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广东打工那趟绿皮火车上，周晴靠着我睡了一夜，下车人一散，她人没了，我兜里那五百块也跟着没了，只剩一张她的照片和一串号码。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事儿会把我往广州更热、更乱的地方推一把，推到医院走廊里那股消毒水味儿里去。
2000年夏天，天像一口大蒸锅，空气黏得能拉丝。我叫李杰，二十出头，刚把高考那点念想摔得稀碎。榜上没我名儿，村里人说两句“可惜”，转身就忙自家的麦子去。我爹没说什么狠话，就闷着头抽烟，烟一圈一圈打在屋梁上，像给家里贴了一层灰色的网。
第二天一早，他把一个布包塞我手里，布包角都磨毛了，里面是五百块，村里东挪西借凑的。他说去广东吧，厂子多，饿不死。那语气不像劝人去闯荡，倒像把人往河里推，推之前还拍拍你肩：“会游就活，不会就认。”
我就上了火车。
绿皮车厢那味儿，你要真闻过一次，这辈子都能记住。汗馊味、脚臭味、方便面调料包那股冲鼻子的香精味，再加上劣质烟草辣嗓子的味儿，搅在一块儿，闷得人脑门发胀。硬座的皮子被无数屁股捂过，摸上去粘手，我一坐下就觉得裤子都要跟座椅长在一块儿。
我把那五百块从外衣兜里掏出来，塞进贴身衬衣的内兜，还用手掌压了压，像给自己按了个心安的印章。那叠钱硬邦邦的轮廓隔着布都硌得慌，可我就喜欢它硌着——硌着才像真的。
车厢里吵得要命。打牌的甩牌声跟骂娘声掺一块儿，孩子哭得尖，男人笑得粗，像一锅开了花的粥。窗外一开始还是熟悉的田和树，后来越跑越陌生，心里那点怯也跟着被颠出来，忽大忽小。
我旁边靠窗的座位起初空着。车走了一个多钟头，一个姑娘才挤过来。她身形很薄，像一张晒干的纸，肩膀一缩就只剩个影儿。她手里拎着个旧布包，洗得发白，拉链坏了，用绳子绕了两圈系着。她坐下不说话，眼睛盯着窗外，像在盯一条看不见的路。
我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疲惫”写在脸上，只觉得她白得过分，嘴唇没什么颜色，像饿了很久。她不抬头，连对面有人大声讲笑话，她都没笑一下。
到了饭点，味儿更凶。有人撕泡面袋子，塑料一响，全车厢都跟着馋。我从包里拿出两个馒头和咸菜，又狠心花两块钱买了桶面。开水一冲，热气“呼”地往上冒，我一口吸溜下去，像给胃里点了火，整个人才算活过来。
她也吃，摸出一个馒头，硬得像石头，小口小口啃，啃得很慢，像怕啃完了就没得撑。她喝水也省，水壶里是凉的，一口下去，她皱了下眉，又把眉头压回去，好像连皱眉都嫌浪费力气。
我看着她那副样子，心里别扭，又说不上为什么。面汤还剩点，我把搪瓷茶缸往她那边推了推。
“倒点热水吧，暖和。”
她像被谁戳了一下，肩膀一颤，扭头看我。那双眼睛大，是大，可没什么光，像雾里两口井。她看了看茶缸，又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半天才挤出一句：“谢谢。”
声音哑得厉害。
后来一路都没怎么说话。夜里灯暗下来，车厢慢慢安静，只剩呼噜声和铁轨“咣当咣当”的节奏，像有人拿锤子在你脑子里敲。第一次出远门，我明明累，偏偏睡不踏实，心里又怕又兴奋，像怀里揣了只乱蹦的兔子。
不知什么时候，肩上一沉。
我整个人一下僵住，像有人从背后拿钉子钉住我。她的头靠在我肩上，轻得出奇，偏偏那点重量又把我压得不敢动。她呼吸很浅，喷在我脖子上，细细痒痒。我想把她扶起来，可手抬到半空又停住——不是我多高尚，就是那一刻突然觉得，她好像很久没这么安稳地睡过。
她头发有点潮，混着那种最便宜洗发水的味道，淡淡的，竟然不难闻。车厢里各种味儿都臭，她这点味儿反而像一股小风，钻进我鼻子里，让人莫名心软。
