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在电视机前看上甘岭题材的片子,看着看着就坐不住了,心里直犯嘀咕,恨不得指着屏幕骂娘:“写剧本的到底懂不懂行?

哪有一个堂堂军长,把师长、团长全都晾在一边,抓起电话直接遥控连长打仗的?

太扯了吧。”

按理说,打仗最讲究层级,越级指挥那是兵家大忌。

这就好比大脑直接指挥手指头,把胳膊肘和手腕都废了,中间的指挥官干瞪眼没事干,整个指挥系统非乱套不可。

可你要是真耐下性子去翻翻15军的老底子,去复盘一下1952年秋天那场打了足足43天的恶仗,你会撞上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真相:

电视里演的一点没掺假。

在那个要命的时间点、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军长秦基伟越过重重层级直接连线连长,这事儿不光真有,甚至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一手,这仗根本赢不下来。

这倒不是因为军长爱管闲事搞微操,纯粹是因为上甘岭这仗太邪门,它把以前教科书上那一套常规战法全给砸得稀碎,逼着你重起炉灶。

这笔账,还得从脚底下的地形说起。

提起“上甘岭战役”,大伙儿脑子里容易跑偏,觉得既然挂着“战役”的名头,那场面肯定铺天盖地,千军万马在荒原上对砍。

根本不是那码事。

整场仗打得最凶的地方,其实就卡在上甘岭村子南北两头的两个小山包上:一个叫597.9高地,另一个是537.7高地北山。

这俩山头凑一块儿能有多大?

满打满算,也就3.7平方公里。

7平方公里是个啥概念?

差不多就是城里几个大点的小区拼起来那么大。

可就在这针尖大的地界上,美军指挥官范弗里特居然发了疯似的往里填人。

再看对面,防守这两个高地的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起初只摆了两个连外加一个排的兵力。

咋回事?

是秦基伟托大轻敌?

还是范弗里特脑子进水了?

都不对。

这纯粹是被那倒霉地形逼出来的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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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座山头实在太窄吧了,就像个只够站俩人的拳击台。

你身后就算有百万雄师,能挤上去动手的也就那几个。

人再多往上凑,不但没地儿下脚,反倒成了给人家炮兵送人头的活靶子。

范弗里特那边也憋屈得很。

整场仗他折腾了快700次进攻,绝大多少都是营级以下的小打小闹。

为啥不搞大兵团平推?

施展不开啊。

地形把兵力投放的密度卡得死死的。

不过范弗里特手里有张王牌——他的炮弹好像永远打不完。

仗打完了算总账,就在那43天里,敌军往这3.7平方公里的土堆上,愣是砸下来190多万发炮弹,还扔了5000多枚航空炸弹。

这是一个什么烈度?

相当于你眨一下眼,就有6发炮弹在身边炸开。

在这种像犁地一样的轰炸下,地面工事早就成了粉末,根本藏不住人。

志愿军想活命,就只剩下一条路——钻坑道。

可坑道也不是无底洞,容量极其有限。

当时那两个高地地底下的耗子洞,挤破头也只能塞进去两个连左右的兵力。

这就是摆在秦基伟面前那道无解的算术题:

阵地上顶天了只能放两个连。

人少了,阵地守不住;人多了,没地儿躲,纯属送死。

这还没完,更要命的是消耗战。

敌人的炮火没日没夜地轰,步兵一波接一波地冲。

坑道里那两个连,掉血速度快得惊人。

经常是一个上午刚过,一个满编连队就打光了。

这时候该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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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老规矩,这个团打残了,撤下来修整,换那个团顶上去。

可上甘岭这地界,想搞这种“大轮换”根本没门,也来不及。

坑道口被敌人的火力锁得死死的,大部队想进都进不去。

秦基伟没辙,只能硬着头皮用兵家最忌讳的“添油战术”。

虽说兵书上写得明白,“添油战术”是自寻死路,但在上甘岭这块绝地上,这就是唯一的活路。

不是成建制地换防,而是让活下来的人继续死钉在坑道里,后方把新兵蛋子一个个、一组组地送上去填坑。

为了保证这两个连始终能打,秦基伟不得不把全军打散了混着用。

今天上去的可能是45师的兵,明天顶上去的没准就是29师的,甚至连机关里烧饭扫地的勤务兵都得往上填。

这种时候,中间的师、团、营那一套指挥流程就显得太磨叽了。

前线坑道里现在的那个连长,手底下的兵可能凑齐了五个不同团的番号。

谁最清楚坑道里还能喘气的有几个?

