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志宇
2025年5月7日，在应邀访问俄罗斯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文中深情讲述了一个个跨越时空的动人故事，其中提到“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最危急关头，‘东方佐尔格’——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阎宝航，向苏方提供第一手情报”。
阎宝航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共与盟国携手开展对敌情报工作，不仅为盟国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注入了中国力量，共同书写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篇章。
来自中国的情报助力苏联抗击法西斯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反抗法西斯侵略，在国内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上则寻求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以“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为主要内容的抗日外交政策，注重同各国建立合作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与盟国开展了情报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日军在中苏边境频繁挑衅。为配合苏联开展对日情报工作，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选送了几批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进步青年赴苏联接受特种训练，形成了遍布东北各地的反日情报网。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档案记载：“这一时期，苏联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干部工作员，并把他们安排到全满洲各地。”他们广泛侦察日军在东北的军事建筑物、军需工厂、军用仓库、飞机场、码头等重要设施，各种情报及时地通过情报网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情报中心。
赵尚志等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也曾参加过对日情报工作。东北抗联经常应苏军要求搜集日伪军各种军事情报。为更好完成这一工作，在抗联部队里特设了谍报部，在谍报部下又按地区设特务队。苏方要求抗联侦察的敌情包括日伪军的“驻防、军事行动、文件地图、兵士和军官之文件”，以及“敌人之飞机场、军库、道路、桥梁和军营等”。1940年底到1941年初，抗联主力部队陆续撤退至苏联远东地区，抗联以派遣小部队回国的形式坚持抗日斗争，其中对日军事侦察就是一项重要任务。抗联小部队的侦察活动为苏军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使苏军对边境地区日军的军事设施，如码头、飞机场、飞机架数、机库数量、伪装情况都基本掌握，相关情报为后来苏军对日作战中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苏联还在延安派有军事情报组，与中共的情报保卫机关中央社会部同在枣园办公，中方提供的情报都及时通过他们自己的大功率电台发往苏联。1942年春，苏联为加强在东方的情报工作，派出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来到延安商谈情报合作。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在与苏联开展情报合作中，“我们给苏军情报组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如：国民党同日本的勾结；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同国民党内亲日派的勾结；日本军界同政界的冲突；日本海军同陆军的矛盾；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斗争等等”。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袭。在德军进攻前，中共方面从多个来源获取了情报，如军委二局从破译中统特务机关密电、潘汉年情报系统从香港获取的情报、阎宝航从于右任和孙科处探听到的信息等，及时通过有关渠道转告了苏联方面。由苏联派来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身份活动的情报组负责人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后来在其充斥着反华言论的《延安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确实从中共方面得到了情报：“战争爆发前几天，在延安的苏联小组被告知说，德国行将进犯苏联。这以后不久，我们听说周恩来从重庆发来了电报。周恩来在6月18日报告说，蒋介石已得悉，德国要在6月21日晚上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方面曾专程来电对中共提供情报表示感谢，并请求继续提供德军行动的情报。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连发两个电报：“21日开战的预测，彼方甚为重视”；“友方要求我们利用一切线索和可能，将德军从德国西部及其占领国家向苏联西部国境之调动消息加以探索”。
同时，苏联政府极为担心日本配合德军向苏联远东地区进攻，尤其是1941年八九月间日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给苏联远东造成很大的压力，因而不敢抽调在远东地区的兵力到西线去抵抗德军进攻，造成西线战事十分被动。为此，中共中央部署情报部门积极开展相关情报搜集。当年7月至10月，潘汉年连续上报了从日方获取的系列情报，表明日本行动方向明确为南进而非北进，预测日本在近期不会进攻苏联；晋察冀的情报部门也从伪满上层获取了日军南进派在大本营争论中占据上风的情报。这些情报通过延安转告苏联，使苏联得以调整战略部署，从远东地区抽调兵力迎击德军。
