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时常惊叹于数字殿堂的辉煌，却很少低头去看它的地基。我们试图记录缘起，皆因所有改变世界的庞然巨物，最初都只是细小的砖石。
“澎湃新闻”推出专栏“数字底稿”，记录信息时代的创造者、研究者、普及者、参与者甚至是被数字浪潮裹挟的普通人的故事，为奔涌向前的数字文明建立一份人文备份。
在中国计算机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广泛应用的历程中，有一批实践者既参与了早期的科研攻关，又参与推动了国家层面的技术普及与产业政策制定。沈正谊先生正是这样一位跨越学术、工业与政策领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本期“数字底稿”栏目是对沈正谊先生的口述访谈，回顾了沈正谊在清华早期自动控制领域的求学经历，详细呈现了他在国家计算机推广初期的政策设计与实践细节。
沈正谊1953年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后成为“自8班”（自动学远动学8字班，8代表1958年毕业）首批学生之一，接受当时国内前沿的自动控制理论训练。1958年毕业后，他进入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承担高温材料测试与轴承自动生产线等军工重点项目，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3年，他调入国家“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领导小组”，负责计算机推广应用工作，参与组建银行、公安、税务等全国性信息系统，并推动企业计算机化改造的关键政策落地。
1983年，沈正谊在国家“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领导小组”（简称“大办”）。
本文由澎湃新闻首发，访谈者刘年凯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肖鹏教授参与了本文的整理与润色工作。访谈于2025年6月11日在燕郊燕达养老院进行，本文内容经沈正谊先生确认。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在清华大学“自8班”的学习经历？
沈正谊：我1953年进入清华大学，分在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1956年，中科院成立了计算机研究所、力学所、工程物理所等，清华也相应成立了工程物理系、力学系，自控系。我们“自8班”是为筹建自动控制系（自控系）设立的，当年暑假电机系从电机、发电、工企专业抽调了九名同学成立“自动学远动学班”，包括张钹，游鄂毓，李清泉，蒋君章，贾耀国，沈祖湘，缪道期，陈同驹，王亚光和我，后来谭浩强也加入了。谭浩强当时是学生会主席，看到这个新专业很前卫，就主动申请加入了。
筹建自控系时，钟士模教授请来了苏联专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苏启林为我们讲授《自动控制系统》和《模拟理论与解算技术》两门课，在当时国内是比较前沿的。听课的不仅有清华我们自8学生，还有来自交大、哈工大的，以及清华电机系的章燕申、金兰等老师。那时自8班的课业负担很重。除了苏启林教授的课以及数学，钟士模教授的《调节原理》也占用了大量时间，数学课就学了三年半。当时，中科院王传善老师还讲“远动学”等课程。
我们属于国防专业，学习内容需要保密，甚至由于各自研究方向不同，彼此之间也互相保密。做毕业设计时，虽然同住一屋，我们互相不打听对方的具体研究内容，至今都不知道彼此论文的题目是什么。比如张钹是我的同班同学，还住同一个宿舍，但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做什么。他后来留校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很有建树，成为院士。
谭浩强虽然和我们一起学习，但我不确定他是否完全算“自8班”的同学。他1953年进清华时是预备党员，当时是我们企八一班的支部书记，后来还当过学生会主席、团委书记，是我1955年的入党介绍人。后来我到电子振兴办或大规模集成电路小组工作时，我和清华老师的业务往来不多，唯独与谭浩强联系较多。他后来搞计算机语言，聪明能干，其著作数量和发行量是世界之最，在计算机界很有影响，对我国计算机推广应用发挥了很大作用。
您当时的毕业论文做什么题目？
沈正谊：我做的是理想自动控制系统。这个课题比较抽象，即没有过多过程，难度比较大。当时苏启林《自动控制系统》课，主要讲的是分析过渡过程，用传递函数推导、分析系统的过渡过程，研究系统的品质。而他给我出的题目比较抽象，因此我做的研究更偏向理论层面。
您是1958年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了吗？