我就这么僵着，一夜没怎么换姿势。右半边身子麻得发胀，像有蚂蚁从肩头爬到指尖。我想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广东是不是到处都是厂？我能不能找到活？会不会被人骗？也想过她，想她这么瘦去厂里能干什么，想她眼睛里那层雾从哪儿来的。
天边发白的时候，广播响了，嚷着快到广州。车厢像被掀锅盖，瞬间沸腾。她也醒了，猛地坐直，像做了噩梦。她发现自己靠着我，脸一下红了，红得很突然，连耳朵尖都红。
“对不起……我……我睡着了。”
她说得结巴，眼睛不敢看我。
我揉揉发麻的肩，装得挺轻松：“没事，谁还不困。”
她低头把布包抱紧，手指用力，指节都泛白。火车进站那一下，人群往门口涌，我被挤得差点站不稳。等我回过神想跟她说句“到了别走丢”，座位旁边已经空了。她像一粒小石子，被人潮一脚踢进水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
我拎着包跟着人流往外走，心里还在想那句“谢谢”。结果刚出站，热浪一拍脸，我伸手去摸衬衣内兜，手指碰到的不是钱，是空。
那一下，我脑子像被人用棍子敲了一记。
我不死心，把扣子扯开，把内兜翻得彻底，外衣兜、裤兜、包里夹层全搜一遍，越搜越慌。五百块没了，干干净净没了。我站在广州站外那片人山人海里，感觉自己像被扒光了扔在太阳底下，脸烫，手脚却冰凉。
第一反应就是她。
周晴。
那一夜她靠在我肩上，我僵着不动，怕吵醒她，她就有了足够的时间下手。她那么瘦，手肯定灵活。我这个乡下小子，没见过什么世面，衬衣里揣钱这种土办法，在她眼里可能就跟写着“来拿”一样。
我气得牙根发酸，恨不得追进人堆里把她揪出来。可人海茫茫，广州站的广场像一口大锅，什么人都往里倒，你上哪儿捞她？
我蹲在台阶边，太阳晒得我头皮发紧。脑子里翻来覆去是家里那口锅和我娘的叮嘱：出门在外，钱要护好。护好个屁。五百块，那是我爹低着头挨了多少白眼才借来的钱，是我南下唯一的底气。
正想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手在空口袋里乱摸，指尖忽然碰到两个东西：一张薄薄的纸，还有一个小金属牌。
我掏出来，愣住。
是一张一寸照片。照片上周晴扎着两条辫子，穿着白衬衫，笑得特别亮，牙齿白得晃眼。跟火车上那个没精神、像随时要倒下的姑娘完全不是一个人。照片背面写着一串数字，字很秀气，像小学生写作业那种认真劲儿。金属牌上也刻着同样的数字。
我盯着那串号码看半天才反应过来：寻呼机号码。
我当时就懵了。你要真想跑，跑得越干净越好，干嘛还给我留照片留号码？这不像逃，倒像往你手里塞了一根绳子，告诉你“你要追就来追”。
我心里那股恨一下子拧成了结：这算什么？挑衅？还是她脑子坏了？我攥着照片，照片边角被汗浸得软塌塌的，我站起来，胸口像压了块砖：不管怎样，我得找到她，起码得问明白。
可现实很快给了我一巴掌：我身上没钱。
广州这地方，灯多得像星星掉下来，可没有一盏是免费的。第一晚我想在快餐店里趴一会儿，保安像赶苍蝇一样把我推出来。后来我去公园长椅，蚊子围着我开会，咬得我腿上全是包。那种又痒又热的感觉，让人烦得想骂街，可你又不知道该骂谁。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劳务市场。那地方挤得像一块发霉的馍，黑压压全是人，汗味跟尘土味混一起。工头开着小货车过来，站在车厢上挑人，像挑萝卜。
“扛水泥的来几个！一天三十，管一顿！”
我手举得最快。管不管饭都行，我只想今天能活下去。那天我扛水泥从一楼到五楼，肩膀被袋口磨破皮，火辣辣的疼。傍晚领到三十块钱，我捏着那几张票子，手都在抖，心里却松了一口气：我至少还能站着。
