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包拯在真实的历史上绝对是一个奇迹一般的人物。
他为官27年连升26级，这种坐火箭一样的升官模式，简直秒杀一大片大臣。同样是清官代表，海瑞能得善终已经算不错了，但跟包公完全没法比——海瑞动不动就被下狱、被贬官，经常穷得家里揭不开锅。可包青天呢，官场虽然也险恶，却从没遇过这么大的波折。
他病重那会儿，仁宗皇帝专门派人又是赐药又是探望，去世后还亲自吊唁，罢朝一天。胡适看到这段，说了句“包公这是有福之人”。
但光一个有福就能解释一切吗？背后到底藏着哪些为官做人的秘密？
有人可能要问：难道包公不是历史上那个刚直不阿的形象？是不是敢坚持斗争、坚持原则？这事你还真不用怀疑。包公年轻时跟另一个学子一起求学，名气很快就传出去了。
当地有个富绅特别欣赏他俩，三番五次想请吃饭，前几次都被拒了。可人家接二连三地邀请，所谓盛情难却，他同学就说了：咱们穷学生一个，人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老不给面子也不好吧？包公却讲：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读书人，将来要做官，说不定就在本地做。现在吃人家的，将来当官能不偏袒他吗？得为将来着想。
后来包拯做官，虽然不像传说里那样断案如神，有什么三口铡刀，其实史学家考证，铡刀那套是元朝才编出来的——但这不重要。关键是他一辈子弹劾了一大批当朝权贵，从皇亲国戚到宰相尚书，全弹劾过，而且基本一弹一个准。
当时官场流传两句话：一是“在原则面前不能通融的，只有阎王爷和包公”；二是“谁要有把柄落他手里，你就等着被弹，肯定跑不掉”。这种评价很容易让人觉得他就是个铁面无私、刚直不阿的人物。可真实的包拯，没咱们想的那么简单。
比如仁宗年间，范仲淹搞庆历新政，朝廷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泾渭分明。包拯当时能往上升，是保守派推荐的，可他又是范仲淹带出来的学生，两边都摸不清他啥立场，都觉着他是自己人。
范仲淹
就在改革派猛推新政的时候，包拯突然上了道奏疏，说按察使权力太大，这职务虽然能整肃官吏，可没监管绝对是个大问题。这事切口小，是对事不对人，却正好戳中改革派的痛处，也是新政里确实存在的漏洞。
仁宗皇帝很重视，保守派也抓住这封奏疏不断攻击改革派。欧阳修就是这时跟包拯有了矛盾，包拯也就被划到了保守派一边。
可等到保守派当政，包拯又跳出来给改革派唱赞歌，专门上奏说庆历新政有很多好措施，不能一棍子打死。
大家都看懵了：你到底哪头的？而且包拯的奏疏有个特点：从来不针对具体人物，只说这事好或不好。两边大臣聚会交流，他一概不参加，谁做得对我表扬谁，谁做得错我反对谁。这种态度，在别人眼里就是骑墙派，不好接近。
司马光和欧阳修都在文章里讲过，包拯这人不太好接近，跟谁都若即若离，保持距离。但正是这种疏离感，让仁宗皇帝觉得他不站队，一颗心向着皇上，能起到政治平衡作用。
仁宗皇帝
所以他向皇帝谏言时，经常冷着脸直接讲，说到激动处离皇帝越来越近，话越来越多，讲完后仁宗都得拿袖子擦擦脸，唾沫星子溅的，可还是让他讲。这就得说包拯分寸拿捏得极好。
比如保守派如日中天时，核心人物是张尧佐。这人身份特殊，他是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贵妃吹枕边风想让皇帝重用他。包拯拿到实据就弹劾，坚决反对重用。其实张尧佐本身有本事，各地政绩不错，但他一得势，背后官僚体系就会跟着起来，容易造成一家独大。
包拯只抓住张贵妃这点猛打，你靠贵妃说话，这事谁都没法说情。第二，他把皇帝摘干净，说都是身边大臣阿谀奉承。第三，他也承认张尧佐是个人物，弹劾时没想把对方往死里整，只是限制权力，留有余地。这三点一把握，不断弹劾，最后就达到了目的。
有人可能会说，能容下包拯，也是因为宋朝君臣共治的制度。但你想，同时代那么多大臣范仲淹、司马光、晏殊、王安石，还有苏轼，哪个没被贬过？苏轼一路贬到海南儋州，回程路上病逝他乡，一生抱负没实现。
苏轼
伴君如伴虎，哪怕仁宗朝也没那么简单。