◆1941年7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友方要求我们利用一切线索和可能……从德国西部及其占领国家向苏联西部国境之调动消息……加以调查……”
1941年，周恩来亲自安排在国民党高层活动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配合苏联大使馆开展情报工作。阎宝航以公开身份作掩护，成功搜集了大量高质量情报，是提供德国入侵苏联情报来源之一。1944年夏，阎宝航以执行陈诚交待任务为由，与早就结识的军令部二厅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钮先铭沟通，表示需要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相关资料。钮先铭同意把自己掌握的相关材料借给他。阎宝航由此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的情况，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详情材料。相关情报都被通报给苏联大使馆，为后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迅速消灭关东军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就是因为这两个与苏联有关、极具价值的重要情报，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已故的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也正因为阎宝航与苏联著名情报员佐尔格一样提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有价值的情报，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为“东方佐尔格”。
东江纵队与英美盟军建立情报合作
苏德战争开始后，中共随即向党内发布《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指示，明确指出除支持苏联抵抗侵略外，“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争取英美政府及其军事机关同我们合作，共同组织游击战争。”积极谋求与英美方面建立战略合作。
活动在广东的东江纵队（当时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香港沦陷后，积极救援被俘英军。1942年3月间，他们侦察到一批英军被囚禁在启德机场从事劳役，即派短枪队队员化装成小贩混入机场，联络好营救对象，从下水道救出英军汤逊上尉等4人。后来，他们又陆续成功救援多名被俘英籍人员。被救出的赖廉士教授（战后曾多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祈德尊少校等，有感于东江纵队的强大能力，建议英国军事当局成立一个营救战俘的机构。经英国国防部批准，于1942年7月在桂林成立英军服务团，赖廉士任指挥官，祈德尊少校被任命为惠州前方办事处主任。东江纵队由此开始与英军服务团建立军事情报合作。
◆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东江纵队与盟军合作的报道。
当年9月10日，东江纵队协助英军服务团派出的侦察小组潜入香港狮子山顶，对亚皆老街和马头围战俘营、启德机场、广九铁路、九龙和新界的公路与港口等重要目标进行详细侦察并拍摄照片，还绘制了启德机场简图交给英军。11月23日，英方人员再赴港九游击区，提出在沙鱼涌、西贡和九龙设立3个情报交通站，以便在惠州和香港两地传递情报。随即双方共同建立了代号为“X”“Y”和“Z”的3个交通站。
其中“Z”站位于九龙市区深水埗砵兰街，由东江纵队负责国际联络工作的黄作梅登记注册的广恒杂货铺做掩护，负责传递英军服务团在港工作人员收集的情报及物品，同时也将英军服务团总部的指令、文件、经费等转交给其在港的工作人员。黄作梅常在此与英军服务团的联络员会面，或与国际工作小组成员开会。1943年夏，因叛徒出卖，日军捣毁了该联络站，抓走了黄作梅的父亲、大妹及五弟（后均被释放），黄作梅本人因未在店内得以幸免。1947年6月，黄作梅因对英军东南亚军事行动作出的贡献而获得英国国王颁发的MBE勋章。
东江纵队通过在香港市区设立秘密电台和前沿哨所协助英军侦察，获取大量动态情报，英国驻华武官称赞道：“英美海军靠它获取进出香港船只的消息。陆军靠它识别通过港口的日军……无论在数量和准确性上，没有任何组织提供的关于中国东南部敌军的情报能媲美英团。”1943年8月，在国民党当局压力下，英军服务团突然终止与东江纵队合作，并停止一切联络。但后来赖廉士还是向东江纵队明确表示：“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而即使中断联系，东江纵队仍旧继续营救盟军战俘和盟国平民，并为英军服务团过境人员给予便利。
东江纵队与英军的成功合作引起美国方面关注。1944年2月，美国第14航空队的克尔中尉驾机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时被击落，得到东江纵队救助撤回大后方。由此，美军与东江纵队沟通了联系。当年10月，美军派来欧戴义少校要求合作，东江纵队电报请示中央，10月13日，中央复电：“你们与欧博士谈话可表示欢迎合作，关于建立电台、收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可以答应。”东江纵队遂成立联络处，由情报科长袁庚兼任处长，黄作梅任联络员兼英文翻译。联络处的职责主要是与美军观察组联络，交换日军情报。作为与美军合作的特别情报部门，联络处成立后迅速扩展情报组织，情报人员发展到两百多名，情报点网纵横交错，渗透进从香港到广州、从潮汕到珠江两岸的整个日占区，情报工作成绩突出，被华盛顿方面誉为“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
1944年，联络处向美军提供了多处日军机场资料和日军重要军事基地的目标照片、太古船坞建设计划图例、虎门一带日军巡逻船只报告等；1945年，提供了包括日军华南舰队密码、波雷部队第129师团秘密南下及其布防情况、广九沿线工事图解、神风特攻队K2飞机图纸等内容十分丰富的情报。他们提供的情报内容，甚至包括华南日军战斗序列中队级以上的人名信息。情报工作者冒险犯难、成效卓著，如打入香港日军宪兵总部的李成，密取香港日军的军用地图副本，1944年底至1945年初，美国第14航空队据此图连续轰炸了香港日军的军事设施。而为了配合盟军情报工作，情报组长郑重及3名在港地下情报员英勇牺牲。
