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寻常的周二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ICU的走廊里穿梭。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从隔离间传出来——一个中年女人跪在床边，紧紧握着她父亲的手，用力到指关节都泛白了。她的父亲已经昏迷三周，身上插满了管子，呼吸机的节奏声成了这个房间唯一有规律的声音。我停下脚步，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场景即将改变什么。

我叫李明，在这家三甲医院的ICU工作了十八年。这十八年里，我见过太多的生死，也见过太多的遗憾。但那个下午，当这位女儿问我"爸爸还有希望吗"时，我的回答改变了她整个家族对生命的理解。

她的父亲叫王先生，七十二岁，两个月前因为突发脑梗入院。最初的治疗很顺利，他甚至一度能睁眼，能用眼神和家人交流。但一周后，他又突然感染了，高烧不退。医院启动了全套抢救程序——上呼吸机、用各种降压药、进行各种检查和治疗。每一项都是标准的、规范的、符合指南的。

但问题是，王先生的身体在一天天衰退。他的肾功能也恶化了，肺部也出现了纤维化的迹象。每次我查房时，他的女儿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医生，我爸什么时候能醒？"我给出的答案总是谨慎的、充满医学术语的、听起来很专业但其实很模糊的。我说"我们会继续观察"、"目前还有希望"、"再坚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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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的时候，王先生的妻子也来了。她是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师，穿着整洁，说话温和。她坐在丈夫床边，没有哭喊，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天下午，她找到我，问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李医生，如果我们放弃治疗，我丈夫会怎样？"

这个问题击中了我。

我意识到，在这十八年里，我从未真正和家属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们医生被训练得很好，知道如何抢救、如何用药、如何操作各种仪器。但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和家属谈论放弃。放弃似乎是失败的代名词，是对医学的背叛。

但那一刻，我看到了王先生妻子眼中的疲惫。她不是在放弃希望，她是在寻求一种不同的、也许更人道的选择。

我决定和她坦诚相谈。我拿出了王先生的各项检查数据，给她解释了他的真实情况。我说，他的脑部影像显示，梗塞的范围已经扩大了。他的肾脏已经基本失去功能，需要依赖透析维持生命。他的肺部感染反复发作，每次都需要更强的抗生素。他的心脏也开始出现衰竭的迹象。

"这些治疗，"我说，"在医学上都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它们也在延长他的痛苦。每一次插管、每一次抽血、每一次透析，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而且，"我停顿了一下，"根据我的临床经验，他恢复到能自主呼吸、能进食、能和家人交流的可能性，已经不到百分之五了。"

王先生的妻子没有哭。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问："如果我们选择舒适疗法呢？"

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说明她已经做过功课，她知道还有其他的选择。

舒适疗法，在中国还不是一个常见的概念。很多人甚至没听说过。但它在欧美已经成为了临终关怀的标准做法。简单来说，就是不再进行那些可能延长生命但会增加痛苦的治疗，而是专注于让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感到舒适、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