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政府近期计划赋予警察一项新的权力:通过发布“驱逐令”,将其作为处理公共场所扰乱行为的工具。这项政策的适用对象门槛极低,甚至涵盖了年仅14岁的青少年,只要他们被认定为由于流离失所而“阻碍”了商业活动、从事乞讨或在街头露宿。

批评者对此类政策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其不仅在实际操作中行不通,而且具有“严酷”的惩罚色彩。最令人诟病的是,违反该命令的人可能面临2000新西兰元的罚款,甚至长达三个月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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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行政手段可能暂时将流浪者移出中心商务区,但从长远来看,它完全无法解决露宿者问题的根源。事实上,这种将目光过度聚焦于“可见露宿者”的做法,反而掩盖了新西兰住房危机中真正严峻且复杂的本质。

街头露宿仅仅是冰山一角。根据202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新西兰共有112496人正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在这些人群中,最普遍的情况是居住在不具备基本生活条件的房屋中,紧随其后的则是由于缺乏住房而被迫与他人合住。

新西兰在国际统计中也是一个特例:在这里,超过半数的流离失所者是女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西兰对“流离失所”有着极其全面且深刻的定义:

所谓流离失所,是指人们在没有其他选择来获得安全、稳固住房的情况下,处于以下生存状态:完全没有遮蔽所、居住在临时住所、与他人合户挤占空间,或居住在不宜居的房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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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传统人口普查模式的终结,我们未来可能无法再持续收集如此高质量的数据来洞察这一社会深层伤疤。

女性——尤其是身为母亲的群体——之所以陷入流离失所,也折射出福利体系在预防住房危机方面的支持力度严重不足。露宿者问题是系统性的产物,像“驱逐令”这种试图快刀斩乱麻的所谓方案,本质上并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

解决流离失所问题有多种路径,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单纯的“物理驱逐”能产生正面效果。尽管人口普查数据已揭示了严峻现实,但在科研、政策制定以及资金分配领域,专门针对流离失所女性需求的研究依然凤毛麟角,这使得住房支持机构极难提供精准且恰当的安置方案。

不过,新西兰已经采纳并推广了一成功的模式,即“住房优先”。这一模式最初在美国得到推崇,其核心理念在于:导致人们流离失所的问题往往极其复杂,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起点,应当是为其提供一个永久性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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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们获得了稳定的住房,专业的工作人员会跟进并提供持续的、针对性的支持,以满足其在心理、健康或其他方面的需求。在“住房优先”模式下,申请者不需要满足任何严苛的行为准则——比如必须戒酒或戒毒——这与传统的“治疗优先”模式有着本质区别。在这里,住房被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而非一种需要通过某种表现来换取的奖赏。

作为新西兰首个“住房优先”服务的提供方,我们与“民众项目”合作,对首批约400名客户的预后情况进行了评估。这项评估旨在验证该模式在新西兰本土的适用性,而我们的调查结果反复证明:这一路径确实行之有效。

在最新的研究中,我们分析了这一群体中女性的族群特征。结果显示,与男性相比,流离失所的女性群体呈现出显著的低龄化特征,且绝大多数为毛利人,并带有需要抚养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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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民众项目”提供的住房及后续支持后的第五年,这些女性的生活境遇发生了显著的改善。最令人振奋的变化体现在健康领域:她们的住院率出现了统计学上的断崖式下降,比获得住房前的一年减少了65%。

由于能够更早地接触医疗体系并及时获得所需药物,她们的处方药领取量显著增加了14%。这并非意味着她们生病更多了,而是意味着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得到了提升。

在为流离失所者安排住房后,“民众项目”采取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协助他们注册全科医生诊所,并系统性地梳理和解决他们长期积压的健康问题。虽然在统计学上尚未达到极显著水平,但其他医疗数据也呈现出积极态势,包括心理健康相关事件的减少以及急诊科就诊率的下降。总体而言,永久性住房的获得极大地提升了该群体的身心福祉。

在司法领域,虽然我们未在女性群体中发现统计学上的显著变化,但犯罪及指控数量确实有所下降。而在同期的男性群体中,警务违规、刑事起诉以及重大治安事件的数量则出现了显著的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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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深入调研了该群体在工资薪金以及社会福利补贴方面的收入变化。对于这群女性而言,她们的薪资收入实现了惊人的101%的增长,而来自政府补贴的收入也增长了19%。

在过去几年的实地调研中,我们反复从社区合作伙伴那里听到,普通人想要在繁琐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准确获取自己应得的经济支持是何等艰难。

因此,全国各地的“住房优先”服务提供者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确保他们的客户能够合法、足额地获得符合申请条件的经济援助。尽管收入增幅巨大,这些女性的年收入水平依然仅维持在20000新西兰元左右,这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的兴旺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中84%都有子女需要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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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抚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的努力”。对于那些深陷流离失所困境的女性来说,“住房优先”的服务机构正在努力成为那个“村庄”。但是,任何单一的支持模式都无法完全消解赤贫带来的结构性打击。

为了真正支持这些女性及其子女,我们需要从源头上发力,制定更好的预防贫困与流离失所的宏观政策。同时,政府必须加大对“住房优先”等成熟成功模式的定向资金投入,而非仅仅依赖于治标不治本的警权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