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里，汉奸那可是比日本鬼子还招人恨的存在，这帮数典忘祖的家伙为虎作伥，抗日军民见了恨不得当场除之。
可在1942年华北敌后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八路军鲁中军区却下了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命令：不经军区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捕杀汉奸特务。
这道命令一出，军营里、百姓中全炸了锅，大伙满肚子疑惑：汉奸不除，留着祸害老百姓？可签署命令的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舜初，愣是半个字的解释都不肯给。
更让人费解的是，1945年日军投降后，鲁中出了名的大汉奸林洪洲被百姓抓了起来，正要就地正法，鲁中军区敌工部却突然出面把人保了下来。这波操作，直接让大伙的疑惑拉满了，这背后到底藏着啥秘密？
答案其实很简单，这道看似“离谱”的规定，根本不是纵容汉奸，而是为了保护咱们打入日伪内部的情报人员，而那个臭名昭著的林洪洲，就是隐藏在敌营核心的红色特工，他的真名叫郭善堂，是鲁中军区敌工部精心安排的“余则成”。
郭善堂早年间就加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游击支队的募集队，干的是抗日宣传的活。后来部队整编，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募集队缩编，不少人被精简回家，郭善堂就是其中一个。
但他可不是普通的精简人员，而是敌工部门为长期斗争埋下的“闲棋冷子”。为啥选他？
一来募集队只做宣传，不直接跟日伪打仗，他身上的“红色印记”浅，回家后能快速淡化抗日经历；
二来搞宣传的人，脑子活、嘴皮子溜、会打交道，这本事在打入敌营时太管用了。
1941年年底，郭善堂接了敌工部的任务，化名林洪洲潜入泰安，先从街头擦鞋匠做起，很快就弄到了“良民证”。
在原募集队队员侯希机的帮忙下，他进了日本的浅石洋行，干起了收购民间铜钱的活——这洋行表面是掠夺中国资源的经济单位，实则是日军驻山东部队的特务情报站。
郭善堂是个聪明人，干活勤快，收购铜钱的业绩顶呱呱，还主动跟洋行里的日本人打交道，甚至加入了日伪的“青年会”，很快就被洋行经理、日本特务浅石看上了。
鲁中军区敌工部还特意给他准备了过期的《解放日报》，让他时不时交上去，浅石把这些当成研究八路军的宝贝，觉得郭善堂是块“好料”，直接把他引荐给了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
过五关斩六将，郭善堂顺利通过了山田的考察，成了他手下的中国籍特务。山田让他去鲁中根据地插“钉子”，我方早有准备，敌工部特意在地方政权里虚拟了一个灰色角色配合他，还通过他给山田送真假掺半的情报，这下彻底稳住了他在日本人心里的地位。
没多久，山田手下有个“对皇军忠诚又有本事的林桑”的消息，就在日军内部传开了。济南日本宪兵队把他纳入正式编制，梅花公馆、泺源公馆等济南四大日军特务机构，还抢着给他发聘书。
一时间，“林洪洲”成了日伪眼里的红人，伪军官兵他想骂就骂，日军下级军官他都敢当面顶撞。可在老百姓眼里，他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恨得牙痒痒，不少热血青年都想找机会除了他。
身在虎穴，郭善堂从没忘过自己是个八路军，他一边跟日本人虚与委蛇，一边想方设法把日伪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通过联络员传回根据地。
可危险往往来得猝不及防，他的联络人李庆亭，同样是潜伏的情报人员，在传递情报时，被鲁中泰西公安分局当成汉奸伏击身亡。
因为这些潜伏人员的身份，只有鲁中军区敌工部少数负责人知道，连我方文件里都没有任何记录，所以抗日军民都以为除掉了一个大祸害，欢天喜地的。可敌工部的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吃了个哑巴亏。
这事上报给罗舜初后，才有了那道“不许随便杀汉奸”的规定——不是不除奸，是怕再误杀了自己人，这规定没法明说，一说就会暴露潜伏的同志，罗舜初只能选择沉默。
李庆亭牺牲后没多久，郭善堂就送回了一份关键情报：日军要从蒙阴和大汶口分兵，合击李家楼子，想端掉泰宁军分区指挥机关。这份情报和其他渠道的消息相互印证，我军提前做好准备，不仅粉碎了日军的突袭，还毙伤日伪军数百人。
日军吃了大亏，气急败坏地查泄密源头，最后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郭善堂。就因为他不嫖不赌不抽大烟，跟其他汉奸格格不入，日军直接把他抓了起来，老虎凳、辣椒水、电刑全用上了。
可郭善堂骨头硬，他看出日军根本没有实锤证据，任凭怎么折磨，一口咬定自己是冤枉的。硬扛了整整一周的审讯，日军宪兵队队长山本都开始怀疑自己“神经过敏”，最后不仅放了他，还摆酒给他赔罪。
死里逃生的郭善堂，又被派到东都镇活动。虽说军区有了不许随便杀汉奸的规定，但这规定只约束党政军机关，老百姓哪能理解，对“林洪洲”的恨一点没减。结果郭善堂在东都镇被当地农民暗算，打成了重伤，差点丢了性命。
可谁也没想到，这次遇袭反倒成了“神助攻”，日军彻底打消了对他的怀疑，从此对他信任有加。
郭善堂从没想过放弃，哪怕里外不是人，依旧一心为党工作。他不仅持续送回重要情报，还借着日军的信任，营救我方被俘干部，设计收拾叛徒。
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部长武思平潜入济南被捕后，就是郭善堂借着参加审判的机会，把营救计划传给了他，最终武思平在我方接应下成功脱险。
1943年，泰安县县委副书记刘根明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败露，害怕被组织处理，竟然叛变投敌，把根据地的大量机密告诉了日军，让我方遭受了重大损失。郭善堂接到敌工部的“除虫”指示后，和战友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
他带着特务队在集市上“抓”到一个八路军，搜出一封写给刘根明的信，内容是祝贺他取得日军信任，还说收到了他的情报，让他继续努力。押解途中，郭善堂故意放水让“八路军”跑了，只拿着信回去复命。
日军宪兵队队长宾川一开始不信，可架不住郭善堂在一旁“拱火”，决定对刘根明用刑考验。这软骨头压根扛不住，直接顺着话头说自己是八路军派来的卧底，还说想真心投靠日军。
宾川这下信了，让刘根明当双面间谍，给根据地送假情报。可刘根明出了审讯室就后悔了，还偷偷给鲁中军区写悔过信，想争取宽大处理。他哪知道，日军早就盯上他了，悔过信直接被截获。
最后日军把他当成战俘，塞进闷罐车拉到东北挖煤，从此杳无音信，这个叛徒也算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1945年，抗战胜利，老百姓把“大汉奸林洪洲”抓了起来，正要讨回公道，鲁中军区敌工部终于站了出来，公开了郭善堂的真实身份。这个背负了数年骂名的英雄，终于摘掉了“汉奸”的帽子，被大家认作了自己人。
解放战争时期，郭善堂归队，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科长，继续在隐蔽战线上奋战。解放后，为了工作需要，他改名罗国范，留在军中从事保卫工作，最高做到了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上世纪80年代以副军职待遇离休。
2021年10月7日，这位传奇特工走完了一生，享年102岁。
那道1942年的特殊规定，从来都不是对汉奸的妥协，而是战争中隐蔽战线的无奈与智慧。为了民族大义，像郭善堂这样的英雄，甘愿背负骂名，深入虎穴，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他们的名字，值得被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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