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25日，上海的夏夜裹挟着潮湿的闷热，梧桐树叶在晚风中沙沙作响，掩盖着城市角落里即将上演的惨剧。
1996年8月25日晚上七点三十分，戴厚英的弟弟戴建国按响姐姐家的门铃。
铃声在寂静的楼道里回荡，一遍又一遍，却始终得不到屋内的回应。
“姐平时不是这样的，就算在写作，也会应声的。”
戴建国皱着眉，转头对身旁的妻子李梅说。
他和妻子、侄女戴慧一同住在姐姐家，为了进出方便，戴厚英特意在邻居张阿姨家留了一把备用钥匙。
此刻，这份便利成了破解僵局的唯一希望。
张阿姨听闻情况，爽快地拿出钥匙：“厚英这孩子，整天埋在书堆里，别是太累睡着了吧。”
可当戴建国用钥匙拧开房门的瞬间，一股浓烈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瞬间冲散了楼道里的闷热。
他和李梅对视一眼，心底同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推开门，眼前的景象让两人瞳孔骤缩，浑身血液仿佛凝固。
戴厚英仰面倒在客厅的地毯上，胸前的白衬衫被鲜血浸透，蔓延开来，在地板上汇成一片暗红的血泊。
不远处，侄女戴慧蜷缩在沙发旁，额角淌下的血迹顺着脸颊凝固，双目紧闭，早已没了呼吸。
墙壁上、书架上，溅落的血点如同狰狞的梅花，整个房间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快……快报警！”戴建国的声音颤抖着，几乎不成调。
李梅早已吓得双腿发软，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
警笛声很快划破了上海的夜空，由远及近，打破了这片老式居民区的宁静。
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赶到时，警戒线迅速拉起，围观的邻居们窃窃私语，脸上满是震惊和惶恐。
“死者戴厚英，58岁，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作家。”
负责现场勘查的老刑警周明华看着手中的资料，眉头紧锁。
他从业二十余年，见过不少凶案现场，但如此惨烈且受害者身份特殊的案件，还是让他心头一沉。
现场勘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法医蹲在尸体旁，仔细检查伤口：“致命伤在胸部和颈部，创口较深，凶器应该是锋利的刀具。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
技术人员在房间里仔细搜寻，门窗完好无损，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周队，现场很干净，凶手应该很谨慎，没留下指纹、毛发等有价值的线索。”
周明华走到书架前，看着一排排整齐的书籍，其中不乏戴厚英的著作《人啊，人！》《诗人之死》等。
这位以深刻笔触剖析人性的作家，如今却遭遇了如此残酷的命运。
“熟人作案。”
周明华沉声说道，“门窗没被破坏，受害者没有激烈反抗的痕迹，大概率是认识的人敲门而入，趁其不备下手。”
“另外，”技术人员补充道，“从现场足迹和作案手法来看，凶手应该是年轻人，体力较好，动作果断。”
线索寥寥，只有“熟人”“年轻人”两个模糊的指向。
但戴厚英的身份特殊，她深耕文坛数十年，桃李满天下，社交圈子广泛，熟人遍布各行各业，要从中找出一个年轻的凶手，无异于大海捞针。
公安部和上海市局高度重视此案，下达了限期破案的命令，周明华带领专案组，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排查工作中。
排查工作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
专案组列出了戴厚英的亲友、同事、学生、邻居等数百人的名单，逐一进行询问核实。
“戴老师为人正直，热心肠，从没听说过和谁结怨。”
“她对学生特别好，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年轻人。”
“我们最后一次见她是24号，她还说要准备下周的讲座。”
走访下来，得到的都是类似的评价，没有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日子一天天过去，案件毫无进展，周明华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每天都泡在专案组，反复梳理现场勘查报告和询问笔录，希望能找到被忽略的细节。
“难道凶手不在我们排查的名单里？”
有民警忍不住提出疑问。
