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印度告上WTO|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中国|成员国|钢铝关税

文︱陆弃

从瑞士日内瓦那幢灰色会议楼里传出的消息，往往代表着一种秩序在悄然发生断裂。2月24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一片审慎与争执之中决定成立专家组，针对中国与印度围绕关税与产业政策的贸易争端展开审理。这本应是制度化合作的例行程序，却在推进过程中暴露出多重裂缝：一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对贸易规则的不同理解与博弈；二是全球治理机制在大国博弈与结构性僵局下的迟滞；三是多边贸易体系如何在现实经济重塑与国家战略优先之间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都宣称自己是全球治理规则的坚定拥护者，却在具体实践中展现出不一样的逻辑。中国认为印度在可再生能源与汽车领域所征收的关税、提供的激励机制以及其他措施带有“限制性”和“歧视性”的倾向，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的平等对待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印度方面则对争端进程本身表示遗憾，声称其政策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在谈判桌上秉持诚意。这种对话看似礼貌，却在底层映射着对“发展空间”理解的差异。

贸易争端本质上是一种制度话语权的较量。关税、激励措施这些技术性名词，在现实中不是单纯的数字博弈，而是与国家发展路径深度捆绑的政策选择。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贸易实践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出口模式、产业政策已被世界多方检视和争议，而印度以“自力更生”、产业保护与市场开拓并行的战略同样试图塑造本国竞争优势。在可再生能源、汽车这两个承载未来经济想象的领域里，关税与补贴不再是简单的贸易政策，而是国家如何在新旧工业体系转换中保护自己厂商的具体表达。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本意是为成员国提供秩序化、规则化的争议处理渠道。专家组的成立象征着制度迈出了调查与裁定的第一步，却也将长期潜伏的问题暴露于阳光之下。上个月，中国提出成立争端解决专家组的请求在1月27日的会议上被印度阻挠，这一拒绝不仅是对个案的反对，更是对制度话语权的争夺。如今专家组得以成型，过程并不顺畅，而这折射出多边贸易体制内部的力量重整。

这种重整并不只限于中印两国之间的矛盾。当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本身就处于一种张力之中。上诉机构缺乏法官的局面已持续数年，美国在其中扮演了阻挠者的角色，使得不少争端因缺乏终审机制而陷入僵局。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分歧、全球规范与国家政策空间之间的拉扯，使得这一制度看起来有既定规则，却在关键时刻显得无力。

从中印争端的核心看，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关税率的高低，更多是发展模式的正当性。可再生能源是全球共同关切的领域，税收与激励机制被印度当作推进本国绿色转型和产业扶持的工具，而中国则将这些措施视为潜在的贸易歧视。这一判断本身并不荒谬，但当这一分歧置于多边规则框架下，就引发了关于国家政策空间与国际规则边界的深刻讨论。

世贸组织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强调公平、互惠与透明，但公平并不总是均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政策是一种实现经济结构升级、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的不可或缺手段。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印度自身都有类似经历。然而，当这些政策被用作国家内部发展战略时，其外部影响如何界定？在多大程度上应受到国际规则的约束？这是制度无法轻易回答的命题。

印度坚持谈判桌上本着诚意解决争端的表述，背后是对自身政策正当性的坚守，也反映出国家在全球贸易秩序中希望获得更大话语权与发展空间的诉求。从这一点出发，印度的立场不仅是法律抗辩，也是身份宣示：作为新兴经济体，不能简单套用已有规则，而应参与塑造规则的适用与演进。

中国对印度措施的指责具有技术依据，但同时也体现出对多边机制有效性的信任。中国选择通过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处理分歧，而不是通过双边谈判或区域主义安排，这显示出对规则秩序的依赖。然而，当制度自身陷入结构性困境时，规则的效力受到挑战。专家组的成立是程序性胜利，却不一定意味着实质性解决。

当前多边贸易体系内部存在的僵局并非偶然。美国对上诉机构法官任命的阻挠，使得这一机制在关键时刻失去终审能力，使得若干争端无法最终裁决。这种结构性失能不仅影响大国之间的争议处理，也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分歧增加了不确定性。当制度的终审机制无法运作时，成员国对制度的信心受到侵蚀，更多将目光投向双边或地区框架寻找替代解决途径。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中国与印度的争端显得更具象征意义。它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更是当今世界多边规则体系在转型期的局部表现。制度在面对现实经济政策调整时，会如何回应？国家如何在全球规则与本国政策目标之间找到平衡？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