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在丹东长大。
这座城市没什么特别的，就是站在江边，能看见朝鲜。不是在地图上看见，是真真切切地看见——对岸的新义州，路上的行人，偶尔驶过的卡车，还有那些五六十年代盖的楼房，灰扑扑地立在那里，像被时间忘了。
九十年代初，我进了一家对朝贸易公司。从那以后，鸭绿江就不再是隔着看的风景，而是我每周都要跨过去的一道门槛。
第一次过江，桥是新义州那头的。刚下火车，迎面就是持枪的士兵。土黄色军装，脸绷得紧紧的，伸手要证件。我递过去，他翻来覆去地看，眼神在我脸上和照片之间来回扫。同行的老业务员悄悄塞过去一包烟，没拆封的，动作很自然。士兵接过去，往口袋里一揣，嘴角动了动，算是笑了一下。
后来我才懂，那包烟不是什么贿赂，是通行证，是礼貌，是两个陌生人之间能达成的最简单的默契。在那样的体制下，连拿枪的人也需要一点点温和的对待。我管这叫“礼物经济”——不是买路钱，是人情世故。
新义州的街道，我走了无数遍。
说熟悉，是因为离得近；说陌生，是因为太不一样了。丹东那边高楼盖了一茬又一茬，这边还是那些五十年代的房子，墙面斑驳，窗框油漆剥落。街上人不多，车更少，宽阔的马路空荡荡的，偶尔有辆自行车过去，都显得突兀。
但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你看不到穿补丁衣服的人。不是没有穷人，是他们宁可把衣服洗得发白、磨得透亮，也要穿一件没有补丁的出门。这是一种体面，一种穷也要守住的规矩。后来我跟朝鲜人熟了，他们说，在外面露补丁，是对国家不尊重。
朝鲜人的礼貌，是真的礼貌。不管多大的官，多普通的老百姓，见面先握手，再微微鞠个躬。那鞠躬不深，但意思到了。我刚开始不习惯，总觉得太客气。后来慢慢明白，那不是客气，是社会运行的方式——上下级分明，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这服从不是挂在嘴上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有一次，一个负责统计货物的年轻人算错了数，被上级当着我们面骂了足足二十分钟。他低着头，一声不吭，手垂在两边，指尖在发抖。骂完了，他鞠个躬，回去重新算。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最让我忘不掉的，是那些女人。
1997年以后，朝鲜开始了“苦难行军”。官方的说法，普通百姓的说法，就是没饭吃。粮食危机来得很快，我们公司的业务也跟着变了——之前是各种物资，后来主要就是运粮食。每天一车一车的大米、玉米过江，卸货的全是女人。
男的干什么？记账，点数，站在边上看着。
那些女人，瘦，面黄肌瘦，但干活不要命。一袋粮食一百多斤，扛起来就走，腿打着颤，汗把衣服浸透了贴在身上。她们拼命干，是为了多分一口粮。新义州的朋友告诉我，普通老百姓每天定量三百克，重体力劳动的能多二百克。
三百克是什么概念？一碗多一点的米饭。就靠这个，扛一百多斤的麻袋，一天扛几百袋。
我看不下去，有时候想搭把手，被朝鲜的男人们拦住。他们说，这是女人的活。
后来我才知道，这不光是粮食的事。在朝鲜，女人干活是天经地义的，男人回家歇着也是天经地义的。她们在外面扛完粮食，回家还要做饭、洗衣、带孩子。吃饭的时候，男人和孩子先上桌，女人在厨房忙活，最后扒拉两口剩下的。我见过不止一次。
说不清是什么感觉。佩服？心疼？愧疚？都有。
有一次，一个扛粮食的大姐卸完货，蹲在墙角歇着。我递过去一瓶水，她接过来，愣了一下，用朝鲜话说了句什么。翻译说，她问这是不是要扣她口粮。我说不用，送的。她把水揣进怀里，没喝，说是带回家给孩子。
那瓶水，她扛了一百多斤的粮食，没舍得喝一口。
后来我不做这行了。
生意不好做是一回事，心里那道坎过不去是另一回事。每次想起那些女人，想起她们颤抖的双腿、被汗水打湿的头发、揣着水舍不得喝的样子，我就觉得，自己那点辛苦算什么呢。
现在有时候还去江边走走。对岸的新义州还是那个样子，楼房还是那些楼房，街上还是没什么人。但我总能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那些扛着麻袋的女人，那些低着头挨骂的男人，那些揣着水回家的母亲。
她们还活着吗？日子好点了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坚韧，是你想象不到的。它不是英雄史诗里的那种，是每天三百克口粮还要扛一百斤麻袋的那种，是自己在外面累死累活回家还要伺候男人的那种，是把一瓶水揣进怀里舍不得喝要留给娃的那种。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苦的人，也是我最敬重的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