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上海，霓虹尚未彻底熄灭，旧时代的阴影却还未退场。
一封来自公安部的电报，让上海市公安局骤然紧张，军统头号杀手刘全德，已经启程潜沪，目标直指上海市长陈毅。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全能杀手不是普通特务。
他曾是红军战士，曾是陈毅身边的警卫员，甚至一度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
他为何从革命青年变成军统杀手？而当他落网之后，陈毅一句“我有妙用”究竟是什么意思？
1915年的江西吉水，是一个动荡贫困交织的年代，刘全德就出生在这里。
父亲在田间劳作，母亲操持家务，一年到头，换不来几顿真正饱饭。
村里偶尔传来外面的消息，说是革命军在打仗，说是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说是穷人终于有了盼头。
1929年前后，吉水一带扩红如火如荼，刘全德就是在那样的氛围中，跟着队伍走进了红军队列。
那一年，他很年轻，他或许并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理想，什么是信仰，但他知道，这支队伍里的人，不再低头做人。
刘全德头脑机敏，反应极快，几次小规模战斗后，他的名字开始在连队里被提起。
很快，他被调到更核心的岗位，给时任红军将领陈毅当警卫员。
那是一次命运的靠近。
陈毅当时已是军中骨干，事务繁重，往来频繁。
警卫员不仅要枪法好，更要眼疾手快、心思缜密。
那时的少年人，觉得能守在首长身边，是荣耀，是信任，是被组织看重的证明。
在那段岁月里，他见过战地会议的灯火，听过将领们夜谈战局的低语。
渐渐地，他不仅是个持枪站岗的少年，更成了被信任的贴身随员。
后来，他又被调往红军保卫系统。那是一个更隐秘的岗位。
保卫工作不同于冲锋陷阵，它更需要冷静与判断。
谁可疑，谁可靠，如何在纷乱中辨别真假，如何在暗处护住光明，这些，都成了他日常的训练。
1933年前后，刘全德被选派进入中央特科工作。
那是组织中最神秘的一支力量，负责情报、锄奸、交通联络，能进入那里，意味着组织对他的绝对信任。
在那里，他学会了改名换姓，学会了在街头巷尾不动声色地观察目标，学会了把一张纸条藏进鞋底，学会了在敌人眼皮底下传递消息。
那时的他，内心坚定，他觉得自己是在为一个崭新的世界铺路。
可是，命运从不提前打招呼。
1935年，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在武汉活动时失手被捕。
铁门关上，起初，他还咬牙不语，可酷刑，是对意志最残忍的消磨。
在极度痛苦和恐惧的夹击下，他脑海里浮现的，不再是红旗与誓言，而是活下去的本能。
后来，他被带出牢房，换上新的衣服，接受所谓的感化。
他曾守护过的信仰，此刻变得模糊，他曾仰望的旗帜，在记忆里渐渐远去。
刘全德叛变后，军统的前身蓝衣社，很快为他安排了系统训练。
那是一所隐秘的训练营，白日操练，夜晚考核。
除了射击，他还接受了爆破、伪装、跟踪与反跟踪的系统训练。
抗战爆发后，军统活动愈发频繁。
上海、杭州、南京……这些城市的街巷中，总有暗流涌动，刘全德很快被派往一线执行特别行动。
若说当初被捕时的他尚有犹疑，那么此刻的他，已经学会了让自己麻木。
1939年，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李开峰叛逃汪伪政府，带走了大量机密电讯资料。军统震怒，急令锄奸。
这个任务落到了刘全德手中。
李开峰行踪隐秘，身边护卫森严，刘全德潜伏数日，反复踩点。
当枪声再次划破空气时，他甚至连表情都未曾变化，任务完成后，军统内部一片赞叹。
再后来，为阻挠汪伪政府发行伪中储券，他被派往伪中央储备银行实施爆破。
那一次，炸药安放的位置精准无误。爆炸声震动整条街道，烟尘弥漫，人群四散。
戴笠得知消息后，大为满意，笑着说道：
“好嘛，刘全德以后可以叫刘全能啦。”
全能杀手的名号，就这样传开。
这个外号，既是赞赏，也是定义。
他开始习惯被人用敬畏的目光打量，军统内部的年轻特务私下议论，说他出手从不失误，说他执行任务时冷静得像机器。
在军统体系里，他是一枚工具。
1949年10月的上海，暗潮汹涌。
新政权刚刚接管这座东方大都会，秩序尚在重建，百废待兴。
就在这样的时刻，一封来自公安部的急电，打破了上海市公安局原本紧绷却尚算平稳的节奏。
电报内容简短却沉重，台湾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将潜入上海，执行刺杀陈毅市长的任务。
刘全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军统全能杀手，枪法狠辣，爆破老练，潜伏经验丰富。
更要命的是，他熟悉共产党内部的保卫流程，曾经在红军系统工作过。
这不是普通的刺客，这是一个懂规则、会钻空子的老手。
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海市公安局的情报委员会也送来线索，刘全德已搞到船只，很可能伪装成商人，从海路潜沪。
一场无声的较量，就此展开。
上海市公安局连夜召开会议，地图在桌上铺开，吴淞口、黄浦江、各个码头逐一标注。
