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满月酒定在周六中午，酒楼订了三层，摆了二十二桌。
婆婆提前两天就开始张罗，说来的都是体面亲戚，让我把娘家这边也好好通知到，"人多热闹，显得咱们两家都重视。"
我妈是最后一个到的。
她直接从上午的工作赶过来，没来得及换衣服，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工装，胸口别着工牌，头发简单地往后别了一下，提着一个普通的布兜，站在酒楼门口，往里张望。
我看见她的时候，旁边婆婆的姐姐正好也看见了，侧过头，对着旁边的人低低说了一句什么，掩着嘴笑了。
我快步走过去，把我妈的手握住，"妈，你来了。"
她拍了拍我的手，"来了，宝宝呢，让我看看。"
那顿饭，她坐在靠边的位置，安安静静地吃，不多说话，等快散席的时候，她起身，去了前台。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她在前台站定，把布兜里的信封拿出来，递过去，"这桌的钱，我来结。"
收银员报出数字，五万两千块。
她点了点头，把信封推过去，"数一下。"
那个收银员后来跟我说，她从没见过有人穿着保洁工装，把一沓钱摆在台面上，摆得那么稳。
我妈叫什么名字，婆家人从来没记住过。
从我嫁过去的第一天起，他们就用一种特定的方式称呼她——"你妈妈是做什么的"，语气里那个"什么"，带着一种小心翼翼却掩不住的嫌弃。
我说，保洁。
话音落下来，桌上安静了一瞬，婆婆端着茶杯，没有抬头，只是轻描淡写说了一句，"哦，辛苦。"
那个"辛苦"，像是在说一件与她无关的遥远的事。
我妈做保洁做了将近二十年，是从我爸走了之后开始的。
我爸走的那年我十一岁，一场突发的意外，人就没了，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了一堆债和一个半大的孩子。我妈在老家待了不到三个月，把能处理的都处理好，带着我进了城，租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去中介登记，说什么都能做，让找份活来。
中介给她介绍的是写字楼的保洁，一个月两千块，包工具，不包吃住。
她去了，第二天就去了，没有说过一句苦，回来脱了鞋，先问我今天在哪里吃的饭，听完，才去洗手，开始做晚饭。
那之后的很多年，我是在她换洗工装的声音里长大的，是在她每天早上五点半出门、晚上七点多回来的节奏里长大的，是在地下室那盏灯下，看着她坐在桌边核账、把每一笔支出写在小本子上的样子里长大的。
她不是那种会讲大道理的妈妈，也不是那种把苦难说给孩子听让孩子感恩的妈妈，就是那么沉默地做着，一天一天地过，把我送进学校，送进大学，送到毕业，送到嫁人。
我考上大学那天，她从单位请了半天假，买了一只烧鸡，提回来放在桌上，说，"今天高兴，吃好的。"
那是我记忆里她说过的最隆重的一句庆祝的话。
嫁人这件事，是我自己决定的，他叫什么我不在这里说，就说他家的情况——父亲在某个单位做管理，母亲早年经过商，手里有几套房，家境比我们强出一截，这是摆在明面上的事，谁都知道。
婆婆第一次来我家相看，是在我妈租的那间两居室，那时候我妈已经攒够了钱，从地下室搬出来了，买了一套小的，五十多平，装修简单，干净整齐，但跟婆婆家的那种排场比，是两个世界。
婆婆坐在沙发上，客客气气说了半天话，临走前问我妈，"您平时工作忙吗？"
我妈说，"还好，不算太忙。"
"做什么工作呢？"
"保洁。"
婆婆笑了笑，把茶杯放下，说，"也挺好的，踏实。"
踏实，那又是一个"辛苦"一样的词。
婚后头一年，婆婆对我不算差，但有一种东西藏在细节里，比如亲戚聚会，介绍各家情况，说到我这边，她会跳过我妈的职业，说"孩子她妈妈在城里，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的"，把那个最核心的信息用一句"不容易"代替掉，轻轻滑过去，不让人深问。
我听见过，没有说什么。
她大姑姐说话更直，有一次家里聚餐，说起孩子的教育，她说，"孩子以后的眼界，跟父母的层次有关系，所以咱们这边，要多带孩子见见世面，别让外婆那边的东西影响多了。"
那句"外婆那边的东西"，说得很自然，很平，像是一句再正常不过的话。
我把筷子放下来，平静地看了她一眼，没有开口。
丈夫在我腿上轻轻按了一下，我把那口气咽回去，重新拿起筷子。
那之后，类似的话还有不少，有当着我面说的，有绕着弯说的，有笑着说的，有叹气说的，说法不同，内核一样，无非是，你妈那种人，不太行。
我每次都没有正面反驳，不是忍气吞声，是觉得，有些话，用嘴解释不清楚，解释了也没用，不如等一个合适的时候，让事实说话。
我知道我妈是什么样的人，不需要别人来认可。
孩子是在婚后第二年怀上的，消息传出去，两家人都高兴，婆婆开始张罗满月酒的事，说要办得体面，订最好的酒楼，请两家的亲戚，热热闹闹地庆一场。
