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没有自行车，外出无论远近，全靠一双脚丈量。十里、几十里，甚至几百里，皆是步行前往。小学六年级时，我和班里几个同学相约步行去宿迁城里串联，脚上穿着一双茅瓮鞋，从龙河戚圩小学出发，才走到埠子西门口，脚踝就被磨得鲜血直流，无奈之下，只能遗憾退返。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徒步前往安徽明光的二姐家，近三百里的路程，全靠步行往返。二姐给了父亲二十斤大米和一些山地皮，父亲一路背着返程，脚上磨出了血泡，也不叫苦。十三四岁那年，父亲带我到宿迁城里贩大葱售卖，我们半夜就动身，迎着晨曦赶到宿迁老南菜市。父亲推着一辆木轱辘土车走在前面，我紧随其后。他告诉我，淮海战役时，他就是推着这辆土车为解放军运送物资的。在徐州铁路西曾遭遇敌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不远处，旁人都以为他凶多吉少，可他却奇迹般毫发无损。后来我瞻仰徐州淮海烈士纪念馆，听到讲解员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时，我才真正读懂了父亲的不平凡，读懂了人民群众的伟大。
到了七十年代，生活条件渐渐好转，村里开始有人家购置自行车。每当公社组织大检查，在田间劳作的社员，就远远望着检查的车队，一、二、三…不停地数着，有二十辆自行车呢。车轮滚滚、闪闪发光，让人满心羡慕。那时，家庭条件稍好的人家，女儿出嫁时能陪送一辆自行车，其中凤凰、永久牌自行车最为紧俏，寻常人家很难买到；条件更好的，还能陪送“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为“三转”，收音机为“一响”，在当时便是极为体面的嫁妆。队里谁家有一辆自行车，总会让不少年轻人眼馋着想借，可他们不知，车子借出去，主人满是心疼。
1980年元月，我师范毕业，被县教育局分配到宿迁最东北的来龙中学任教。我老家在龙河，距离来龙超过一百里，无奈之下，我东挪西借凑了七十元钱，买了一辆半旧的飞鸽自行车。七十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我参加工作第一年，每月工资也才二十九点五元。每到周六下午，路远的教职工可以提前下班回家，我一路骑行，内衣常常被汗水浸透，即便寒冬腊月，也会大汗淋漓。平时到县城买供应煤，用自行车驮着返程，更是辛苦不堪。有一年春节过后，爱人要回仰化娘家，我们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孩子前行。太阳升高时，冰雪融化，道路泥泞不堪，车轮被泥巴裹得多粗，骑不动也推不动。我一时急躁，埋怨爱人：“年年正月要走娘家，你到八十岁还要走娘家！”如今回想起来，既觉得好笑，又满心羞愧。
小时候，农村孩子很少见过汽车。后来有了公共汽车，一天也只有两班，不少人为了省钱，依旧选择步行。我第一次见到小汽车，是1972年5月份，当时我在埠子上高中，周六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辆帆布吉普车停在路边，不远处站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中年军人，正在视察水稻田。听路人说，他是宿迁县委书记郭玉珍，一位家喻户晓的军管干部。他主政宿迁期间，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其中运西旱改水工程，将盐碱地变成了丰产粮仓，彻底解决了当地农民的吃饭问题，至今仍被百姓铭记。
光阴荏苒，随着社会快速发展，汽车行业突飞猛进。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已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开车出行找车位难成了常态，路边即便划满车位，也常常一位难求。如今，汽车、高铁、飞机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无论职位高低，皆可随心乘坐。当年从宿迁到南京，早上六点多乘车，要到下午三四点才能抵达，中途还要在马坝吃午饭；而现在，往返南京单趟只需两个多小时，早出晚归，就像赶乡集一样便捷。
如今，我家有两辆小汽车、两辆自行车和电动车。年轻人平时开车出行，远行便坐高铁、飞机；我和老伴年纪大了，视力不佳，依旧一人一辆自行车，就连电动车也不骑。孙女曾打趣说，现在还骑自行车，会不会显得家里很穷，我笑着告诉她，骑自行车是为了锻炼身体。我们老两口还领了敬老卡，一卡在手，可免费乘坐公交畅游城乡。
去年年底，我因事乘高铁前往北京，早晨八点出发，办完事晚上十点又回到了宿迁。返程后，我赋诗一首：“朝辞西楚地，暮自帝京回。事毕云天阔，心舒眉宇开。稳同厅静坐，暖若煦初来。华夏复兴梦，长车亦壮哉。”我们有幸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老年人更应该趁着行动方便，多乘高铁、坐飞机，畅游大江南北，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让我们的生命，如同通往海内外的交通线一般，不断延长，绽放更多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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