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才评价的年龄限制“一刀切”问题如何破除？
“过去以跟踪式研究为主，现在则更强调原始创新和前沿突破。”上海市政协委员、民进上海青工委主任、同济大学国豪书院副院长任捷教授在2026年上海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从事交叉前沿研究的他，今年带来了一份关于引入“学术年龄”作为科研人才评价新标准的建议。他建议试点推行“学术年龄”与“生理年龄”并行的双通道资格条件。例如，将“年龄不超过35周岁”拓展为“年龄不超过35周岁，或博士毕业不超过XX年”。
这一建议直指当前科研生态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不少科研项目和人才计划以35岁、40岁、45岁等生理年龄作为硬性门槛，让部分科研人员为“赶末班车”而追热点、求速成。当前，中国科技创新正从“跟跑、并跑”转向更强调原始创新和策源能力的新阶段。学术生态中的发展路径也更为多元，既包括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人才流动，也包括工作积累后的学术转向，甚至因家庭等个人原因的暂时休整。在这一背景下，长期被视为青年科研“保护机制”的生理年龄门槛是否仍然适配当前的创新节奏，成为今年上海两会中委员关注的议题。
任捷委员指出，青年人才奖励和项目以生理年龄进行阶段划分，确实保护了青年人才，也促成了青年人才的早发现、早成才。但随着中国科技发展阶段的变化，这种设计正在显现出局限性。“人才成长本身是多元的，”任捷委员表示，现实中不少顶尖人才“大器晚成”，过早以生理年龄下定论，容易给科研人员造成“一步慢、步步慢”的心理压力。当前，我国科技事业正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策源引领世界转变，这一转变对人才成长路径、评价体系和支持环境提出了全新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下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探索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强化校企联合培养”，本身就意味着对单一、线性学术路径的突破。
“学术年龄”的引入，正好也为这种复合型成长路径提供了制度接口，让真正有意转向学术的人才少一些顾虑、多一些可能。同时，也能拓展科研队伍的来源结构，让科研生态在更开放、更包容的节奏中形成良性生长的空间。当然，“学术年龄”能否实现？具体如何设计？标准如何划定？仍需进一步探索。
“评价体系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要引导科研人员安心面对长期研究。”任捷强调，“学术年龄”并非取消标准，而是让评价更加精细，相关制度需要明确科研起点、使用边界，避免形式化操作。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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