周明华摇了摇头：“门窗完好，凶手一定是戴老师认识的人，可能是我们漏掉了什么。”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一个意外的线索出现了。
案发小区附近小学的五年级学生王小军，在接受民警走访时，怯生生地说：“警察叔叔，案发那天下午，我在戴老师家楼下玩，看到一个穿红色衬衫的年轻人，满脸络腮胡子，在楼道口转悠，神色怪怪的，好像很紧张。”
“你确定是案发那天吗？他有没有上楼？”周明华立刻来了精神。
“确定，那天是周六，我不用上学。他没上楼，就在楼下转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王小军肯定地说。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看到了希望。
穿红色衬衫、络腮胡子、年轻人、神色慌张，这些特征虽然模糊，但至少给排查范围划定了一个方向。
专案组立刻调整排查重点，围绕“络腮胡子的年轻熟人”这一特征，重新梳理戴厚英的社交关系，并在案发小区及周边进行大范围走访，寻找更多目击者。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红色衬衫和络腮胡子都是常见的特征，走访了数十人，都没有人能提供更多信息。
有人说见过类似的人，但记不清具体样貌和时间；
有人说可能是外来务工人员，但无法确认身份。
线索再次中断，案件又回到了原点。
1996年9月5日，一架从美国飞来的航班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戴厚英的女儿戴醒，在得知母亲遇害的噩耗后，立刻办理了休学手续，连夜赶回国内。
走出机场，看着熟悉的城市，戴醒的眼泪再也忍不住。
她和母亲感情极深，出国前，母亲还叮嘱她要照顾好自己，没想到再次相见，竟是阴阳相隔。
见到戴醒悲痛欲绝的样子，周明华没有立刻进行询问。
他知道，此刻的戴醒需要时间平复情绪，贸然询问不仅得不到有用的信息，还可能对她造成二次伤害。
接下来的几天，周明华安排民警轮流照看戴醒，同时继续排查线索。
1996年9月10日，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半个多月。
戴醒的情绪终于稍微平复，她主动找到周明华：“周警官，我知道你们在查案子，有什么要问的，你们尽管问吧，我一定尽力配合。”
周明华看着眼前这个刚刚经历丧母之痛的年轻女孩，语气温和地说：“戴小姐，麻烦你回忆一下，你母亲有没有什么年轻的熟人，尤其是最近经常联系或者找过她的？”
戴醒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着母亲生前的点滴。
“我母亲的学生很多，还有一些文学界的后辈，经常会找她请教问题。”
她报出了几个名字，“这些人我都认识，都是品行端正的人，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
民警立刻核对这些名字，发现都在之前的排查名单里，且都有不在场证明。
周明华没有放弃，继续问道：“那你再想想，有没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年轻熟人？穿红色衬衫的。”
“络腮胡子？”戴醒皱起眉头，陷入了沉思。
她的脑海里不断闪过母亲提到过的各种人，突然，一个模糊的身影浮现出来。
“我想起来了！”戴醒睁开眼睛，语气带着不确定，“我母亲在电话里提到过一个人，是她中学老师的孙子，好像经常找她，说想让我母亲帮忙找工作。”
“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哪里人？”周明华连忙追问。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戴醒摇摇头，“我母亲只是偶尔在电话里提过，说他是安徽人，年纪不大，好像……好像是有络腮胡子。我母亲说他有点好高骛远，总想找轻松赚钱的工作，我母亲帮他介绍了几个，他都不满意。”
这个信息让专案组全体成员都兴奋起来。
安徽人、年轻、络腮胡子、经常找戴厚英、因工作问题有不满，这些特征与之前的线索高度吻合！
周明华立刻下令：“立刻调查戴厚英中学时期的老师，重点排查其孙子的信息！”
调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戴厚英的中学位于安徽临泉县，民警通过当地教育局和学校，很快查到了戴厚英当年的班主任——陶老先生。
陶老先生已经去世多年，其儿子陶某在当地务农，有一个儿子名叫陶锋，时年27岁，常年在外打工。
“陶锋！”周明华看着资料上的名字，眼神锐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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