沈正谊：对，我们当时毕业时是回到了最初的电机系，参加高校的统一分配。其实清华最初想把我们这批人都留下。但分配时受指标限制，就不能留太多人了，就留下了张钹、李清泉，还有王亚光，王亚光后来调到航天2院了。当时，汤丙午跟我一起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的机械科学研究院，他后来任电子振兴办副主任，1988年调体改委任外事局长，同年调任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同学里和计算机和集成电路领域关系比较密切的，有郑敏政、张琪、杨天行，其他后来就较少接触了。
一机部曾与二机部短暂合并，后又拆分。二机部负责军工核工业，一机部以民用为主，实力较强，也承接部分军工项目。
刚参加工作时的沈正谊
当时研究院位置在哪里？
沈正谊：在北京白石桥，这是机械部最大的研究院，下设多个研究所，如上海材料所、哈尔滨焊接所、沈阳铸造所等，武汉铸造所等。后来成为机械科学总院，下属研究所更多了。1978年机械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分为机电所和自动化所，我分在机电研究所。
您在机械科学研究院的课题是自主探索还是上级安排的，主要从事哪些科研工作？
沈正谊：主要是承担机械部下发的军工任务，是机械院的头号重点任务。我在三项关键攻关项目中负责了两项任务。课题是由机械部下达至研究院的，再由院里组织团队攻关。我主要负责的两个课题是：高温快速拉伸试验机，用于测试上天飞行器的材料数据，以及部重点项目“7909”锥形轴承自动线。这两项在1978年的科学大会上都获奖了科学大会奖。
其中第一个“快速高温拉伸实验”，这是为国防导弹系统研究材料性能的军工项目，要求在8秒内将材料升温至1200度，然后进行快速拉伸，记录应变曲线，分析sigma0.2（屈服强度）。这个项目有严格的时间和温度指标要求，大概有十五六个人参与吧，我是主要负责人。时间上，大概是从1960年抽调骨干人员开始筹备，1961年正式启动，1965年通过鉴定，历时约4年。
另一个是“7909”项目，生产锥形轴承的自动线。这是机械部下达的重点任务。生产线长约七八米，采用连续加热锻造工艺，快速成型锥形轴承的内外圈，再送至后续加工线。我在项目中负责整个加热系统，那是一套1500千瓦、可变频的先进设备。这个项目具体启动时间记不清了，相关论文发表于1976年（《锻压技术》1976年试刊第00期），题目是“7909轴承内外环合锻工艺试验研究”，署名是“一机部机械院机电研究所”。
以上两个项目通过鉴定后，符合国家申报条件，单位依据国家政策统一申报，我个人就没有参与流程。奖项都是颁给整个项目的，不是给我个人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院工作是否受影响？
沈正谊：1966年初期，项目仍在进行。但受影响，重点单位需迁往内地，部分专业迁到河南漯河。因当地电压仅180伏无法运行设备，这部分人员转调郑州，成立了郑州机械研究所。后来张伯涛被打倒又平反，继续担任机械院书记，阻止了第二批搬迁，幸而将剩余的专业保留在北京。
1983年您被调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领导小组”，这个调动是如何发生的？
沈正谊：1982年一机部和一批工业部门合并，改组为国家机械委，因其规模庞大、管理难度高（相当于小国务院），便从中分出了部分职能。当时国家集成电路、计算机研发分散在地方、科工委、四机部等，多头管理，难以形成合力。当时的万里代总理考察后强调“没有计算机就没有四个现代化”，就亲自牵头成立“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大办”。
我被调进去后，负责计算机推广应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我在“大办”负责协调我国各大系统的建设和联网，包括银行、公安、科委、海关、税务在内的十几个大系统。当时李鹏同志还建议应专门建立一个邮电通信系统。二是用计算机改造传统产业，重点在几个关键领域：工业控制、CAD/CAM应用，以及企业信息化管理。
当时是主推国产计算机，国产化是重点。1982年之前，国内普遍使用进口机型（如CDC、DEC、IBM）。有了IBM大型机的目标，国家拨款5000万，支持中科院计算所与电子部十五所（华北计算所）分别成立攻关小组研发大型机。同时，电子部十五所攻克了DEC兼容机技术，开始组织国产机生产。在大型机和兼容机取得突破后，工作重点转向微机攻关。当时，王之组织团队成立了长城计算机公司，电子部十五所也成立了太极计算机公司。
除了研发攻关，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支持？
