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从耕食行政单元到故土之情|乡里|保甲|周礼|故土|说文注|赋役

“乡里”一词，今天读来往往带着故土的温情。人们说“回乡下”，意指离开城市回归那片有田有旧识的土地；说“乡里乡亲”，则指基于地缘产生的熟悉人际网络。这个看似平常的词汇，其实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纵深。它既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中最低一层的基本单元，也是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家乡”的起点。

先看“乡”字。“乡”的繁体作“鄉”，甲骨文像两人相对而坐，中间是盛满食物的簋，本义是“相向而坐，共享食物”。在食物匮乏的上古时期，能够围坐在一起平等分食，意味着彼此间建立了信任与归属感。《说文解字》云：“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指国都之外百姓聚居并受管辖的地方。《释名·释州国》的解释更为透彻：“乡，向也，民所向也。”这“向”字既是物理上的朝向，更是心理上的认同——哪里能安稳吃饭，哪里就是家乡的方向。这种从“共享食物”升华为“精神向心力”的造字逻辑，正是“民以食为天”的生动体现。

再看“里”字。《说文解字》释：“里，居也，从田从土。”田者耕作之依托，土者安居之根本。有田有土，人才能扎根定居。段玉裁注云：“有田有土而可居矣”，道出了农耕文明的核心逻辑：居住必须依附于耕作。这个字将“田”与“土”合为一体，意味着在古人观念里，这片土地之所以能成为“居所”，根本上是因为有田可耕。这正是“以农为本”最朴素的文字化石。而“里”之所以同时又是一个长度单位，其根源在于井田制。《春秋·谷梁传》载“古者方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一“里”见方的土地恰好构成一“井”，供八家耕种并居住（《孟子・滕文公上》：“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便是“里”作为居住区与度量单位双重含义的共同源头。

当“乡”与“里”结合为“乡里”，传世文献中最早的明确记载，便见于周公所制《周礼》之中，是西周官方确立的基层行政制度。《周礼·地官·遗人》载“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囏阨”，郑玄注曰“乡里，乡所居也”。据《周礼》，西周在都城外设有严整的乡遂体系：王城近郊设“乡”，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为层级，一乡合计一万二千五百家；远郊野地设“遂”，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为层级。乡与遂分属不同行政系统，但共同承担着教化、赋役、治安等功能，体现着古代国家将自然聚落纳入行政管理的努力。

此后两千余年，乡里制度随王朝更迭不断演变。秦汉县下设乡，乡下有里，乡官体系中，三老由地方推举掌教化，啬夫、游徼等由郡县任命掌行政与治安，整体兼具官方管辖与地方自治色彩。隋唐时期，乡级功能逐步虚化上收，基层治理的核心转向户口与赋役控制。两宋时期，保甲制逐步取代乡里制，整体上“村”逐渐取代“里”成为基层实际管理单元。此后金元村社制、明清里甲保甲制，名称虽异，核心目标始终如一：既要为国家汲取资源，又要维持乡村秩序。

而“乡里”除了作为行政区划的制度名词，早在先秦便已指代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管子·立政》强调为政者要引导民众“不可不重去其乡里”，意即将离开乡里看得很重、不轻易迁徙，把安土重迁视为理想状态。对于离乡游子，“归乡里”是人生最终慰藉，《后汉书·刘盆子传》载杨音与徐宣晚年回归乡里，最终卒于故土，寥寥数语勾勒出落叶归根的圆满。在人际层面，“乡里”又指同乡之人，《世说新语·贤媛》载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揭示了基于乡里关系的人际网络在仕途中的实际运作。

这种从制度到情感的演化，最终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乡里认同”。它是由血缘、地缘与伦理共同组成的混合体。乡里既是宗族繁衍的场所，也是守望相助的空间。老子所言“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所描绘的安土重迁、自足安定的社会图景，正是传统乡里社会所追求的理想形态。人们在此缴纳赋税，完成“编户齐民”的义务；也在此论资排辈，维持熟人社会的秩序。

总而言之，从“双人对食”的“乡”到“有田有土”的“里”，再到二者结合为“乡里”，这条语义演进之路始终保持着行政区划与人际关系的双重指向。“乡”以食为纽带凝聚人心，使人有所向；“里”以田土为根基安顿身体，使人有所居。二者合一，便构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完整图景：既有精神归属，又有物质依托。这正是理解中国社会何以历经数千年风雨而维系不绝的内在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