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糕店门口的灯泡坏了三天，整条巷子黑得像是被墨汁灌进去。美淑踩着凳子换灯泡，脚边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没人伸手，也没人提醒她凳子腿已经裂了。灯泡亮的那一刻，她听见身后有人嘀咕：“寡妇的手就是巧，怪不得生意好。”声音不大，却像钉子，一颗一颗往她后背上钉。
镇上的人管她叫“年糕家的”，不是“老板娘”，也不是“美淑”。称呼里藏着一把钝刀，把她从正常人的行列里一点点剔出去。丈夫死后，她以为守寡是最难的，后来发现更难的是“被守寡”——好像她身上贴了张隐形标签：无主，可议价。买年糕的多摸两下她的手，少给两张零钱；里长来收摊位费，顺手在她腰上掐一把，笑得像施舍。她要是躲，对方就叹气：“这年头，连寡妇都金贵了。”
最难受的不是这些手，而是那些眼神。巷口卖鱼的大婶每天把砧板剁得震天响，嘴里的话顺着刀锋飞出来：“穿得那么鲜亮，给谁看？”隔壁桌喝烧酒的男人接话：“年糕嘛，软，谁都能咬一口。”说完集体哄笑，笑声像一口黏锅，把美淑整个人糊在里头。她低头揉面，面团越揉越硬，指节发白，眼泪砸进去，和面粉混在一起，谁也看不出来。
里长第四次来“谈拆迁”那天，带了个穿西装的小伙子，说是城里来的开发商。话讲得很圆：老街要改造，她的铺子挡了风水，补偿款“看着给”。美淑说想考虑，里长把茶杯一磕，瓷盖脆响：“你一个寡妇，拿那么多钱防身，不怕招贼？”说完眼睛往她胸口溜。那天夜里，卷帘门被撬开，面粉撒了一地，案板上用辣酱画了一只巨大的手掌。她报警，派出所记录完让她“等消息”，转身却听见民警小声嘟囔：“寡妇事儿多。”
真正把她推下悬崖的是隔壁中学的校工。老头六十多岁，平时来买年糕会多塞一张千元钞，美淑以为那是善意。直到某天他提前关门，把她堵在厨房后头，嘴里喷着烧酒味：“你男人走了，你也苦，我心疼你。”挣扎中蒸锅被打翻，滚水溅在她小腿上，肉立刻红了。老头见势不对，骂骂咧咧走开，临出门还回头啐一口：“装什么烈女，全镇都知道你什么货色。”
她去找女校长，校门口保安拦着不让进；去妇联，办公人员递给她一张防狼喷雾宣传单，说“注意自我保护”。夜里回到店里，卷帘门又被划了新口子，这次旁边多了一行字：人人都能上的年糕。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却让她浑身发冷。那一刻她忽然明白，这条街不是她的战场，是她的刑场。
冬至那天，她蒸了最后五屉年糕，在馅里包了整整一瓶医用酒精。傍晚，里长、开发商、校工、鱼摊大婶的丈夫，像往常一样晃进来，嘴里说着下流话，手里捏着零钱。她拉下卷帘门，从里面反锁，把蒸屉掀翻，酒精遇火星，“轰”一声，火舌顺着天花板窜，像一条脱缰的橘红巨蟒。尖叫声、砸门声、肉被烤焦的滋啦声，混着糯米甜腻的香气，一起冲出烟囱，飘在小镇上空，久久不散。
火被扑灭时，店铺已成黑骨架。警察在废墟里找到一只烧焦的女式棉鞋，没人确认是不是美淑的。有人说她早就坐长途车去了首尔，也有人说在仁川码头见过她，头发剪得极短，正在搬一箱箱泡面。老街改造最终搁浅，开发商撤资，里长调任别的镇。鱼摊大婶再提起她，只嘟囔一句：“那寡妇命硬，克人。”说完把剁刀狠狠砍进砧板，像要把那句话钉死。
年糕店旧址后来改成便利店，卖速食饭团。偶尔有夜班工人来买烟，会指着焦黑的墙角说：“听说这儿以前卖手工年糕，糯得弹牙。”收银员低头刷条码，懒得接话。大火带走的不止几个流氓，还有整条街假装看不见的默契。如今没人再提“人人都能上”，但“年糕”两个字，在镇上的方言里，成了骂人最狠的俚语——软，便宜，谁都能踩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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