只有连长。

谁有权把全军的兵往这儿调?

只有军长。

所以,军长秦基伟必须直接跟坑道里的连长通话。

这根指挥链条,必须被压缩到极限。

这种指挥模式背后的压力,大到咱们普通人根本想象不出来。

因为秦基伟手里的筹码,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

仗打到最红眼的时候,秦基伟抓着电话眼泪直往下掉:“我的警卫员都快拼光了。”

当时,597.7高地上的134团8连,打得只剩最后15个人,子弹没了,干粮也没了。

如果不派人上去顶着,阵地分分钟就得易主。

可偏偏秦基伟手里已经没牌可打了。

就算从后方调兵,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前线连一分钟都撑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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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瞬间,秦基伟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心里咯噔一下的决定:把军部的警卫连拉上去。

这是15军成立以来,头一回,也是唯一的一回,把保护军长脑袋的最后一道防线填进了绞肉机。

警卫连的小伙子们没半点含糊,一头扎进了那条通往坑道的死亡封锁线。

就在那短短一千多米的路上,敌人的炮火像下暴雨一样往头上浇。

等冲进坑道的时候,整整一个连,活下来的只剩25个。

消息传回来,这位铁打的汉子再也绷不住了,哭出了声:“多好的兵啊,多好的兵啊,就这么没了。”

可他能停手吗?

不能。

志愿军总部发来的电报只有寥寥几个字,却重得像山一样:“上甘岭这一仗必须打好,不许打坏。”

秦基伟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背后的战略账算得清清楚楚:上甘岭一丢,五圣山就成了秃子。

五圣山要是守不住,平康平原就彻底敞开了大门。

到时候,整个朝鲜战局的防线得往后缩200公里,前两年流的血全白流了。

敌人把这次行动叫“摊牌作战”,摆明了就是要跟你赌一把国运。

既然是赌国运,那就不能抠搜算小账。

为了应对这种要把人耗干的打法,秦基伟搞了个极具眼光的组织架构调整。

他把后方的连排长这些基层干部,强行分成了三拨。

第一拨,直接扔到阵地上带兵打仗。

第二拨,在师团机关等着,随时准备接替牺牲的第一拨。

第三拨,留在军部集训,作为最后的家底。

这种安排,透着一股子冷酷的理智。

他已经预设了前线的指挥官会死,预设了接替的人也会死。

他必须保证,不管前线倒下多少人,只要还有兵能上去,就一定有人带着他们打。

从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到军长秦基伟,再到师长崔建功,这条指挥链上的每一环,都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候上下级之间,已经不仅仅是下命令那么简单了,变成了一种近乎残忍的相互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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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秦基伟实在撑不住劲了,找兵团副司令王近山诉苦。

王近山是个火药桶脾气,隔着电话就骂娘:“秦基伟,你要是守不住,就滚回家放羊去!”

这话听着扎心,但秦基伟心里透亮。

这节骨眼上没人听你解释困难,只要结果。

一转头,当师团干部跑来向秦基伟哭诉伤亡太惨时,秦基伟变得比王近山还要狠。

他咬碎了牙关训话:“15军官兵流血不流泪。

谁也不许哭!

天塌下来也得给我顶住!”

紧接着,他抛出了一句足以载入军史的狠话:

“国内像15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打光了再拉一个来就行,可上甘岭就这一个!”

这就是决策者的逻辑。

在咱们普通人的眼里,看到的是一个连长、一个战士的生离死别。

可在秦基伟的棋盘上,15军是一个可以被消耗掉的“变量”,而上甘岭是绝对不能动的“常量”。

为了保住这个常量,他必须让这个变量烧出最大的火光。

所以,哪怕这不合规矩,哪怕这让军长看起来像个连长,哪怕要把自己的警卫连填进去,他也必须这么干。

范弗里特战前牛皮吹得震天响,预计5天结束战斗,计划死伤200人。

结果呢?

这场仗硬是打了43天。

敌军死伤2万5千人,也没能把那两座小山头啃下来。

经此一役,美国人彻底被打服了,再也没有在这个方向上搞过营级以上规模的进攻。

所谓的“摊牌”,最后是被15军硬生生给顶回去的。

如今再回过头看,影视剧里军长指挥连长的画面,哪里是瞎编乱造?

那分明是那个残酷战场上,为了胜利所能做出的最极致、最无奈,也最精准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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