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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巴托比是谁？是《白鲸》作者麦尔维尔笔下的一个小职员。这个小人物在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表达并践行了自己的意志。这成为盖·特立斯新书的一个隐喻，既拿来比喻自己毕生采访的视角，也拿来自比。后者令人讶异，因为盖·特立斯这个名字是纪实文学的里程碑，无论是品格还是作品水准。这样的人自比巴托比，还是在九十多岁的时候，不一般。
《巴托比与我》看的时候觉得很轻松——到底是写的东西是轻松的，还是他用他的文笔让人感觉到轻松，需要费一点心思琢磨，最后确认是后者：他一如既往在小人物身上发现人类永恒性的东西。小人物的好处是不会给你造成压迫感，所以你可以和他一样站在一个全知全能角度去审视，这是盖·特立斯深得非虚构写作者爱戴和效仿的原因。优势尽在此，让你沉浸于此满足于此的陷阱也在这里。如果细究起来，在你九十几岁的时候依旧可以如此驾轻就熟，真的是好事吗？盖·特立斯不言，只是用巴托比这个隐喻来点破他的人生。
书中讲三个故事，第三个巴萨大夫的住宅楼，最具盖·特立斯风格，功力不减当年——但是你会厌倦思考，为什么盖·特立斯会在暮年选择这样一个故事；第一个关于讣闻记者奥尔登·惠特曼的情感最浓郁，特别是惠特曼出场之前的几章，有关盖·特立斯个人经历的部分，最好。
经“作家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第八章的开头分享给读者。
在新闻部当记者的差不多七年时间里，我不是经常——也许一年三四次——被指派去远方的外地采访。像在纽约市那样，我总是努力去采访那些能为故事添加不同色彩的人、那些不习惯接受提问或没有受到重视的人——也就是说，走在游行队伍后面的那些人。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发表了警告性的演讲，声称美国侦察机已经在古巴发现了苏联的导弹基地，如果没有及时撤走那些导弹，那么与苏联之间的一场大战就会落到我们头上。我当时被派遣到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学院，去报道谢尔曼·亚当斯的到访。亚当斯是一位个子矮小、头发灰白的新英格兰人，受学院政治科学系的邀请，来向学生讲解美国的政治体系。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间，亚当斯先生担任过新罕布什尔州州长，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间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幕僚长。一九五八年九月他被迫辞职，因为有报告说他收受了一件昂贵的羊驼大衣和其他礼品，送礼者是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波士顿一位纺织品制造商。
在亚当斯先生抵达伍斯特学院的校园后，院系领导还是没有提及这事。与我交谈过的学生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尔曼·亚当斯——显然他的名声是很短暂的。此外，学生们无疑忙于他们自己的学业，也被电视上收看的肯尼迪总统的讲话吓坏了。他们提问说，在这样的恐惧时刻他们怎么能集中精力参加期中考试，更糟糕的是，如果他们被迫离开学校应征入伍呢？
在与伍斯特院系领导威廉·I.施雷伯谈话的时候，我表达了对核战和地球毁灭前景的恐惧。他建议说，如果想要暂时消除忧虑，我不妨临时去走访一下过着简朴生活的阿米什人农业社区，就在离伍斯特只有八英里的地方。是的，学校里许多人都在担心世界末日，他说，但附近的阿米什人在精神上却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宁静的世界，也许值得我的关注。
施雷伯教授是学院德语系负责人，他还是新书《我们的阿米什人邻居》的作者。离他最近的邻居大约有一千人，生活在韦恩县苹果溪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南边的霍姆斯县另有四千个教徒，本州各处还有四十五个教团。俄亥俄州的阿米什人数是美国最多的，超过了宾夕法尼亚州和印第安纳州。由于每个家庭平均有七个孩子，估计半个世纪后阿米什人口会超过三十万。
阿米什人源自德国，他们在一八〇〇年代初期开始移居俄亥俄州，施雷伯教授说，他们目前经营着这里随处可见的一些最好的农场。他们种植玉米、小麦、燕麦、苜蓿和土豆，并与俄亥俄州二十七家奶酪工厂有合作生产奶酪的关系。
在苹果溪，在各地的阿米什人定居点，人们过着没有电的生活，有意避开汽车，坐马车旅行，用普通蓝布做窗帘，从不用丝绸。男人留胡子，不加修整，他们身穿没有翻领的外套，衬衣不系领带，裤子不系皮带。他们的衣服不用纽扣扣住，而是用钩子和眼子。妇女穿黑色的齐踝长裙和黑色平跟鞋，戴黑色帽子。
“阿米什人是美国唯一保留旧时饮食、生活、思维、爱、婚嫁和丧葬习惯的人群。”施雷伯教授说，他还补充道，“他们是热爱和平的农民。他们不打仗。他们不锁门。前段时间，几个小年轻从阿米什人那里偷了牛和钱，但被警长起获后，阿米什人拒绝接收。这是‘赃钱’，搞得警长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后把钱给了县里作福利。”
第二天我驾着租来的汽车驶入了阿米什人的定居点，土路两边是一块块农田和在栅栏内吃草的牛马，还有身穿深色外套的工人在田头忙碌。我停好汽车，受到了阿米什人长者的友好招呼，然后我被引到了他们生活的地方，我的第一个想法并不是我处在了一个落后或自以为是的人群之中，而是一个以宗教派别选择了独特聚居方式的美国白人群体。他们扎根于先辈开创的农耕生活，没有融入现代化，他们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保持着古老的传统和价值——在服饰和举止上不同于全国和全球的大多数人。
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毅力，或许还有民主国家的平等政策，虽然该政策常常不能保护弱势的少数族裔免受仇恨团体的欺负。但在这里的苹果溪，这个方式似乎能够运作，可我在采访这些人时感觉不是那么自在，因为他们不关注“战争”，不看电视，也不会对记者说“无可奉告”。
出于礼貌和耐心，他们努力对我的提问做出反应，但似乎常常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比如社区里的一位名叫利瓦伊·赫舍贝格的长者。之前他一直在自家白房子旁边的谷仓里劳动，在我走近并作了自我介绍后，他立即把农具放到了一边。
我问道：“赫舍贝格先生，你对昨晚肯尼迪总统的讲话是怎么看的？”
他抬起眉毛表示询问，停顿了一会儿后回答说：“我不知道有这个讲话。”
我随之解释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讲话，战争也许正在临近。
“先生，”他坚定地但并不是痛苦地说，“在我看来，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栅栏外边的事情。”
题图来自电影《法兰西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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