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手机闹钟还没响，我已经醒了。窗外还黑着，妻子翻了个身，嘟囔着再睡会儿，我又躺了十多分钟，轻轻地爬起来。今天是初三，要走三家亲戚，岳父那边的二姨，我这边的大伯，还有每年都排在最后的姑姑。
客厅里，昨晚准备的礼物整整齐齐：四箱牛奶、六盒点心、八样水果。我算了算路线，从城东到城西再到城南，一百多公里，油钱比礼物还贵。可这账不能这么算，妻子出门前叮嘱：二姨夫血糖高，别买甜的；大伯家今年添了孙子，红包备厚点。
开车上路，满大街都是走亲戚的车。堵在路口时，我看见对面车里的一家人，大人小孩都穿着新衣服，小孩在后座闹，大人皱着眉头看导航。突然想起二十年前，我也是那个在后座闹的孩子，跟着父母挤在绿皮火车里，去几十公里外的姥姥家。那时候走亲戚是真高兴，有压岁钱，有好吃的，能跟表兄妹疯玩一整天。
现在呢？
车停进二姨家小区，我深吸一口气才下车。二姨迎出来，拉着我的手：哎哟瘦了，工作累吧？我笑着答不累不累，其实累不累，说了又能怎样。坐下喝茶，二姨开始细数各家孩子的情况，谁考上研了，谁结婚了，谁生二胎了。我听着，适时点头，偶尔插一句真好。妻子在厨房帮二姨做饭，油烟机轰轰响，夹杂着她们的说笑声。我坐在沙发上刷手机，二姨夫在旁边看抗日剧，两人偶尔对视一眼，笑笑，继续看各自的屏幕。
临走时，二姨硬往我手里塞了两盒自家做的腊肠：知道你忙，没时间做，这个热热就能吃。推让几个来回，最后还是收下。车开出小区，妻子打开腊肠闻了闻：二姨的手艺，比超市买的好。
下一站是大伯家。大伯今年七十了，腿脚不便，但每年都坚持站在门口等。他拉着我的手往里走：你爸身体咋样？让他少喝点酒。我说好，其实知道劝不住。大伯家孩子都在外地，今年没回来，屋里冷清清得。他张罗着倒茶、拿瓜子，我说别忙了，他说不忙不忙，你们来我才热闹。坐了一个多小时，听大伯讲过去的事，他和我爸小时候怎么偷瓜，怎么逃学，怎么被我爷爷追着打。这些故事每年都讲，但每年都听不腻。
临走，大伯送我到门口，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拍拍他的手：过两天我爸来看你。他笑了，眼睛亮亮的。
最后一站是姑姑家，已经快十二点了。姑姑正在厨房忙，油烟熏得她直流泪，见我来，赶紧擦擦手出来：饿了吧？马上好！我说不饿，等了一会，等菜上齐，等大家坐定，等姑姑最后一个上桌。
饭桌上，表弟聊起创业，说今年行情不好，亏了二十万。姑父叹气，姑姑低头夹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举起杯：慢慢来，都有起落。表弟勉强笑笑，一饮而尽。旁边的小侄子拉着我的衣角：伯伯，你看我画的画！我弯下腰，认真看了半天，夸他画得好。他高兴地跑开了，继续在沙发上蹦跳。
吃完饭已经1点多。姑姑送我到门口，塞给我一个红包：给孩子的。我推辞，她生气了，又不是给你的！只好收下。车开出去很远，从后视镜里还能看见她站在门口，身影越来越小。
回到家，孩子在沙发上睡着了，妻子轻手轻脚把他抱进房间。我瘫在沙发上，腿有点酸，脑子有点空。妻子出来，我俩对坐着，谁也不想说话。过了会儿，她开始清点今天收的礼物，二姨的腊肠，大伯自己种的苹果，姑姑做的腌菜。我在旁边记录今天送出去的：四箱牛奶、六盒点心、八个红包。
基本持平。她说。
人情账不能这么算。我说。
她笑了：就你会说。
是啊，人情账不能这么算。如果非要算清楚，这来来回回的油钱、时间、精力，早亏了。可为什么还要年年走？为那点腊肠和苹果？为那些重复了一百遍的老故事？还是为姑姑站在那里望着我们的身影？
年轻时觉得这是形式主义，是繁文缛节，是人情世故的负累。人到中年才懂，这就是生活本身。二姨的腊肠里有牵挂，大伯的苹果里有惦念，姑姑的腌菜里有不舍。那些看似客套的多穿点，少喝点，别太累，其实是他们能给出的全部。
我们这一代人，学会了算经济账，却常常算不清人情账。其实哪需要算呢？走亲戚，走的不是礼，是心。那些你以为的负累，正是有人还在乎你的证明。
晚上窗外的鞭炮声零星响着。明天还要走三家，后天还有两家。这十几家亲戚都要走到。累吗？累。但想到二姨在门口张望的样子，想到大伯欲言又止的眼神，想到姑姑站在院子里张望的身影，又觉得，这大概就是中年的责任，接过父辈手里的线，把那些快要断了的亲情，一针一线缝起来。
不是为别的，只为多年以后，当我们也站在门口张望时，还有人愿意穿过半个城市，来听我们讲那些重复了一百遍的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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