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七十二岁的周桂芬从床上摔了下来。
她想喊，却发现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能发出微弱的呜咽声。右腿传来钻心的疼痛，她试图爬起来，却发现整条腿完全使不上力气。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惨白的光。她就躺在那道光里，像一条搁浅的鱼。
手机在床头柜上，距离她不过一米远，却像隔着一个世纪。
周桂芬开始后悔了。她后悔三年前老伴走后，自己执意要一个人住。她后悔上个月女儿要给她请保姆，她嫌花钱拒绝了。她后悔昨天晚上儿子打电话来，她只说了句"挺好的"就挂了。
冰凉的地板一点吸走她身上的温度，她感觉自己正在慢慢变成这个房间的一部分——冷的，硬的，没有生气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是两个小时，她终于挪到了床边，用尽全身力气够到了手机。屏幕亮起来的那一刻，她看到了老伴的照片——那是她的手机壁纸，老伴穿着那件她亲手织的毛衣，笑得像个孩子。
她拨通了120。
在等待救护车的那段时间里，周桂芬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了这三年独居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突然想起老伴临终前握着她的手说的那句话："桂芬，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当时她哭着点头，以为自己能做到。
可她真的做到了吗？
周桂芬和老伴刘建国是在工厂里认识的，那年她十九岁，他二十一岁。她是纺织车间的挡车工，他是机修班的学徒。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她的织机坏了，他来修。她记得他满手油污，却小心翼翼地不让油蹭到她的工作服上。
"姑娘，你往后站站，别弄脏衣服。"
就这么一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后来他们结婚了，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里，十二平米的房间，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再也转不开身，可她觉得那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他们后来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从来没红过脸。刘建国这个人，脾气好得出奇，厂里的人都说周桂芬上辈子积了德，才嫁了这么个好男人。
退休后，他们搬进了儿子给买的新房子。三室一厅，南北通透，阳台上能晒到太阳。刘建国在阳台上养了一盆茉莉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花浇水。周桂芬笑他，说你对那盆花比对我还上心。他说，花和你一样，都得好好伺候着。
刘建国是突然走的。那天早上他还在阳台上浇花，中午吃饭的时候说有点头晕，下午就没再醒过来。医生说是脑溢血，太突然了，没有任何征兆。
周桂芬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整夜。她不敢相信，早上还跟她说"今天的粥有点咸"的那个人，就这么没了。五十三年的夫妻，说没就没了。
儿子和女儿都赶回来了，办完丧事后，他们商量着要不要让母亲跟他们一起住。儿子在北京，女儿在省城，都不在本地。周桂芬拒绝了。
"我一个人挺好的，你们忙你们的，不用管我。"
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信了。
刚开始独居的那段日子，周桂芬确实觉得还好。她每天早起去公园遛弯，回来买菜做饭，下午看看电视，晚上早早睡觉。日子过得规律，身体也没什么大毛病。
可是慢慢地，她发现有些事情变了。
以前刘建国在的时候，她做饭总是做两个人的量。现在她还是习惯性地做多了，然后一个人吃两顿，有时候三顿。剩菜舍不得倒，热了又热，吃坏过好几次肚子。
以前刘建国在的时候，她晚上睡觉从来不怕。现在她开始怕黑了，总觉得房子里有什么声音，半夜醒来心跳得厉害，要开着灯才能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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