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四川某偏远山村。
一间四面漏风的土屋里，镜头对准了一个头发蓬乱的女人。她蹲在角落，与鸡鸭同处一地，地面混合着人与牲畜的排泄物。
村民说，这是个疯了十几年的婆娘，不知来处，没有姓名。
然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女人看见镜头，浑浊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光亮。她张了张嘴，一串完整的英文句子从她嘴里流淌出来——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旁边的村民愣住了。他们听不懂这句话，但他们认识那个发音，那不是疯子的呓语。
女人又抓起地上的一张破纸，捡起半截铅笔，手颤抖着，却一笔一画写出工整的汉字。那些字迹清秀有力，与这间猪圈一样的土屋格格不入。
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脊背发凉。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时间倒退17年。1995年，绵阳科技大学。
20岁的何成慧是家里的骄傲。她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娃，父母砸锅卖铁供她读书，她自己也争气，成绩优异，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那个年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英语流利更是稀罕本事。何成慧的未来本该是一片坦途。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她找了个家教的兼职。1995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她结束家教往回走。学校就在前方不远，那条路她走过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回去。
但她不知道，黑暗里有两双眼睛已经盯了她很久。
一根闷棍从背后砸下来，她甚至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失去了意识。
等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捆绑着，扔在一间土屋的角落里。一个38岁的男人蹲在门口，抽着旱烟，用打量牲口的目光看着她。
这个男人叫倪天国，村里的老光棍。
后来何成慧才知道，自己被“买”了。没有复杂的谈判，没有惊天动地的阴谋，就是120元现金——在那个年代，甚至买不起一辆新自行车。
120元，买断了一个女大学生的一生。
何成慧很快弄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试图跟这个男人谈判。
“你放我走，我让我爸给你钱，要多少都行。”
倪天国抽着烟，不紧不慢地摇头。
“我不要钱，我要个婆娘给我生娃。”
何成慧的心沉到谷底。她试着挣扎，但手腕上的绳子勒得生疼。她试着喊叫，但这间土屋离最近的邻居也有半里地。
倪天国没有马上动她。
他用了更狠的招——饿。
一天，两天，三天。
没有食物，只有偶尔灌进嘴里的凉水。
何成慧的眼皮越来越沉，不是因为困，而是因为血糖低到几乎睁不开眼。
她的手开始发抖，那是肌肉分解的信号。她想过咬舌自尽，但连咬下去的力气都没有。
到第四天，倪天国进来了。他在她面前放了一碗饭。
何成慧盯着那碗饭，眼泪流了下来。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她更知道，如果不吃，她会死。
那天晚上，倪天国在她最虚弱的时候强奸了她。
从那以后，食物成了驯化的工具。顺从才有饭吃，反抗就是饥饿。
这种最原始的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把一个天之骄女的尊严一寸寸碾碎，混进土屋地上的鸡鸭粪便里。
她跑过。
那是被囚禁的初期，倪天国忘了锁门。何成慧拼尽全力冲出土屋，跑向村外。她跑得跌跌撞撞，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但那是她用命在跑。
她不知道，自己根本跑不掉。一个长期营养不良的人，怎么可能跑过一个天天干活的农汉？
倪天国很快追上来，像拖一只鸡一样把她拖了回去。
但真正让何成慧绝望的，不是倪天国的力气，而是周围那些围观的村民。
倪天国对着村民解释：“这是我救下的女人，她脑子不好，非要跑。我是她男人，照顾她一辈子。”
没有人说话。
何成慧用尽最后的力气喊：“救救我！我不是他老婆！我是大学生！我是被拐来的！”
人群中有人皱了一下眉，但很快别过脸去。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然后转身离开。
没有人站出来。
在那个封闭的熟人社会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所有人的生存哲学。
这个女人是谁不重要，她从哪里来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管了这事，就要得罪倪天国，就要惹麻烦上身。
于是，何成慧被重新拖回那间土屋。这次，倪天国把她拴得更紧。
那之后，时间变得模糊。
何成慧不知道自己在土屋里待了多久。日升月落，春去秋来，都被那扇破门挡在外面。她与鸡鸭同住，吃着倪天国吃剩的残羹冷炙。身上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头发结成硬块。
她的精神防线，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慢慢崩塌。
最开始，她还在心里默背课文，用英语跟自己对话，提醒自己是谁。
后来，那些单词开始变得模糊。再后来，她不再想这些了。
疯了，对她是种解脱。
她不再去想什么大学，什么未来。
她只知道，那个男人进来的时候要听话，听话就有饭吃。
她退化成了依靠本能生存的动物，唯一证明她曾经是人的，是那双眼睛里偶尔闪过的一丝光。
直到2012年，那束光被镜头捕捉到了。
那天，有记者来村里采访别的新闻。路过倪天国家的土屋时，正好看见何成慧蹲在门口发呆。
记者举起镜头，对准她。
那一瞬间，不知是什么触动了她的潜意识——或许是镜头的形状像当年的教室黑板，或许是摄像机让她想起曾经拍过的毕业照。
她张开嘴，吐出了一串流利的英语。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Nice to meet you.”
在场的人全都呆住了。
一个村民跑去叫来倪天国。
倪天国的脸色变了，他没想到，这个疯婆子疯了十几年，突然冒出洋文。
事情很快传开。
警方介入，调查，核实，联系家属。
当何成慧的父亲赶到那间土屋时，他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形销骨立的女人是自己的女儿。
17年前，他送她去上大学，她穿着新衣服，笑着跟他说“爸，等我毕业挣了钱，接你进城享福”。
现在，她蹲在地上，嘴里喃喃自语，眼神空洞。
父亲颤抖着伸出手：“慧儿，爸来接你回家了。”
何成慧抬起头，看着他。
那目光陌生而茫然，像看一个从未见过的路人。但她没有躲开，任由父亲把她拉起，扶出土屋。
走出那道门槛时，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土屋。
17年，她把人生最好的年华，丢在了那个与鸡鸭同住的地方。
后来的事情，并不圆满。
医生检查后告诉家人，何成慧的精神分裂已经非常严重，极难治愈。她的大脑，像一台被反复碾压的机器，零件全都碎了，再怎么修，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
那个1995年的女大学生，实际上已经死在了那间土屋里。
如今活着的，只是一具曾经属于她的躯壳。
何成慧的故事，像一个恐怖的寓言，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另一面。
它让人愤怒，让人窒息，但最让人恐惧的，是这件事里每一个环节的“寻常”。
120元的价码如此寻常，倪天国买人的念头如此寻常，村民的沉默如此寻常——正因这些寻常，才让罪恶滋长得如此肆无忌惮。
何成慧疯了，但她说出的那句英语，是她对自己最后的证明。在漫长的黑暗里，她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身在何处，却没能忘记年轻时学过的那些单词。
那几句流利的英语，是一个灵魂被碾碎之前，发出的最后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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