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还在剪片子的我，刷到顾国宁去世的消息，手机直接砸脸上——原来年薪八十万的主持人，也扛不住连续低烧半年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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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老同事说，2015年后他的工资条缩了快一半，为了凑儿子的国际学校学费，他偷偷接了不少商业配音，凌晨两点还在地下室录到干呕。我爸也是肺癌走的，最懂那种“累到骨头缝发酸”的错觉——以为睡一觉就好，其实免疫系统早就罢工。顾国宁把持续低烧当成“主持人常见咽炎”，吃了半年薄荷糖硬撑，错过最佳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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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传媒大学用他名字设了奖学金，首批五个孩子各拿两万，发表获奖感言时全在哭——他们见过顾老师期末考那天，一边咳血一边给全班录示范音频，说“你们将来要替我站着”。媒体圈平均寿命比普通人短五年，真不是吓人的数据，是无数个顾国宁用命填出来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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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掉电脑去厨房倒水，听见室友在客厅改方案，键盘敲得像机枪。想了想还是把纪录片链接甩过去，附上一句：下周体检我陪你，别再拖了。顾国宁的故事最残忍的部分不是他走了，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复制他的路径——把咳嗽忍成癌症，把离婚忍成抑郁，把“再撑撑”忍成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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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前，我给自己约了全身体检，顺手把微信签名改成：低烧不退不是敬业，是作死。这回，轮到活人认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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