咐我，要让‘李浩’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不要怕，病，总会好的。”
“有一次，浩浩化疗，反应特别大，一直吐，烧得说胡话。我急得没办法，在电话里哭了。陈洁她，比我还急。第二天，她就给我打了五千块钱。她说，这是她跟邻居借的，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的病治好。”
“她说……孩子，就是希望。”
说到这里，李浩的妈妈，再也说不下去了。
她趴在床边，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压抑的哭声，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在空旷的病房里，回荡。
我的心，像是被泡在了一缸子又酸又涩的苦水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骂她？
她是个骗子，她害死了陈洁阿姨。
可是，她也是一个，为了救儿子，走投无路的母亲。
同情她？
可陈洁阿姨呢？
那个到死，都还在为别人的“希望”，倾其所有，却最终，在孤独和病痛中，死在了一个冰冷的除夕夜的，那个善良的女人呢？
她的希望，又在哪里？
“那……干扰素呢？”我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是白血病，为什么要买干扰素？”
“是……是我跟她说的。”李浩的妈妈，抬起布满泪痕的脸，“浩浩的医生说，有一种进口的干扰素，对他的病有好处，但很贵，也进不了医保。我就……跟陈洁提了一句。我没想到，她真的会去买。”
“她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卖私药的，自己在家，学着给‘李浩’准备药。她说，她怕我去买，被人骗。她自己，先尝一尝，看看有没有问题。”
“她……她把自己当成了小白鼠……”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我退出了病房。
靠在走廊冰冷的墙壁上，我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真相，终于大白。
三个细节，像三块拼图，最终，拼出了一个完整而残酷的故事。
2006年，一次意外的献血，让她感染了HIV病毒。
十几年来，病毒在她体内，悄无声息地潜伏，摧毁着她的免疫系统。
三年前，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一个精心编织的骗局，让她遇到了那个虚构的“李浩”。
她把这个素不相识的“孩子”，当成了自己情感的寄托，当成了自己后半生，唯一的“希望”。
她倾其所有，去“拯救”这个希望。
甚至，不惜用自己那早已被病毒侵蚀得千疮百孔的身体，去为他“试药”。
她以为，她是在和“乙肝”作斗争。
她不知道，真正要她命的，除了HIV，还有人性的贪婪，和她自己那份，近乎愚昧的善良。
她就像一个孤单的勇士，在黑暗中，对着一个风车，发起了冲锋。
最终，力竭而亡。
而直到死，她都以为，自己是死于一场普通的“心梗”。
她走得，那么“干净”。
干净得，让人心碎。
回到家，我坐在电脑前，一夜无眠。
天亮的时候，我写下了一个标题。
《大年三十，那个得了艾滋病的环卫工阿姨走了。她很“干净”，只是忽略了三个细节》
我没有写那个骗子的故事。
我也没有写那个得了白血病的男孩。
我只是，原原本本地，记录了陈洁阿姨，这个普通的环卫工人，生命中最后的轨迹。
我写了她的献血证，写了她那间小屋里，过期的干扰素，写了那张三千块的汇款单。
我写了她是如何，在贫穷和孤独中，恪守着自己的“洁身自好”。
又是如何，在无知和善良中，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深渊。
我没有用任何华丽的辞藻，没有做任何煽情的渲染。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一个，比任何小说，都更加荒诞，也更加真实的故事。
文章发出去后，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开始，评论区里，充满了各种污言秽语。
“环卫工？艾滋病？呵呵，懂的都懂。”
“洁身自好？骗鬼呢！”
“肯定是年轻时候不检点，老了遭报应了。”
这些恶毒的评论，像一把把尖刀，刺得我眼睛生疼。
但是，很快，风向就变了。
越来越多的人，看完了我写的故事。
越来越多的人，被那三个细节，所触动。
“我靠，我哭了。2006年的献血事故，我好像有点印象……”
“天啊，这个阿姨，也太惨了吧。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的。”
“那个卖假药的，简直不是人！应该抓起来，千刀万剐！”
“真正杀人的，不是艾滋病，是贫穷，是无知，是那些吃人血馒头的骗子！”
“我想起了我妈，她也是，有点小病就自己扛着，舍不得去医院。我明天就带她去做个体检！”
舆论，像潮水一样，发生了逆转。
“陈洁阿姨”这个名字，成了热搜。
无数的网友，开始自发地，去追查当年的献血事故，去人肉那个卖假药的骗子。
市血液中心，很快就公布了当年的事故报告，并且，向陈洁阿姨，公开道歉。
公安机关，也成立了专案组，开始调查“张凤”的诈骗案。
甚至，有公益组织，发起了一个叫“陈洁基金”的项目，专门用于救助那些，因为意外感染HIV，并且生活困难的老人。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正月十五，元宵节。
张凤，或者说，李浩的妈妈，自首了。
她把诈骗陈洁阿姨的钱，连本带息，全都退了出来，交给了“陈洁基金”。
她说，她对不起陈洁，她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她说，她只求，能让她在服刑前，再见儿子一面。
而她的儿子，李浩，在社会各界的捐助下，也等到了合适的骨髓，准备进行移植手术。
手术前，他托人，给我带来了一封信。
信里，只有一句话。
“陈阿姨，谢谢您。下辈子，我做您的儿子，好好孝顺您。”
我拿着那封信，去了陈洁阿姨的坟前。
那是一块很小的墓地，在公墓最偏僻的角落。
照片上，她依然是那副抿着嘴，不爱笑的样子。
我把那封信，和最新一期的报纸，一起，烧给了她。
报纸的头版，是我写的那篇报道。
标题，我改了。
《陈洁，一个干净的女人》。
火光中，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这一次，她好像，笑了。
我知道，这个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它有了一个，近乎“圆满”的结局。
坏人，受到了惩罚。
好人，得到了正名。
病人，得到了救助。
可是，我的心里，却始终，空落落的。
我总是在想，如果，当年那个血站，管理再规范一点。
如果，陈洁阿姨，能多一点点文化知识，少一点点对权威的盲从。
如果，我们的社会，对于艾滋病，能多一点点了解，少一点点偏见。
如果，在她感到不舒服的时候，能有一个人，可以拉着她的手，带她去医院，而不是让她一个人，在黑暗中，胡乱地“自我治疗”。
那么，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可是，没有如果。
陈洁阿姨，还是走了。
带着她那份，不为人知的善良，和那份，致命的“干净”。
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记住她。
记住这个，在大年三十，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自己那间十平米小屋里的，环卫工阿姨。
记住她，那被忽略了的，三个细节。
然后，在下一次，当我们身边，再出现下一个“陈洁”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一点点关心，多一点点警惕，多一点点，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温暖。
我想，这或许，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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