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在古装剧里看到豆蔻少女披红戴花、坐上花轿的桥段，下意识觉得这是古代独有的温婉风雅。可真正沉下心翻阅史料、触碰历史的真实肌理才会发现，十三四岁尚未发育成熟的女童匆匆嫁人，从来不是什么美好传统，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延续千年的残酷现实，是底层女性在律法、生计、战乱与愚昧观念的层层裹挟下，不得不咽下的生存苦果。
在古代，早婚从来不是民间自发的选择，而是被律法死死框定的规矩。周代提出的“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本只是成人礼的礼制说法，并非强制婚嫁的命令，可随着时代更迭，这条礼制渐渐变了味。北周时期（557年-581年）的《婚律》更是直接明文规定：女子年满十三岁，无论官民、军民，都必须按时嫁娶，没有丝毫变通的余地。唐代完全承袭了这一早婚习俗，武则天14岁被选入后宫，杨玉环更是在13岁就嫁给寿王李瑁，皇室以身作则践行早婚，民间百姓自然不敢有半分违抗。
到了明清两代，《大明律》《大清律例》将女子法定婚龄明确定为14岁，司马光曾在《书仪》中发声反对早婚，提出女子婚嫁不宜超过20岁，可这样的理性声音在民间毫无分量。女子过了15岁还未许配人家，就会被邻里街坊嘲讽“嫁不出去”，父母会被指责不懂治家规矩，甚至还要面临官府的罚款。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谁家都不敢让女儿多留几年，早早备上嫁妆、寻好婆家，成了所有家庭的头等大事。
比律法逼迫更现实的，是农耕社会的生计压力与乱世里的保命需求。古代靠天吃饭的农家，没有多余的粮食养活闲人，女童从七八岁开始就帮着家里喂猪、拾柴、纺线织布，到十二三岁，已然是能分担家务的“半个劳动力”。早早把女儿嫁出去，既能省去一份口粮，还能换来聘礼补贴家用，军户人家更是急于嫁女，只为躲避兵役带来的苛责与灭门风险。
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六十九年间，王朝更迭快如走马灯，平均28年就换一次帝王，北方铁骑南下时，烧杀掳掠是常态，未出阁的少女是最先被掳走的群体，被辱称为“两脚羊”，沦为任人宰割的战利品。
在朝不保夕的乱世里，未嫁女子就像狂风中的浮萍，毫无自保之力，而早早嫁入夫家、冠上夫家姓氏，就能得到宗族的庇护，一堵土墙、一把柴刀，都是乱世里最珍贵的保命符。皇室用联姻稳固政权，百姓用早婚换一线生机，本质上都是把少女的青春，当成了生存的筹码。
更让人揪心的，是古代扭曲的生育观与极差的医疗条件。古代婴儿夭折率高达40%以上，直接拉低了全社会人均寿命，平均仅35岁左右。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认知里，所有人都执着于“早生多育、开枝散叶”，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载“女子十四经血下，即有子”，这句话被民间奉为真理，没人在意十三四岁的女童骨盆尚未发育成熟，身体根本承受不了生育的损耗。
彼时乡间的接生条件简陋到令人心惊，接生婆的工具箱里，只有一把剪刀、一包草木灰、一壶烧酒，没有消毒手段，没有急救措施。十三四岁的少女难产，在产床上挣扎一夜，母子双亡是常有的事，可乡间依旧传唱着“宁可坟头立，不可女大留”的歌谣，把早婚早育当成天经地义的事。这些被迫早婚的少女大多目不识丁，心中的恐惧与委屈无处诉说，只留下“小姑十三郎十四，昨夜点灯拜天地，今夜红灯照新泪”的民谣，道尽年少为妇的悲凉。
这场延续千年的童婚悲剧，直到近代才慢慢迎来终结。1906年，天津《大公报》刊发《劝戒早婚说》，列举少女早婚生育身亡的案例，试图唤醒民众；1912年，民国《暂行新刑律》首次将法定婚龄提至男18岁、女16岁，从法律上限制童婚；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正式施行，明确规定男20岁、女18岁方可结婚，彻底斩断了童婚的根。
那些尘封在历史里的十三四岁新娘，从来不是古装剧里的温婉佳人，只是被时代逼得提前长大的孩子。凤冠霞帔的华美之下，是未成熟身躯的负重前行，是千年里无数女性的无声悲歌。如今我们早已告别了那个残酷的时代，更该明白，每一个女孩都该拥有肆意成长的权利，不必被生计逼迫，不必被战乱裹挟，不必被愚昧束缚，在最好的年纪，慢慢长大，好好生活。
参考资料：
1. 《中国古代妇女史》，段塔丽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 《备急千金要方》，孙思邈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
3.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官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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