晚上我去录像厅混了一夜，五块钱一通宵，椅子硬，空气臭，但能遮风挡雨。身边一排排打工仔横七竖八躺着，鼾声跟放炮似的。我把周晴那张照片拿出来看了又看，照片里的笑太亮，亮得让我心里发堵。你说她真是坏人吧，这笑又不像装的；你说她是好人吧，我的钱确实没了。
我咬着牙干了几天零活，搬砖、卸货、发传单，什么都干。手上起泡，泡破了结痂，又起新的。等我攒出一点余钱，就去找公用电话亭。那时候我没手机，寻呼台还是挺时髦的玩意儿。
我拨了寻呼台，报出那串号码。接线员声音很职业：“留言内容？”
我喉咙干得发疼，说：“我是火车上坐你旁边的人，我叫李杰。我的钱不见了。看到留言请回这个电话。”我把小卖部电话报过去，挂断后就站在电话亭旁边等，像个傻子。
等了很久，久到小卖部老板看我都像看一块挡路的石头。电话终于响了，我扑过去接起，心跳得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喂？哪个找周晴？”电话那头是个男人，嗓门粗，语气冲。
我愣了一下，赶紧说我有事找她。
男人冷笑了一声：“找她要钱的吧？又一个？她弟弟做手术差钱，她能借的都借遍了，能骗的……估计也骗了。人不在我这儿，你别再打了！”
话说完，“啪”一声挂了。
我拿着话筒，听着忙音，像被人用水泥把脚灌住。那句“能骗的都骗了”在我脑子里反复回响，刺得我耳膜疼。原来我不是特别的那个，我只是众多倒霉蛋之一。那一瞬间，羞耻感比愤怒更狠，像有人当众扇你一巴掌。
我走出小卖部，太阳仍旧毒，街上仍旧吵，可我像在一层玻璃罩子里，什么声音都隔着一层。我捏着照片，恨不得撕了扔进垃圾桶，可手抬到半空又停住——“弟弟做手术”这几个字压在我手腕上，让我怎么也甩不开。
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是傻到没底线的人。可我突然想知道，那男人说的到底真假。因为如果是真的，我再骂她是贼，心里也会硌得慌；如果是假的，那就更简单，我就当自己交学费，以后见谁都留个心眼。
我回到电话亭，再次呼叫她。这次我没提钱，只留了一句：“你弟弟在哪家医院？”
第二天我干完活，又去等电话。没等多久，小卖部老板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
就这几个字，没有解释，没有道歉，干脆得像在我心里砸下一颗钉子。她给了地址，说明她没躲。她要么是真的没办法，要么就是胆子大到离谱。
我揣着纸条上公交，车里挤得人贴人，我被汗味熏得头晕，手却一直攥着那张纸，攥得皱巴巴。车窗外的街景飞快往后退，霓虹广告、骑摩托的人、路边摊的油烟味，一切都让我觉得陌生又真实。广州不再是“去打工的地方”，它突然变成一座会吃人的城，而我正往它更深的肚子里走。
市一医院比我想象的大，走廊长得像没有尽头。消毒水味道很冲，冲得人喉咙发紧。候诊的人坐满了长椅，有人抱着孩子哭，有人蹲在地上抽烟，护士推着车子来回穿，轮子声在地砖上“哗啦哗啦”响。
我按着科室找过去，越走越心慌。不是怕见到她，是怕见到的东西跟我想的不一样。走廊尽头一间多人病房门口，我先看到病床上一个小男孩，头上缠着纱布，脸蜡黄，输液管挂着，眼睛半睁半闭。那孩子太小了，小得让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把怒气往哪儿放。
我正站在门口发愣，旁边角落里有人蹲着。那背影一眼就认得出来——太瘦了，像一根被太阳晒干的芦苇。
周晴。
她蹲在墙边，手里拿着个馒头，就着军用水壶小口咬。她头发乱，扎得随便，衣服还是那件旧的，肩线都塌了。比火车上还憔悴，像几天没合眼。她咬馒头的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又像馒头是她最后一点可以掌控的东西。