婆婆家这边出钱，我妈那边就"随礼就好，意思意思"，婆婆特意嘱咐了一句，说，"你妈妈来就行，不用破费，她也不容易。"
那句话说得好像很替我妈着想，但我听出来了，那是一种替她划定位置的话——你来，坐着，随个礼，吃顿饭，这是你能做的，也是你该做的。
我把那句话原封不动告诉了我妈。
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说，"我知道了。"
那之后她没有多说什么，我也没有问，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孩子出生那天，我妈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在走廊里等了四个小时，我被推出来，第一眼就看见她站在那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头发有点乱，是从工作的地方直接赶来的，连工装都没脱。
婆婆在旁边，穿着新买的裙子，把孩子接过去抱了一会儿，然后才把孩子递到我妈手里。
我妈接过来，低下头，看着那张皱皱的小脸，什么都没说，只是把孩子抱得很稳，很轻，那双长年做保洁的手，托着孩子的后脑勺，一动不动。
那个画面，我后来想起来过很多次。
那双手做了二十年的保洁，粗糙，有几道细小的裂纹，但托着我女儿的时候，那么稳，那么有力，没有任何一双手比那双手更值得信任。
满月酒定下来的前一周，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那天的席，让我来结吧。"
我愣了一下，"妈，婆婆那边说了，她们出……"
"我知道，"她说，"让我来结。"
我想了一下，问，"你手里有吗？"
"有，"她说，"你不用管这个。"
我把电话挂了，在那里坐了很久。
我妈攒钱，我是知道的，但知道归知道，她的钱是怎么来的，我比谁都清楚，那是二十年的早出晚归，二十年的五点半起床，二十年的工装和工牌，一块一块地攒下来的。
我拿起电话想回过去，想说不用，想说婆家已经安排好了，想说你留着自己用。
拨出去，响了两声，我挂了。
没有说那些话。
因为我突然明白了，她不是在破费，她是在说一件事，一件她二十年没有用嘴说过的事，她要用那个信封，把那件事说清楚。
满月酒那天，宾客陆续到场，婆婆这边的亲戚来的多，个个衣着光鲜，进门就跟熟人打招呼，说说笑笑，热闹得很。
我妈是最后到的，穿着工装，提着布兜，在门口站定，往里张望，找我。
婆婆的姐姐正好站在门口接人，看见她，愣了一下，转过头跟旁边的人低声说了什么，那个人掩嘴笑了，笑的方向没有遮掩，就是对着我妈那边的。
我妈没有看见，或者看见了，也没在意，只是在人群里找我。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带她进去，给她安排了靠边的位置坐下，她把布兜放在脚边，认认真真地坐好，开始吃席。
那顿饭，她没有说过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主动跟婆家的亲戚搭话，也没有试图融进那个她明显进不去的氛围里，只是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吃，偶尔抬头看一眼孩子，眼神里是一种很深的、只有外婆才有的那种东西。
快散席的时候，她站起来，拿起那个布兜，对我说，"我去一下。"
我以为她是去洗手间，点了点头。
她去了前台。
我是在二十分钟后，从收银员那里知道的——她把席钱结了，整桌二十二桌，五万两千块整，从布兜里取出信封，一张一张数清楚，推到台面上，说，"核一下。"
收银员后来找过来，问我，"是你们家哪位结的账？"我说是我妈，她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说了一句，"你妈妈，挺厉害的。"
那件事在席面上传开，是婆婆的姐姐先发现的，她听见前台那边有动静，走过去问，收银员告诉了她，她当时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变了好几次，转身回来，跟婆婆说了什么，婆婆把茶杯放下来，往我这边看过来，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我妈从前台回来，坐回她的位置，把布兜放好，抬头见我看着她，轻轻说，"吃完了，一会儿我先走，还有下午的活。"
然而就在这时，婆婆的姐姐端着杯子走过来，在我妈对面坐下，神情变了，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
"大姐，那个钱，你是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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