公安机关刚刚接管旧警察系统，情报网络尚未完全铺开，人员紧缺，设备落后，许多干警还是第一次承担如此重大任务。
可他们心里清楚，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
陈毅却作出了一个令保卫人员心惊的决定，精简身边警卫，从十六人减至六人。
保卫部门几乎急得冒汗，可陈毅却神色坦然：
“我若搞特殊，群众如何相信精简机构的决心？”
首长的镇定，与敌人的逼近，在上海上空形成了两股看不见的张力。
很快，来自舟山方面的情报指出，刘全德可能伪装成糖商，雇两艘满载白糖的船只北上。
10月30日，吴淞口果然驶来两艘货船，公安人员逐箱检查，翻遍舱底，却没有发现刘全德的踪影。
没人知道，就在船只尚未靠岸时，一个身影已经悄然跃入冰冷的江水，顺流而去。
接下来的日子，城市仿佛被拉紧了弦。
11月初，多个特情人员接连报告，在武康路、长乐路等地见过疑似刘全德的身影，武康路，正是陈毅的住处所在。
上海人口五百万，在没有现代科技手段的年代，从茫茫人海中找出一个擅长伪装的老特务，无异于大海捞针。
撒网十日，一无所获。
会议室里，人们将所有社会关系逐一梳理，终于锁定两个关键点，长乐路姜家，山西路史晓峰家。
姜家与刘全德有干亲关系，史晓峰则是旧日同事。
监视持续数日，依旧风平浪静。
时间在流逝，危险在逼近。
就在这时，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启用两名刚刚投诚的原军统特务陆仲达、高激云，让他们出面寻找刘全德。
那是一次赌博，陆仲达第一次踏进姜家时，心跳如鼓。
门一开，他与刘全德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凝固。
刘全德目光闪烁，第一反应是望向窗外，确认无人尾随，他才缓缓开口：
“我想自首。”
那是一句试探。
陆仲达强压心跳，反驳道：“自首？他们未必饶你。”
话语交锋之间，双方都在揣测对方的底牌。
短暂寒暄后，刘全德离开，陆仲达急寻外线，却因联络机制不畅错失良机。
这一失误，让指挥部意识到协同漏洞。
扬帆没有责备，而是重新布局，第二次行动，由高激云出面。
傍晚的山西路，史晓峰的店楼下，高激云停好自行车，楼上灯光亮起，刘全德果然在场。
“高激云，还认得我吗？”
“刘组长的大名，谁不知？”
酒很快端上桌。
酒杯碰撞之间，是试探较量，刘全德与史晓峰轮番灌酒，想逼他露出破绽，高激云强忍酒意，谈笑自若。
为脱身，他竟将一截烟蒂悄悄吞入腹中。
胃部剧烈翻腾，他突然呕吐不止，屋内污秽狼藉。
史晓峰忍无可忍：“出去吐！”
这句话，成了转机，高激云跌跌撞撞下楼，找到巡逻解放军。
最终，刘全德被捕，上海的暗夜，终于落下帷幕。
公安机关用最原始的人力布控、最朴素的情报梳理、最微妙的人心博弈，在一座五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抓住了最危险的刺客。
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刘全德被押进看守所的那天，案件进展得异常顺利。
面对确凿证据，他很快交代了潜沪经过、联络方式、武器来源以及接头暗号。
公安机关顺藤摸瓜，迅速抓获其助手与窝藏人员，缴获手枪两支、子弹一百六十余发。
从法律角度来看，案情已然清晰。
按照当时的政策与法规，这样的特务头目，理应速审速决。
审讯报告送至市政府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过是程序问题。
当当陈毅翻完材料后，却沉默了。
他坐在办公桌后，窗外是刚刚恢复秩序的上海街景。
人来人往，商铺重开，工厂机器缓缓转动，可他知道，这座城市的地底下，还潜伏着无数暗流。
良久，他抬起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先别判死刑，我有妙用。”
在场人员一时错愕。
而那一刻，陈毅看的不只是一个刺客，而是一条线，一张网，一盘尚未完全显露的棋局。
命令很快下达，对刘全德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审讯。
审讯不再只是核实细节，而是围绕整个情报体系展开。
公安机关抽调多名审讯骨干，采取轮番谈话、心理攻势、证据对照等方式，一点点撬开他的内心防线。
刘全德起初还保持着某种倔强，他知道，一旦供出更多内幕，便意味着彻底失去筹码。
可时间，是最锋利的刀。
在封闭的环境里，孤独与焦虑慢慢侵蚀意志。
他开始回忆台湾的承诺，黄金千两、少将军衔，那些耀眼的许诺，此刻显得遥不可及。
他也明白，自己已然失败。
后来，第一条线索，就此浮出水面。
所谓刺杀陈毅，不过是天字特号行动的一部分。
这个代号背后，是一张更庞大的暗杀计划网，毛人凤在台湾部署十九名特务，分赴各地，目标直指中共高级领导人。
名字，一个个被说出。
这些名字，如同一枚枚暗雷，如果没有及时挖出，后果难以想象。
上海公安机关迅速将线索上报中央，同时与各地公安部门联动，数百人网络被连根拔起。
一张原本潜伏在全国各地的暗网，因一个突破口而土崩瓦解。
这便是陈毅所说的妙用，他不是心慈手软，而是深知情报价值远胜一时快意。
直至最后，枪声响起，一切归于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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