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下旬的北京，秋雨未到，天气尚闷。中央办公厅值班室里，杨尚昆拆开一封盖着“吴家花园”字样的信件，笔迹刚劲——彭德怀希望回湖南农村做三个月调查。信写得直接，落款只有“德怀”二字。
杨尚昆把信呈给毛泽东。深夜，灯光映着主席的批示：“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一句“半年也行”，语气平静，却放松了多年绷紧的空气。批示第二天即送回办事处，手续被迅速办妥。
消息传到吴家花园，彭德怀抿了一口茶，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那就动身。”他没有为自己准备行李，依旧穿一件老军装，带两本32开的空白笔记本，《湖南省农业统计简表》塞进上衣兜里。
11月1日傍晚，他与秘书金石、警卫参谋景希珍登上专列，车灯斑驳。列车驶过武昌长江大桥，车厢里短暂亮堂，他用手指在车窗上画了一条弧线，说：“这一段河滩，1958年我还下去看过水势，如今不知怎样。”
半夜抵长沙。省里派来一辆苏式吉普，他却执意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回湘潭县乌石。车上一位女售票员认出他，小声对旁边同事说：“像彭帅。”彭德怀摆手笑：“坐车的都是旅客，同价。”
抵家时天已微亮，堂屋灯未熄。侄子彭康志见他进门，忙迎上前。乡亲们闻讯而来，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喊：“彭元帅回来了！”他伸手压一压，说：“都是乡里乡亲，别喊元帅，喊德怀就行。”
第三天清晨，禾场上站满来访的干部、社员、教师、矿工。二十多里外石潭镇的旅店被挤爆，甚至有人睡在街旁长凳。景希珍起床推门，见人群涌到院墙根。管控根本拦不住，他索性把长板凳搬到场中央，让彭德怀与乡亲们对话。
交谈始终围着“田、水、粮、人”四个字。谁家产量增减、哪条渠道堵塞、劳动力缺口几人，他问得细，记得快。有人提到孩子没书读，他皱眉写下一行字：乡办小学，木料自筹，老师留用。
调查不可能靠“听汇报”，他多半步行。从乌石到景泉公社往返三十多里，路过杉木岭时天飘小雨，随行干部撑伞，他摆手快走，鞋底泥巴一层又一层。当地人惊叹：“六十四岁，还赶得上小伙子。”
一个月里，他走了乌石、黄泥大坪、杉木岭、石塘坳，写下厚厚五本记录。最惦记黄泥大坪的荒地。月夜里，他踏着露水看地形，回到屋里对景希珍说：“两边开了，中间荒着，可惜。”随即提出开荒。生产队长犹豫，他拍桌子：“难事总要有人先干。”
三天后，他带侄子和警卫员拿锄头上山。第一锄下去石多土粘，火星四溅。旁观老人笑问：“枪杆子换锄头行不行？”彭德怀答：“锄头我从小拿到大，不生疏。”一句俏皮，把看客逗乐，十几名年轻社员自发加入，很快荒草被翻开，石块堆成垄。
元帅带头开田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乌石寨的壮年人几乎全下地干活。两个星期，黄泥大坪变成规整梯田，水渠接进楠木冲水库。年底试种小麦，亩产翻番。村民把这块田叫“栋梁田”。
调查不仅在农村。彭德怀抽空去了石塘坳锰矿井下。井口40多米深，闷热混着硫磺味，他执意乘罐笼下井，与工人并肩掘进。矿工递给他湿毛巾，他揩汗，顺口问工钱、伙食、班次，问题直指要害。机修车间的年轻钳工回忆：“那天感觉他不像领导，更像老师傅。”
湖南冬季湿冷，他连着暴走，终于外感风寒，咳嗽不止。工作人员劝他卧床，他失笑：“没出去，就算休息。”说完又翻看统计表，之后补写了“农村四级机构财政负担”一节。药水凉了，他才想起喝一口。
50多天，五份详尽报告完成。内容包括水利、田亩、劳动强度、商品粮供求、工业原料缺口，数据精确到“1.72公斤”。春节前夕，他把报告交给湖南省委，再交中央办公厅。毛泽东收到时，批语只有四个字：“可作参考”。
春节后，彭德怀悄悄回到北京，仍住吴家花园。警卫员问他这趟感觉，他轻声道：“看得多，想得也多。报告有用就好。”随即把那两本空白笔记本塞进抽屉，提笔写下一行：1962年，还得再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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