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奴十二年》
一群人被贩奴船运到伯比斯，身体被医生粗略检查，身上被烙上买主的姓名缩写，然后被送往种植园。
他们失去了名字，失去了家人，失去了语言，失去了过去和未来的一切坐标。唯一剩下的，是身体——而身体也将被用来替别人赚钱，直到耗尽为止。
奴隶制的本质，不是“艰苦的劳动”，而是“存在的抹除”。你不再是某人的儿子、某人的父亲、某人的朋友。你只是一件会说话的财产，在账本上占有微不足道的一行。
有的人选择“适应”：他们学习殖民者的语言，成为奴隶监工，获得额外的口粮和微薄的特权；有的人选择“躲避”：他们在夜里种自己的粮食，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为自己争取的一点点自主空间；有的人选择“逃跑”：他们逃进丛林，结局是饥饿、疾病、内讧、追捕和砍头示众。
这些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它们只是人在绝境中，用尽所有力气维持“人”的尊严的方式。
1763年，转折点到来。5000名奴隶突然起义，占领种植园。奴隶们在给荷兰总督的信中说得很简单：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
“应得的”——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宣言。一堆财产，居然认为自己“应得”什么东西。
黑奴从来不是被动的、等待废奴主义者来解放的。他们有名字，有挣扎，有选择。他们曾经是“财产”，但始终是“人”。当身为人最基本的尊严被夺走时，他们选择用起义拿回自己不被承认的权利。而铭记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看见他们的境遇——看见那些被剥夺、被物化、被抹去的生命，如何拒绝被定义，如何夺回自己的名字。
M译丛最新作品，玛若琳·卡尔斯的《血流成河：18世纪南美奴隶起义与自由纪事》让那些被掩埋的声音，说出它们想说的、以及不想说的东西。本书斩获坎迪尔历史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奖等历史学重磅奖项，并被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作者让我们直接坐在黑奴身边，听他们讨论何为自由，何为国家，何为“人”的生活。
形成劳动营
在西非海岸上，一名年轻男子被迫与其他 300 余名俘虏一起登上新建的荷兰奴隶护卫舰“玛格达莱娜·玛丽亚号”。我们不知道他的父母给他取的名字，他是如何落入荷兰人之手的，也不清楚他在几内亚海岸沿线何处登船。兴许像大多数西非奴隶一样，他是一名战俘。兴许他是为了偿还家庭债务而被卖掉，或者遭到土匪绑架。很有可能在到达海岸之前，他就在枪口下被迫行进了数百英里。为了横渡大西洋，他和他的俘虏同伴被关在甲板下一个过度拥挤的浅舱里，继续他们被迫远离家人、祖先、村庄和田野的旅程——他们的生活被折磨人的中央航道永远分割开来。
303 人踏上这趟前往伯比斯河的旅程，而此地是荷兰在南美洲北部的殖民地，现在被称作圭亚那共和国。24 名男人、女人和孩子未能活着抵达伯比斯。尽管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是它还远远低于荷兰奴隶贸易 13% 的总体死亡率。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开始视彼此为亲人。这名憔悴的年轻非洲人和他的俘虏同伴于 1762 年 1 月抵达伯比斯。
在伯比斯，这名来自非洲的年轻俘虏再次面临分离，而这次是与船上新认识的兄弟姐妹分离。医生对他进行了粗略的检查，然后他就被归类从事某项工作，没有受到拍卖会的羞辱。伯比斯的种植园主通常会为了非洲俘虏预签合约，否则很少有贩奴船会造访这个小殖民地。这名奴隶是通过抽签指定的。俘虏身上印有买主姓名的首字母。
劳伦斯· 昆克勒是一名殖民地议员、民兵上尉，也是“好地好运”种植园的所有者。昆克勒的种植园坐落在这条蜿蜒的河流上游划桨几天可及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的几点出发的。伯比斯河每天涨潮两次，逆潮划船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所以船只能顺潮而上。潮水每天上涨一个小时，航行者可能需要在半夜行进。河流本来是平静的，直到 370 英里以外的地方才有急流。划桨的多名男子背部闪闪发光，用歌声保持着节奏，这名俘虏有没有试着与他们交流呢？