我走过去，脚步声在走廊里很清楚。她听见了，回头那一下，眼睛先是空了一秒，接着像被什么砸中，整个人一抖。馒头从手里掉下去，“啪嗒”落地，她慌忙站起来，脸白得吓人。
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眼里全是惊恐和羞愧，像被当场抓住的小偷——她确实是。
我站在她面前，本来憋了一肚子话，想问她怎么下得去手，想问她把我当什么。可我一抬眼看见她通红的眼眶，又瞥见病房里那孩子，喉咙像被堵住，半天只挤出一句：
“钱……够了吗？”
这句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愣了一下。我明明是来要说法的，怎么成了问她够不够。
周晴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掉得很凶，却不敢哭出声。她用手背胡乱擦，越擦越多，肩膀抖得厉害。她蹲下去想捡馒头，手抖得捡不起来，最后干脆跪坐在地上，像整个人撑不住了。
她断断续续把事讲了出来：弟弟周阳在老家摔了头，县城治不了，逼着转来广州。家里凑了两千块，以为够，到了这儿才知道连押金都不够。她跑去借，借不到，夜里在医院走廊睡，白天想找活，医院又不敢离人。那天在火车上看见我内兜鼓，脑子一热就伸了手。她说她原本只想拿两百，想留我一条活路，可摸到钱的时候手一抖，就把整包带走了。
“我知道我不是人……”她哑着嗓子说，哭得喘不上气，“我留照片留号码……我不是想挑衅你。我是……我怕我真的变成坏人了。我想着……等我弟弟撑过去，我就去挣钱，我一定还你，我发誓。”
她说“发誓”那两个字的时候，眼神很狠，不是对我狠，是对她自己狠，像逼着自己别倒下。
我听完，胸口那团火并没有一下子灭掉，它只是变了味，像火里掺了湿柴，烧得又闷又呛。五百块对我来说是命，对她来说也是命。可我又能怎么办？把她拖去派出所？让警察把她抓走，那个叫周阳的孩子谁守？我不是没恨，我恨得牙疼，可我也做不到那样。
我把口袋里这几天攒下的零钱全掏出来，皱巴巴的，带着汗味，塞到她手里。其实没多少，顶多几十块，可那是我从肩膀和手掌里磨出来的。
“先给你弟买点有营养的。”我说，“别老啃馒头。”
周晴像被烫到似的，手往回缩，又缩不回去。她抬头看我，眼泪把睫毛粘成一束一束的，声音抖得不成样：“李杰……我还不起……我真的还不起……”
“先活下去再说。”我硬邦邦回她一句，话说得像在跟自己较劲，“钱的事以后再算。”
她攥着那几张钱，攥得指节发白，点了点头，点得特别用力，像怕一松劲就会散架。
那天我们就在走廊里站着，谁也没再说什么。窗外的光斜斜照进来，照在地砖上，亮一块暗一块。医院里人来人往，推车声、脚步声、低声哭泣声混在一起，可我站在那儿，突然不觉得广州那么吓人了。
我不是一下子变成什么好人，也不是原谅了她。我只是看见了一个事实：在这座城市里，我们这种人，摔一跤就可能摔到底，想爬起来得靠牙咬着。她咬的是良心，我咬的是那点不甘心。说到底，谁都不比谁高贵多少。
我后来在工地继续扛水泥，晚上就往医院跑一趟，带点水果或者稀饭，能带什么带什么。周晴也不总跟我说话，她忙着跑窗口、找医生、算账，像个被拧紧的陀螺，一停就会散。偶尔她会在走廊尽头偷偷抹眼泪，抹完又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去病房。她不爱求谁，连“谢谢”都说得很轻，像怕欠多了还不上。
周阳的手术做得不算顺利，反复发烧，几次把人吓得腿软。周晴在手术室门口坐着，背贴着墙，眼睛直勾勾盯着那盏红灯，手指抠墙皮抠得满是灰。我坐她旁边，想说两句安慰的，嘴笨，怎么说都像废话，最后只把自己的水壶递过去。她喝了一口，喉咙哽着，没哭出声，只把头偏到一边。
