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十八岁那年，才真正明白了“贫穷”究竟是什么。
它不只是父亲皲裂的手掌，母亲夜里为学费发愁的叹息，也不只是饭桌上经年不变的白菜豆腐。它是一种空气，稠密、沉默，充斥着我整个成长的空间。我浸泡在里面呼吸，它就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的父母是那种最普通的工人。父亲是沉默的，下班后，电视里永远响着嘈杂的抗战剧，他靠在褪色的沙发里，像是被一天的工作抽干了所有力气。他的工具箱总是擦得锃亮，他告诉我，手艺是铁饭碗。母亲的话题永远围绕着一家人的“安稳”打转：谁谁家的孩子进了哪个厂，工资虽然不高，但“交五险一金”；菜市场哪里的鸡蛋又便宜了一毛钱。他们最大的期望，是我读完那个学费不贵的大专，然后托人，能进一个和他们差不多的单位。
我的世界很小，以一个老旧的厂区家属院为圆心。张叔家的儿子去南方打工，据说“一个月能挣五千”，这成了邻里间好一阵子的美谈；对门的王哥读了中专，在汽修厂当师傅，是公认的“有出息”。我的初中老师们，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们要是不好好学，以后就只能进厂！”好像那是人生唯一的、注定的去处。我身边的大多数同学，也确实沿着这条轨迹滑行，我们谈论的未来，是具体的、短促的，下个月，下学期，最多是三年后。
那时候，我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我模仿着父亲的沉默，模仿着母亲对一分一厘的计较，模仿着周围人对“安稳”近乎本能的追求。我以为，这就是生活全部的样子，踏实，也沉重。
改变发生得很偶然。高三那年，学校为了“冲刺本科率”，从市里最好的高中请了一位老师来做经验分享。那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姓周，戴一副细边眼镜，说话不疾不徐。她没怎么讲答题技巧，反而讲起她带过的学生，讲他们在大学里参加的“离谱”的项目——有人用代码模拟星云，有人在暑假骑车穿越西藏，有人在大二就拿到了国外实验室的邀请。她嘴里蹦出的那些词，什么“交叉学科”、“认知边界”、“信息差”，我闻所未闻。
更让我震动的是她说话时的眼神和语气。那里面有一种我极为陌生的东西，一种轻盈的、理所当然的、看向远方的确信。那是我父母眼中，我的张叔、王哥眼中，甚至我大多数老师眼中，都未曾有过的神色。那一刻，我像在昏暗的房间里待了太久的人，突然被强光刺了一下眼睛，不是疼痛，而是一种眩晕般的恐慌。我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我和她，以及她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透明的墙壁。我能看见那里，但我从未被教导该如何走过去，甚至，我从未被告诉，那里存在。
那次分享会后，我像得了热病。我开始疯狂地往学校的计算机房跑，在嗡嗡作响的老旧机器上，试图弄懂周老师随口提到的每一个陌生名词。我笨拙地搜索，囫囵吞枣地阅读，像在黑暗中摸索一堵墙上可能存在的缝隙。这个过程痛苦而羞耻，我时刻感到自己的无知像一件湿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解答我的疑问，我的问题在他们听来，大概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癔语”。我模仿了十八年的那个“环境样本”，第一次失灵了。
后来，我勉强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学，学计算机。离家那天，父母很高兴，觉得我终于走上了“正轨”。只有我知道，我心里揣着的那点被周老师点燃的火苗，和我即将踏入的、更广阔却也更复杂的环境，意味着什么。那不是逃离，更像是一次笨拙的、自我驱动的“重新投胎”。
大学里，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像我一样，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和吃力的；也有那种仿佛天生就属于这里的人，他们谈论实习、谈论创业、谈论出国交换，如同呼吸般自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不再仅仅“模仿”如何完成作业、通过考试，而是开始偷偷“模仿”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如何获取信息，如何规划时间，甚至在小组讨论时，如何清晰有力地表达一个反对意见。
这个过程，就像是在给自己重新安装一套操作系统。旧系统的指令依然会在深夜里响起：“找个安稳工作”、“别冒险”、“差不多就行了”。而新系统的代码，还在艰难地一行行敲入，伴随着无数的报错和死机。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是在一家科技公司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我常常会想起十八岁那年，那个在昏暗礼堂里感到“眩晕”的少年。
我终于懂了，穷人为什么难。难的不是起跑线落后，甚至不全是资源的匮乏。最难的是，你从小所浸染、所模仿、所以为是天经地义的那个“世界”，它的运行逻辑、它对成功的定义、它为你划定的可能性的边界，与真实世界里那条通往更广阔天地的路径，常常是两套截然不同的系统。你被困在第一个系统的代码里，却要破解第二个系统的谜题。
成功，或许始于一次偶然的“系统冲突”，始于你看见一束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光，并下定决心，忍受着所有的不兼容与排异反应，开始一场笨拙的、漫长的自我重装。你要先意识到那堵透明的墙存在，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它，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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