比如立太子这事，就提不得。仁宗最心爱的皇子4岁夭折，后来生的全是女儿，满朝文武着急，可谁提谁倒霉，说了就被贬。结果包拯敢捅这窗户纸，直接找仁宗说：你得立太子了。
仁宗当下就不高兴，冷冷问：你什么意思？想让我立谁？包拯一点不含糊，立马顶回去：立太子是国家的需要，至于立谁，那是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这一句话，瞬间把仁宗的敌意全化解了，老包这是为江山社稷着想，是赵宋的忠臣啊。居然一点事没有，愣把一道无解题变成了加分题。这就是水平。
表面上看包拯很懂进退，实际上他特别务实，从不一口吃个胖子，该干嘛干嘛。
比如他主抓税收经济时，到北方巡查发现大量良田被圈起来养马，北宋要跟辽国打仗，得养战马嘛。但北方大片良田用来养马太不划算，如果继续种粮，产值能买好几倍战马。有人问：跟辽国打仗怎么买马？包拯调查得很清楚：除了辽国，还有西夏、金国可以换马，甚至通过贸易也能从辽国弄到马，没那么难。他建议后，大量粮田恢复种粮，北方百姓收入也上去了。
接着他又发现当地盐价太高，老百姓都去买辽国的盐，辽国盐也不便宜，可大宋盐税实在太重。他跟皇上讲时，没急着算经济账，因为光算账说服不了人，就把经济账转成政治账：北方盐税过高，老百姓肯定铤而走险买辽盐。第一，钱流到辽国，辽国财政就增加，军力也会加强，对咱不利。第二，如果不让买辽盐，咱自己盐税又高，老百姓心生不满，要么举家逃到辽国，要么造反。到时候派兵镇压，得花多少钱？政治上也不安定。
这番话说完，谁都不好反驳，当地盐税就降下来了。
包拯在官场就是这么务实、有智慧。换王安石处理这事，可能就比较激进；司马光呢，一直觉得国家和老百姓不能共同富裕，财富就这么多，要么国强要么民富。可包拯就是实事求是，用皇帝听得懂的话把事办成。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具的特点，贯穿他一生。
王安石
比如他任开封府尹时（后来大家叫他包龙图，就是因为当过龙图阁直学士），发现当地常闹水患，实地一看，好多王公大臣非法占河道，人为造成堵塞。他就死咬这事，不断弹劾，直到问题解决——跟现在有人把别墅建在景区里硬是不退一个道理。原则问题绝不退让，为民请命。
但小事上他又特别温暖、圆融。
年轻时有个叫刘云的官员赏识他的文章，教他做人，他一直记着。后来刘云犯点小事，田产房屋都被抄了，他专门去探望，觉得处理过重，上书朝廷帮着平反，让刘家后代有个安身处。又听说刘云没子嗣，还从宗族里过继个儿子继承门户，处理得妥妥当当。对父老乡亲，谁家有难处，他都慷慨解囊，自己过得倒挺简朴。
这里也得澄清一下：包拯个人生活简朴，可他一点不穷。当开封府尹时，一年收入两万贯，这钱能在江浙买一万亩良田，你琢磨他俸禄多少。去世时他是枢密院副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俸禄更多。但他除了俸禄没任何额外收入，还老拿钱周济别人，一般人真做不到。对比海瑞，穷成那样还休妻纳妾；包拯却跟原配夫人白头偕老。
有人会问：包青天到底断没断过案子？其实他职业生涯里管案件的时候不多，但有些案子处理得很出彩，比如载入史册的牛舌案。
他在地方时，有个老乡来告状，说自家牛舌头被人割了，求做主。包拯就告诉他：你回去把牛杀了。农户懵了，但按大人说的做了，回去就把牛杀了。结果马上有人来告状，说有人私自杀牛。宋朝法律禁止私杀耕牛，犯法。
包拯等的就是这机会，立刻审问：割牛舌的人应该是你，从实招来！告状的人当场傻眼，最后承认确实是自己割的。
这案子不是什么断案如神，就是对人情的深刻理解：邻里纠纷割牛舌，多半为了报复，这种人肯定盯着对方把柄。让他回去杀牛，对方马上来告发，这时候来告的人嫌疑最大。而且牛没了舌头活不长，官府同意杀牛就没罪了——这办法再差也能帮农户个忙。从这案子也能看出包拯的务实，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得特别好。
这三种特性长期坚持，互相融会贯通，也就构成了包青天千年传颂的底层逻辑和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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