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赵这事，说来也怪不好意思的。

我今年三十八，在城里做保姆快十年了。老赵四十六，是小区的保安，东北人，比我早几年来这座城市。我们俩能凑到一块儿过日子，完全是赶巧——他老婆走得早，我男人也好几年没音信了，都是一个人在这城里漂着。

去年腊月二十八那天，我拎着一大袋子年货往家走，塑料袋突然断了，橘子滚了一地，香肠也掉出来沾了泥。我正在那儿发愁，老赵正好巡逻过来，二话不说蹲下帮我捡。他把自己手套摘了给我，说：“大姐你别用手捡，凉。”

就这一句话，我心里忽然就热乎了一下。

后来他就帮我拎东西上楼，到我那出租屋门口站着不进来。我说进来喝口水吧，他挠挠头说：“那...我能帮你贴个对联不？我瞅着你门上的都掉了。”

就这么着，老赵帮我贴了对联，还顺手把我那松了的门把手拧紧了。临走的时候他憋了半天，说：“大姐，过年你要是没事儿，咱俩搭个伙成不？我也不会做饭，一个人过年怪冷清的。”

我想了想，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就点了头。

腊月二十九老赵就搬过来了，带着一个蛇皮袋子，里边装着两床棉被、一个电饭锅、还有他闺女给他买的按摩仪。他说他闺女在外地打工，今年回不来，让他自己照顾好自己。

刚开始那几天特别好。老赵这人勤快，白天给我收拾屋子，拖地擦窗户，还把他拿手的东北乱炖做给我吃。我笑他放那么多酱油，他也不恼，嘿嘿笑着说：“你不爱吃我少放点。”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们俩一起包饺子。我擀皮他包，他包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都捏得特别紧实。他说：“这样煮不破，一个一个都囫囵着。”

外头鞭炮响起来的时候，我们俩端着饺子坐在窗边看。老赵忽然说：“秀英啊，咱俩以后就这样过呗？我白天上班，你在家歇着，回来我给你做饭。”

我说行。

白天是真的好。老赵下了夜班回来，会给我带楼下的豆浆，还是热乎的。我打扫完雇主家回来，他把饭菜都摆好了。有时候我们俩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他给我讲他们东北老家的事儿，说他年轻时赶大车的事儿，说他闺女小时候淘气的事儿。我听着听着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身上盖着他的大衣。

可到了夜里，我是真受不了。

老赵打呼噜。

不是普通的呼噜，是那种一躺下就开始，像拖拉机启动，又像电钻钻墙，还带着各种拐弯儿的动静。我一开始还忍着，想着可能是过年累着了，过两天就好。结果初二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躺下刚迷糊着，老赵的呼噜就起来了。先是轻轻的，像远处的雷，然后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简直像在我耳边开挖掘机。我用被子蒙住头，没用。我翻过身背对着他，还是震得耳朵嗡嗡响。

我推了他一下，他翻个身，停了大概三十秒，又开始。

我又推，他又翻，这回停了不到二十秒。

到后来我都不敢睡了，就那么瞪着眼躺着，听着他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时候还突然卡一下，吓我一跳，怕他憋过去。等他喘上那口气来，呼噜声比刚才还大。

初三早上我顶着俩黑眼圈起来，老赵还美滋滋地给我盛粥，说：“昨晚睡得咋样？”

我能说啥？我说挺好的。

连着好几天，我都是天亮才迷糊一会儿。白天去雇主家干活，差点把人家花瓶打了。主家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没事儿，就是过年没睡好。

初五那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了。老赵刚躺下，呼噜还没起来，我就坐起来说：“老赵，咱俩商量个事儿呗？”

他说啥事儿。

我说：“你...你知道自己打呼噜不？”

他愣了一下，说：“知道啊，以前我媳妇儿也老说我。后来她走了，我一个人睡，也没人说了。”

我说：“挺响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吵着你了吧？”

我没吭声。

他翻身起来，抱着被子说：“那我睡沙发去。”

