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烧病例那天，我正在院里帮我妈翻晒萝卜干。秋阳把竹匾晒得发烫，萝卜干的咸香混着柴火烟味，飘得满院都是。

他突然从屋里出来，手里捏着个牛皮纸信封，走到院心的石碾子旁，掏出打火机。火苗“噌”地窜起来，舔着那些印着“CT影像”“病理分析”的纸页，他站在烟里，侧脸被熏得发亮，眼神却亮得吓人。

“叔！你干啥！”我扔了手里的翻晒耙就冲过去，想抢那些纸，却被他一把推开。

“烧了干净。”他声音有点哑，看着纸片蜷成黑蝴蝶，“医生说的那些，听着闹心。”

我妈也跑出来了，手里还攥着没缝完的鞋底，看见那堆灰烬，眼泪“啪嗒”掉在鞋面上：“你这是作啥呀！咱去大医院治，砸锅卖铁也得治啊！”

“治啥？”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我这把年纪，折腾那遭干啥？还不如……”他顿了顿，没说下去，只是把烧剩的纸灰扒拉到泥土里，“你们别管了。”

叔叔那年五十八岁，是镇上中学的门卫，干了一辈子，寡言得很。平时就爱摆弄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车后座绑着个帆布包，里面总装着本翻卷了角的地图册。

“年轻时候就想去拉萨，”他跟我喝过一次酒，脸红扑扑地说，“那时候穷，娶了你婶，后来她走了，又得拉扯你弟，这念想就搁下了。”

我以为他就是说说。直到烧病例的第三天清晨，我妈喊我去看——叔叔的二八大杠不见了，门虚掩着，桌上留着张字条，是他那歪歪扭扭的字：“我走了，勿念。”

我爸气得直骂：“这老东西！疯了！”可骂着骂着，声音就软了，“他那肺……哪经得住折腾。”

我们都以为他走不远。叔叔烟抽得凶，一天两包，查出肺癌晚期时，医生说“最多半年，好好在家歇着吧”。他那辆老自行车，除了赶集从没出过镇，更别说去拉萨，那可是几千公里的路。

第一个月，没消息。我妈天天在村口望，逢人就问“见着你叔没”，夜里总哭，说“肯定是病倒在路上了”。我弟打了报警电话，可茫茫人海，哪找去？

第二个月头上，我收到个快递，是从青海格尔木寄来的，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叔叔站在戈壁滩上，晒得黧黑，瘦了一大圈，可笑起来露出白牙，比以前精神多了。他背后是那辆二八大杠，车把上绑着面小小的红旗，帆布包鼓鼓囊囊的。照片背面写着：“这儿的星星，亮得能砸着人。”

我妈捧着照片哭了半宿，这次是笑着哭的：“这老东西，还真能跑。”

又过了二十天，我爸收到张明信片，盖着“西藏那曲”的邮戳。上面画着个简笔画的雪山，旁边写着：“风大，差点把车吹跑。喝了酥油茶，味儿怪，但暖和。”

我们开始慢慢习惯。他不打电话，不发微信，就偶尔寄张明信片，地址总在变：唐古拉山口、纳木错、羊卓雍措……每张上面都画着简单的画，写着三言两语，像报平安，又像在跟我们分享路上的新鲜。

我把这些明信片贴在客厅墙上，我妈每天都要摸一遍，说“你叔的字比以前有力气了”。有次邻居来看，啧啧称奇：“你叔这是拿命在玩啊。”我爸听了，没吭声，只是默默给叔叔的空酒杯倒了点酒。

第三个月零七天，我正在办公室改文件，前台说有我的明信片。拆开一看，邮戳是“西藏拉萨”。

上面没画画，只有几行字，笔锋抖得厉害，却透着股劲：

“到了。布达拉宫比想象中高，爬台阶喘得厉害，歇了八回。

广场上有好多人，都在笑。

我把带来的烟全扔了，这儿的空气，干净得像水洗过。

勿念，勿寻。”

我捏着那张硬纸壳，突然想起叔叔烧病例的那天，烟里的他，眼神亮得像星星。原来有些路，不是为了走到终点，是为了走的时候，能把心里的憋屈、身上的病疼，都抖落在风里。

又过了半个月，有个骑行爱好者在网上发了篇游记，说在拉萨街头遇见个内地来的老头，骑着辆破自行车，肺不好，走几步就得歇，可天天乐呵呵地在布达拉宫广场晒太阳。“他说他这辈子没为自己活过，现在想试试。”

我把游记念给我妈听，她没说话，只是去厨房端出叔叔最爱吃的腌萝卜，摆了一小碟，放在他常坐的位置。

冬天第一场雪落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最后一张明信片，盖着拉萨的邮戳，上面只有一句话：“我看见了，真好看。”

没人知道他最后在哪，也没人去找。我妈说：“他想在哪儿歇着，就在哪儿歇着吧，总算遂了愿。”

那张拉萨的明信片，我一直夹在钱包里。有时候加班到深夜，掏出来看看，总觉得叔叔还在哪个山口，迎着风蹬着他的二八大杠，帆布包里的地图册哗哗响，像在唱一首没人懂的歌。

其实人这一辈子，能为自己疯一次，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