后来她跟我说，她最怕的不是没钱，是怕周阳醒不过来。钱没了还能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平，平得让人心里发凉。
我也跟她说过我的家：我爹那股倔劲儿，我娘做饭总舍不得放油，村口那棵老槐树夏天能遮半条路。她听着，会露出一点点笑，可那笑很短，像火星一闪就灭。她更多时候是在算——算还差多少，算明天能不能凑出药费，算自己还能撑几天。
有一次半夜，医院走廊灯光惨白，我从工地赶过去，看到周晴抱着膝盖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头一点一点的，像快栽下去。我站那儿没叫醒她，怕她醒来又得硬撑。那一瞬间，我脑子里突然闪回火车上那一夜：她靠着我睡得沉，像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我忽然明白了，她那天不是把我当枕头，是把我当救命稻草。只是她抓的方式太狠，把我也抓得差点窒息。
等她醒了，看到我站着，有点慌，像怕我后悔，怕我突然翻脸。她立刻说要去给我借钱，还说能去厂里上夜班。我听得烦，摆摆手让她别折腾：“你弟还吊着针呢，你跑什么跑。”
她咬着嘴唇，眼圈又红了，但硬是把眼泪忍回去，只说：“李杰，我这辈子不会忘。”
我其实不爱听这种话，太沉，像往你肩上放石头。我就说：“别忘不忘的，先把孩子救下来。”
那段时间，我在广州像过了两层日子：白天是工地上灰头土脸的李杰，晚上是医院走廊里坐在长椅上的李杰。工友笑我多管闲事，说我傻，说那姑娘就是贼，骗你一次还能骗第二次。我听着也会心虚，夜里躺在录像厅椅子上想：我是不是被她那张可怜样儿骗了？可第二天去医院，看见周阳那张蜡黄的小脸，看见周晴把一张张缴费单捋得整整齐齐像捋命根子，我又觉得，就算我是傻，也傻得明白。
我从没跟周晴说过“我原谅你了”。因为那五百块，它不是一张纸那么简单，它是我父母一家的脸面，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的信任，是我到广州的第一跤。它扎在我心里，拔出来会疼，留着也会疼。
但我也没再把她当成“贼”两个字那么简单的人。她是周晴，一个把自己逼到墙角、咬牙也要把弟弟从鬼门关拽回来的姐姐。她做错了，错得很彻底，可她的错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活命。这个区别不是什么道德优越感，它只是让我在骂她的时候，骂不出口。
后来周阳情况慢慢稳住，能睁眼、能喝点稀粥，周晴第一次在病床边笑出了声。那笑跟照片里不一样，不是明亮的，是疲惫的，可它是真的。她笑着笑着就哭，说“他活着”。我站在门口，突然觉得胸口那团闷火松动了一点，像有人把窗户开了条缝。
那天回去路上，广州的夜风还是热的，吹在脸上也不凉快，可我心里竟然踏实了一点。我不知道以后周晴怎么还我钱，不知道我在广州能不能站稳脚，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因为那五百块再翻一次脸。
我只知道，自己从那趟绿皮火车开始的狼狈，不再只是一个“被偷钱的笑话”。它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像在这座陌生城市里，突然抓到了一根线，线那头不是希望那么玄乎的词儿，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一条还在喘气的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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