大正月的，客厅没暖气，沙发又窄又短，他那大高个儿躺上去腿都伸不直。我听见他在外头翻来覆去，心里也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看见他已经把早餐做好了，坐在那儿等我，眼睛也是红的。他说：“秀英，我今儿去医院看看，听说有治打呼噜的。”

我说：“大过年的医院有人吗？”

他说：“我去急诊问问。”

后来他真去了，拿回来一个止鼾器，说是医生推荐的，戴上试试。那玩意儿像个小夹子，卡在鼻子上。晚上他戴着睡，呼噜是小了，可呼吸声变得呼呼的，像拉风箱。我还是睡不着，又不敢说。

有一天我去雇主家干活，那家老太太问我过年咋样。我说还行，搭伙过呢。老太太精明着呢，瞅我一眼说：“你这脸色可不太行，是不是睡不好？”

我就说了打呼噜的事儿。老太太笑了，说：“傻闺女，这有啥难的，你比他早睡一会儿，他睡着你早睡着了，不就听不见了？”

我一想，对啊。

那天晚上我早早洗漱完就躺下了。老赵还在外头看电视，我怕他进来吵我，假装睡着了。后来他进来，轻手轻脚的，躺下之前还凑过来看看我。我闭着眼，感觉到他给我掖了掖被角。

那晚我确实先睡着了，老赵啥时候睡的我都不知道。早上醒过来，他正趴在枕头上看我，说：“秀英，你昨晚睡得咋样？”

我说还行。

他嘿嘿笑了，说：“那就好。”

可这事儿没过几天，又不行了。有天下雨，老赵巡逻淋着了，回来有点感冒，鼻子不通气，呼噜声比平时还大。我躺着数羊，数到一千多只还是睡不着。后来实在没办法，我起来倒了杯水喝，坐在客厅发呆。

老赵不知道啥时候也出来了，站在我身后说：“又没睡着？”

我吓了一跳，说：“你咋也起来了？”

他说：“我翻身发现你不在，就出来看看。”

我们俩就那么坐着，外头雨还在下。老赵忽然说：“秀英，要不咱俩分屋睡吧。我去找个折叠床，搁客厅就行。”

我说：“那多不好，大冬天的。”

他说：“总比你睡不好强。你白天还得干活呢，累坏了咋整。”

我没说话。

他又说：“咱俩白天在一块儿就挺好，夜里...夜里我睡外边，你睡里屋，两不耽误。”

我看着他，四十多岁的男人，头发都白了半边，眼神里有点小心翼翼，怕我生气。我心里忽然酸了一下。

我说：“老赵，我不是嫌弃你。”

他说：“我知道。是我这呼噜不争气。”

最后我们商量好了，他买个折叠床放客厅，我睡里屋。白天他照常给我做饭，我照常给他洗衣服，晚上他送我进里屋，自己在客厅铺床。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那屋，安安静静的，反而睡不着了。总觉得少了点啥。半夜起来上厕所，经过客厅，看见他缩在那张小床上，被子都快掉地上了。我轻手轻脚给他盖好被子，他翻个身，含含糊糊说了句梦话：“秀英...豆浆...趁热喝...”

我站在那儿看了他好一会儿。

现在我们还是这么过着。白天搭伙，夜里分屋。他偶尔还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我说好。他就笑，笑完了说：“那就行。”

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两个人过日子，到底啥是最重要的？是他夜里不打呼噜，还是他白天记着给你买豆浆？是他能陪你睡一张床，还是他半夜踢了被子有人给盖？

我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反正日子就这么过着，白天一块儿吃饭说话，夜里各睡各的。有时候我躺在那屋，听着客厅里隐隐约约的呼噜声，反而觉得踏实。

老赵昨天又跟我说，他打听到有个啥手术能治呼噜，等攒够钱了去做。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他问为啥。

我说：“你打呼噜我睡不着，你不打呼噜我还不习惯呢。”

他愣了半天，然后嘿嘿笑了，笑得像个傻子。

这日子啊，大概就是这样。哪有十全十美的呢？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跟前，白天给你做饭，夜里自己睡沙发还惦记着给你盖被子，就够了吧。

至于呼噜——反正隔着一道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