◆1944年，被东江纵队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克尔留影。
联络处解开日军波雷部队神秘失踪的情报最为关键。番号为第129师团的波雷部队是日军的精锐部队，1944年衡阳战役后，该部队突然失踪，美军为寻其踪迹每天用3架电台交叉监听信号，仍无收获。联络处全力配合美军，将日军在附近构筑洞穴工事的新发现绘制成图，经分析对比，确认该工事和日军在太平洋塞班岛上的工事完全一样。东江纵队沿着这个方向加紧搜集情报，最终找到了消失已久的波雷部队。美军拿到情报后，决定避开这支日军，改变了原拟在华南的登陆计划，避免了作战损失。
支持“迪克西使团”开展情报工作
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有效控制着广大的敌后区域，包围、牵制着大量侵华日军，还救援了许多美军人员。全面参战的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1944年2月，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派到共产党地区，以增加关于中国北部和东北的日军情报的来源。他要求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经过多方努力，当年7月22日，美国军事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终于得以成行到达延安。临行前，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收到的指示是：“观察组主要目的是收集敌我情报，搜救飞行员。”
到达延安当天，包瑞德就向朱德开列了一份希望获得情报项目的详细清单。这份清单来自于他出发前一天从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情报处取得的命令，所需要的内容非常庞杂，既包括对日伪军各方面的情报，也包括对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的基本情况。
中共以欢迎反法西斯战线战友的姿态热情迎接了观察组的到来。为切实配合好观察组，中共特别拟定了工作计划和参观日程，毛泽东先后多次会见观察组成员，向他们介绍了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况，叶剑英、彭德怀、陈毅等也分别向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抗战形势。
◆1944年，在延安，中国和美国的军事人员站在美国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的飞机前。
美军观察组最迫切想要获取的主要是山东一带的军事情报。因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对日反攻捷报频传，美国开始设想在山东登陆，而山东是中共控制范围，如能在滩头行动时取得当地武装力量的掩护和物资补给，则对美军极为有利。为帮助美国搜集军事情报，延安方面调动苏北和皖北新四军向沿海发展。毛泽东还应观察组请求，电令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要求他们收集青岛、烟台及连云港内外日本海军兵力情报。
中共情报组织的效能令观察组印象深刻。包瑞德后来回忆说：“共产党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上得到证明：东京报纸的稿子在日本出版后只有十天，延安就可以收到了……每个懂得一点情报工作知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最严密的战时保密规则制度下，一家日报也是一条了解世界军事信息的渠道。”为给美国海空军提供确切天气情报，中共还与美方在延安、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合作建立多座气象站，共同开办气象学校，培养专业人才。
包瑞德注意到，中共领导的军队与美军在取得情报支持方面完全不同，因为他们能得到普通民众提供的情报：“我们的训练方式主要是为军队在对环境、居民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作战而设计的。而共产党军队则几乎总是能得到当地居民的合作和支持，当地居民总是找到好机会获得关于敌军的重要情报，并且很愿意把情报报告给共产党军队。”他的这个疑惑，在观察员惠德赛上尉1945年1月去太行军区后，找到了答案。惠德赛访问了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李达详细介绍了日伪军在军事设施、编制、装备、特务活动、内部情绪、士兵素质及兵团异动等情形。惠德赛聆听之后，对太行军区能搞到这样详尽的情报非常吃惊，不由问道：“这里的情报搞得如此之好，请问如何获得的呢？”李达坦率地告知：“我们靠的是群众路线。”
观察组为建构情报网，进一步了解中共抗战效能及潜力，包瑞德提出希望能获准深入华北考察，并增派军事、情报人员前来调研。中共高层表示全力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明确指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并协助他们分赴前线的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考察。
美军延安观察组在抗战胜利前的一年间从中共方面获得大量珍贵详细的情报。美方认为，“几乎在日占区的每一个角落，延安方面皆有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不断与日军发生战斗，他们拥有敌军战俘与情报的出色资源”。包瑞德在给美国战略情报局报告中写道：“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楚，只要有共产党人的合作与协助，你们所做那种工作（搜集情报）在华北一带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观察组成员克洛里少校则认为：中共根据地提供了“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法西斯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中共通过情报合作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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