沈正谊：政府从资金和政策两方面支持。资金方面，1984年，为加速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我办向国务院申请专项经费支持并获得批文。当时特批了2亿元工商银行贷款额度，还由财政部发放配套低息贷款的一千多万的贴息，专门用于扶持计算机应用项目。这是重要的经济支持手段。除了贷款，我们还推动了一项关键政策：允许企业将计算机采购费用摊入成本。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各部门、各行各业、各地方的计算机推广应用，如银行系统的计算机化，资金周转时间从7天的在途资金缩短到实时，解决了贷款难、取款难、转账难这“三难”问题，我这个普通干部还受到人民银行、工商银行行长们的热情致意。
从1983年到1993年，我都在“大办”后改为的“电子振兴办和国务院电子信息系统推广应用办”工作。该办一直保留至1993年并入电子工业部，我的关系也在那时转到电子部。因即将满60岁，按当时“七上八下”的干部政策，改任副巡视员，相当于二线虚职。
关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起步，请您谈谈您的印象。
沈正谊：1956年清华大学创办计算机专业培训班（“计算机7字班”）是个关键起点。中科院计算所和电机系一批留过学的专家回校授课。当时电机系（包括制造、发电、企业电气化等专业）的学员提前一年毕业，先后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十五所（华北计算所）等单位，成为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奠基骨干。这批人参与了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03机）的研制（由夏培肃同志负责领导），后来又从电子管技术转向集成电路研发。我当时的同学如王行刚、时钟霏、沈家犖、夏绍瑟、张务健、沈世钢、陈树楷、刘庭华、游鄂毓、贾耀国、缪道期等都在这第一批人里。
另外，某种意义上，我也算见证了起步。因为自控系1958年在钟士模先生领导下成立时，国内几乎没有计算机，基本依赖进口。当时章燕申、金兰等老师都呼吁：必须自己研究制造计算机，清华当时也自研了红旗551电子模拟计算机，后来1960年代还研发了911机型计算机。
请您谈谈您在工作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事。
沈正谊：我曾1980年赴德国学习锻压设备的自动控制技术。因为要去德国，提前学了半年德语，在德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们机电研究所去了5个人，3人是机械制造专业的，2人是自动化专业的。我去的是锻压设备厂，其中有微机的自动控制设备，控制机采用intel8080芯片作CPU。我记得，当时的那位指导专家是从民主德国到联邦德国去的，叫维仁·勃乐克。
天津重机厂也有6人前去学习，德国工厂名叫Eumuco，因为湖北二汽从那个工厂引进了全套锻压自控车间，二汽的工程师很能干，把图纸和软件都掌握了，我带人去二汽学习，还回北京组织了培训班，特邀那位联邦德国专家维仁·勃洛克来京讲课。那时刚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生气勃勃，走出国门，向外国学习先进技术热情很高。
当时在德国，印象最深的是德国人办事严谨，说到做到，一丝不苟，他答应你的事一定有交待，约定的时间一点不差，不超过5分钟。
沈正谊在德国期间
另一个记忆深刻的大事，是1986年我牵头举办了“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和“全国计算机应用工作会议”，影响重大。会前，李鹏同志批示要求各地、各部门先自行开展应用推广和展览，筛选优秀项目推荐至全国会议。这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行业参与的积极性。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筹备约半年，为期半个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出席了开幕式并作报告。展会后的工作会议由我为经委主任、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吕东同志组织起草工，作报告，会后上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两项重要决议：1）允许企业将计算机购置费摊入成本核算；2）每年提供贴息（低息）贷款2亿元用于计算机的推广应用。最初争取到的2亿元贷款额度，因还贷效果好，1990年代初工商银行主动增至4亿元。
那展览会的展品后续如何处理呢？
沈正谊：部分是被购买，其余由参展单位收回。电子部计算机推广处的马文祥负责组织展览具体工作，他以此为契机成立了一家计算机展览公司，获得成功。另外，利用展览会的资源和影响力，还催生了《中国计算机报》，杂志社总经理是李超云。
当时计算机的推广遇到汉字输入困难的问题，1986年全国计算机推广应用展览会上，输入方法很多，最后五笔字输入胜出，拼音输入也取得不错的成绩。可以说，王永民借这个展览会推广了五笔字型输入法。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