在距离海岸大约 34 英里的地方， 船经过了黎明种植园，那里有绿色的甘蔗田，这是 11 座“ 公司种植园 ”中的第一座，由伯比斯公司所有，沿着河流伸展开来。翌年殖民地发生起义期间，总督范·胡根海姆将在黎明种植园设立大本营。这时，河岸地势逐渐升高，偶尔隆起小山丘。航行至距海岸 60 英里处，一船人经过了拿骚要塞和小村庄新阿姆斯特丹。政府所在地由不到 30 间木屋、棚屋和作坊组成。再向上游航行 30 英里，船经过了两条较大溪流中的第一条，西岸的维鲁尼溪；再向上 13 英里，经过东岸的另一条较大溪流维基溪。这些溪流以其土著名字而闻名，一直延伸到腹地。再往上游一点，就到了这名年轻男子漫长旅途的终点，他的新囚禁地，这是一个距离大西洋 115 英里、离家 4000 英里的劳动营。
《为奴十二年》
在好地好运种植园，他加入了一个由另外 28 名非洲奴隶和 4 名美洲印第安奴隶组成的社群。他的新主人叫他“科菲”，要么是指让伯比斯种植园主变得富有的头号作物：咖啡（伯比斯几乎每一座种植园都监禁了至少一位名叫科菲的男性）；要么是西非常用名“Kofi”的荷兰语版本。被监禁在昆克勒的种植园之后，科菲就得培养适应能力、鼓起勇气，重新开始他的生活了。与家人和朋友隔绝，他别无选择，只能重塑自己，建立新的关系，学习如何在荷兰奴隶制的残酷中生存下来。
大多数奴隶出生在非洲，他们缺乏家庭关系和殖民地语言技能，而且仍在消化他们在中央航道受到的创伤。就像在大多数加勒比海岛屿上一样，在狂野海岸，高死亡率和低生育率要求不断输入新的奴隶。在 18 世纪中叶的苏里南，只有四分之一的奴隶人口是克里奥尔人——也就是说出生在殖民地。没有伯比斯人的数据，不过人口统计数据可能是相似的。而在 18 世纪的北美移民殖民地，奴隶人口的增加一部分是源于新俘虏，但也源于自然增长，因为性别比例趋于平衡，而且克里奥尔妇女生下的孩子要多于第一代奴隶生下的孩子。
伯比斯的边远条件为奴隶提供了一些喘息之机。由于彼众我寡、组织混乱，荷兰人不怎么强迫自己的奴隶接受宗教教导。这些非洲人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音乐和舞蹈以及语言。总的来说，在被强行运往新大陆的 1250 万俘虏中，荷兰人拥有的份额略高于 50 万。由于档案不完整，我们难以知晓在起义开始之前有多少人被带到伯比斯，但是总数肯定远远超过当时该殖民地实际容纳的奴隶人数。
伯比斯的奴隶每周六天、每天十个小时在阳光下辛辛苦苦工作，只在圣诞节休息几天。在收获期或执行赶时间的任务时，工作时间一直持续到夜晚，在用潮汐磨坊研磨糖料的情况下，工作时间可能包括整晚。大多数人种植出口作物，这种工作要忍受高温、体力消耗大，而且往往很危险。男人和一些女人砍伐树木，挖沟渠分隔田地、排放雨水，并修建道路。男人和女人都清理灌木丛和矮树丛，准备种植的田地并照料庄稼。完成劳动密集型收割后，作物需要进一步加工才能运往荷兰。有几个人在主屋当箍桶匠、木匠、厨子或仆人。其他人种植粮食，主要是香蕉和木薯，以养活种植园里的人。儿童、青少年和老人也得工作，但任务较轻。劳动条件很艰苦。任何时候都有六分之一的成年人因疾病、受伤或永久残疾而无法工作。
《为奴十二年》
狂野海岸的种植园主为奴隶工人提供了小菜园，这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种常见安排，能为种植园主节省必要的食物成本。因此，除了长时间从事无薪劳动帮奴隶主发家致富外，奴隶们还得为养活自己做额外的工作。在夜晚和礼拜日，他们会在小块土地上种植香蕉和大蕉，木薯、芋头和红薯等块根作物，秋葵、南瓜、花生，以及用于宗教仪式和制药的植物。
对奴隶来说，这些小块土地代表的不只是更艰苦的劳动。这些地块远离主屋，甚至位于热带稀树草原深处，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上不被监视的自由，带来更多样的饮食，滋养了精神生活。来自西非的种子，藏在俘虏身上或是从西非购买的贩奴船物资中横渡大西洋，进入狂野海岸的小块土地。大米、秋葵和芝麻让人们可以像在老家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养活自己。菜园的存在令奴隶（其中许多人是非洲农民）能在彼此之间，或与附近的殖民者、美洲印第安人和士兵做买卖、以物易物，交易的物品包括香蕉和花生，鸡、鸭、野味、鱼和柴火，以及他们从种植园偷来的东西。
因此，尽管存在严重的剥削、残酷的暴力和高死亡率，奴隶还是构筑了自己的生活。这些中央航道的幸存者尽最大努力应对被从故土掳走的痛苦和困惑。他们创造性地让旧世界的确定性和习俗与新世界的经历相适应，形成了灵活的离散文化。他们学习了当地的克里奥尔语，即伯比斯荷兰语。非洲人和克里奥尔人在自己的种植园及其周围建立了家庭和社群。他们像各个地方被剥削的人一样，顺应、操纵和抵制他们的工头、监工和奴隶主。虽然发生过几次仅限于一两座种植园的小型起义，但是大多数人不认为集体武装抵抗是可行的。
18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随着疾病缩短了生命，饥饿加剧，种植园主虐待的行为愈发恶劣，一些人开始重新考虑起来。
尘封200余年，900页奴隶亲述初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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