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末年，北方大地连年征战，“人烟断绝，荆榛蔽野”，但佛教却逆势疯长。
各地寺院无节制扩张，私度僧尼日益增多，形成了触目惊心的乱象：乡村之中，寺庙比农户还多，不少僧尼实为“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
更有寺院凭借免税特权，大量兼并土地，甚至出现“寺宇房屋转相典贴”的情况，让本就匮乏的耕地愈发紧张。
当时全国僧尼数量激增，这些人不耕不织、不服徭役，完全脱离国家户籍管控。
后周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和兵源短缺，“所调租庸不丰，边备屡空”，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军队和饥馑的百姓，一边是坐享其成的僧尼和不断扩张的寺院经济，国家政权与宗教势力的矛盾已到临界点。
早在登基前，柴荣担任开封尹兼功德使时，就已深知佛教积弊。
他曾与高僧道丕商议整顿之策，直言“僧之清尚必不露于人前；僧或凶顽而编游于世上”，认为当时的佛门如同“和兰苣而芟，逐沙泥而荡”，必须加以清理。
道丕劝说“天下初平，乞待后时”，柴荣虽暂时搁置，但整顿佛教的念头早已埋下。
显德二年五月，柴荣正式下诏整顿佛教，拉开了这场被后世称为“三武一宗”灭佛之一的运动。
诏令开篇明义：“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但“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因此“宜举旧章，用革前弊”。
诏令定下严苛规矩：天下寺院，只有朝廷赐予敕额的才能保留，无敕额者一律废除，今后不得再新建寺院或开置戒坛；王公贵族、地方官员也不得奏请建造寺庙。
同时明确六类人禁止出家：父母祖父母在世且无其他子嗣赡养者；曾受官府刑罚者；背弃父母、逃亡在外者；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捕获的盗贼；负罪潜逃者。
此外，诏令还禁止僧尼私自治发受戒，要求两京诸州府每年编制僧尼籍帐，无名者一律勒还俗。
对于那些“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等毁坏肢体、妖惑民众的行为，也下令“一切止绝”。
若僧尼中有怀才抱器者，愿意出仕或参军的，官府将量才录用；自愿归俗者，所在地方不得搅扰。
显德二年九月，柴荣再下禁铜令，将整顿推向深入。
当时后周“久绝铸造，私下不禁销溶，岁月渐深，奸弊尤甚”，钱币匮乏严重影响国计民生。
诏令规定：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子，以及寺观内的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律禁断。
两京诸道州府的铜像器物及各类装铰用铜，限五十日内毁废送官，官府按斤两给付价钱。
这一政策直接指向了寺院中的铜佛像，引发广泛争议。面对群臣疑虑，柴荣直言：“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
传闻镇州大悲铜佛像“极有灵应”，下诏毁像时无人敢近。
柴荣听说后，亲自前往寺院，手持斧镵破开佛像的面胸，围观者无不战栗。
这场大规模毁像铸钱，并非单纯针对佛教，而是国家为解决财政困境的统一举措，民间所有非必要铜器都在禁断之列，寺院铜器只是其中一部分。
这场整顿的规模空前，统计数据清晰可见：全国原有的寺院中，仅存二千六百九十四所有敕额的寺院，其余三万三百三十六所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
原本散乱的僧尼，被安置到保留的寺院中，其资财、衣钵、斛斗、孳畜、什物等，均交付本主。
最终，系籍僧尼共计六万一千二百人，相比之前的混乱状态，人数大幅精简。
值得注意的是，柴荣的举措并非要彻底灭绝佛教。
诏令明确要求，所有功德神像及僧尼，需在一个月内腾并到合留寺院内安置，并未加以损毁。
显德四年十月，他还赐京城内新修四寺额，分别为天清、显静、显宁、圣寿。
显德五年四月，征淮南归来后，他亲临泗州普光王寺，赐寺僧布帛有差。
同年六月，又拿出御衣六百多件、钱四十万、罗百匹，分赐两街僧道，令其修茸寺观。
显德六年四月，柴荣巡幸沧州时，还应寺僧之请，赐城内两寺名额为迎銮、顺圣。
柴荣的整顿在佛教徒中引发不满，后世出现了不少所谓“报应”传说。
南宋《佛祖统纪》则进一步添加细节，称毁像在显德六年，且柴荣亲自毁镇州佛像，最终疽发于胸而亡。
但史实并非如此。
显德二年九月禁铜令已明确毁像时限，镇州佛像不可能迟至显德六年才被毁。
从柴荣北征路线来看，他从沧州到乾宁军，再到益津关、瓦桥关，根本没有前往镇州的时间，亲自毁像的说法并不属实。
这些传说更多是佛教徒对整顿政策的抵触与附会，用以警示后人。
柴荣的“灭佛”，本质上是一场针对佛教乱象的大规模整顿，而非灭绝佛教。
他既肯定佛教“助世劝善”的作用，又通过严格制度规范其发展，核心是要解决寺院经济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为后周的统一大业奠定基础。
这场整顿结束了佛教教团相对独立于世俗政权的状态，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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